1930年7月，洪湖上一片枪响不止，红军鏖战不停。

指挥部里，贺龙面对战况的焦灼，不停踱步，又习惯性地拿出烟斗准备吸一口。

这次不妙，烟叶没了！

这会上上下下忙个不停，哪里去买烟，只能干叼着烟斗继续指挥作战。

抽过烟的应该都知道，烟瘾犯了，是很难受的。

作战结束后，贺龙马不停蹄地赶往烟丝铺。

拿到了烟，美美地抽了几口。

他突然发现当时苏区竟然没有自己烟。

于是，他就建议烟丝铺小老板:“我说老板，你为何不试着做一些纸烟出来呢？”

一、“红军”牌

贺龙将军都已经提出要求了，当时的阳县苏维埃政府合作社管理局把制作烟草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问题是，他们自己不会制作香烟。

为了满足贺龙同志抽上苏区烟的要求，最后他们在峰口街上找来了七户烟丝铺，组成了“红星香烟生产合作社”。

就这样，苏区第一家专门生产20支一包的手工卷烟诞生了。

至于这个烟的名字叫什么？

当时很多人都同意把这烟叫“红军香烟”，同时还用红笔在包装盒上书写了“红军香烟”四个字。

卷烟生产出来后，生产合作社第一时间把香烟送去慰问红二军团将士。

贺龙收到香烟，试了一下，非常高兴地对工作人员连连道好，再也不怕没烟抽了。

为了表彰合作社，贺龙还专门安排给红星生产合作社送上了一面锦旗。

上面有贺龙亲笔手书的“赤区第一香烟”几个大字。

不过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红军”牌的烟标和锦旗最后都没能保存下来。

其实，对于苏区搞烟厂这事，当时党内领导人都是比较赞同的，在1923年毛泽东就曾在《向导》周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纸烟税”的文章。

后来，我党建立了革命区后，发展革命根据地的烟草业就成了很多苏区优先考虑的一个问题。

主要是因为烟草业除了能够满足苏区的军需民用外，做大后还可以为之征税，这样就可以增加苏区的财政收入，但执行时实际面临的问题相当大，主要是因为苏区基本都不具备工业制造能力，也一直没有专门制造香烟的机器。

当时中央苏区造烟，也只能用比较传统的条丝烟来制造。更致命的是国民党对苏区进行封锁、围剿，连传统的烟叶种植和生产都受到了严重破坏，因此解决军需民用的用烟需求难上加难。

无奈之下，当时的苏维埃政府除了号召恢复烟丝生产等传统的手工业之外，还得一步一步继续摸索，引导手工业者们走合作化路线。

1933年8月，根据少有的资料显示，当时中央工农政府在瑞金召开的“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就做出了“苏区恢复烟丝加工”的决定。

指示下来后，苏区的纸烟厂很快开始在瑞金成立并运转起来，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号召下，那些在苏区从事刨烟的手工业工人们开始联合起来并相继成立了各色各样的烟草互助合作社。

由于苏区的刨烟一直是传统，工人众多，因此在政策的支持下烟草生产合作社也开始大量冒出，当时在龙岩、永定和上杭等都有这种烟草小组织。

据统计，当时仅闽西苏区一带就有数千人合作社的工人从事造纸、刨烟工作。

如此一来苏区不仅恢复了烟丝加工这个产业，甚至还在瑞金成立了一家纸烟厂，开始生产自己的卷烟。

合作社的模式使苏区的烟草业不断壮大，最后不仅能满足苏区内的供给，甚至还输到了其他国统地区。

另一方面，苏区也在烟草行业兴盛之后通过对烟草征收统一的累进税获取进项，然后利用这些进项来支援根据地的建设。

不过，后来红军被迫长征，当时关于纸烟的很多资料都严重缺失，所以当时瑞金所投建的纸烟厂厂名叫什么、如何生产，又生产了什么牌号的纸烟，目前都尚没有佐证，但确实已经开始生产纸烟。

红军在长征结束到达延安之后，纸烟的生产又一次被提上了日程。

红军在延安站稳脚跟后，开始了大生产运动，开始利用苏区经验兴办了几家小烟厂，其中最出名的就要数“裕丰烟厂”。

后来胡宗南围剿延安，这个厂在转移的时候把工厂设备都驮在了马背上全部转移到了河北。到达河北后，他们立刻就投产了一个名叫“反攻”的品牌香烟。

不过可能局限于条件原因，这个品牌的烟标纸质粗糙，设计也非常奇特，虽然上面也和其他香烟一样印有厂名，标名和20支装字样，但那个布局和大家通常见到的烟标有着十分巨大的差距。可能是根据地比较闭塞，设计人员估计是不抽烟的或者没有接触过正规烟标自行而想象出来的。

大烟厂的崛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各八路军根据地也根据自己的情况开始自行生产香烟，在这种背景下，知名烟厂也开始了自己的崛起之路。

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新四军二师师长张云逸在战斗间隙突然发现，有一些战士休息时会刻意寻找别人丢在地上的烟蒂，目的就是吸别人的“烟屁股”。

见此情形，张云逸深感不安，他认为势必要有属于自己的大型烟草生产厂家。

他了解到新四军的卷烟供应十分紧张后，遂指令有关部门开始筹建烟厂生产卷烟供应部队，以保证士兵们不再跑到街上去捡别人的烟屁股抽。

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当时的陕甘宁、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边区都存在。

大家都在不谋而合地解决这个问题，在大家的努力下，根据地的卷烟生产慢慢开始发展了起来。

这里以陕甘宁边区为例，他们的卷烟生产萌芽在1943年，当时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已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给发展烟草工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43年11月24日，陕甘宁边区的第一家国营纸烟厂——“西北纸烟厂”在延安的新市场正式成立。

不仅如此，在国营企业开工的同时，还有数十家私人卷烟厂和作坊也开始投入生产。

经过了长足的发展之后，1944年陕甘宁边区的卷烟厂就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地遍地开花发展了起来。

中央党校出资出力建造的“丰裕卷烟厂”；

三边分区教导二旅政治部则开办了“庆丰卷烟厂”；

关中分区成立了“大泉卷烟厂”；

就连延安自己也成立了“华丰卷烟厂”、“丰足卷烟厂”等等。

根据统计，当时边区直属的卷烟厂一共有7个，职工共计有一百五十多人，已经能在边区完全实现了自给自足。

就此《解放日报》更是在1945年1月4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边区财政经济新面貌中”详细阐述了纸烟工厂，作坊的生产状况。

根据文中介绍，仅在陇东地区合水县板桥就有近六十家烟草作坊。“而关中分区也已经发展到了二十多家，延安则发展到四十家，陕甘宁边区烟厂总数达到了两百多家。

当时，卷烟厂多，生产的品牌也很多。比如，西北卷烟厂比较知名的品牌有“曙光”，“光明”等品牌香烟，而华丰纸烟厂则有“黎明”、“战马”等品牌香烟。

行业翘楚

任何行业都有比较冒尖的品牌，香烟自然也不例外。

青州卷烟厂的前身叫做利华烟草公司，而这个利华烟草公司则是由利华、新群、进步三家解放区烟厂于1948年2月合并过来的，能被挑选出来并合并成一家大烟厂也证明了这三家烟厂的历史非比寻常。

利华烟厂之前叫做大鸡烟厂，是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侦察工作组在1942年秋天自筹资金建设的。一开始这家烟厂压根就不像一个“厂”的样子，甚至连小作坊都称不上。

大鸡烟厂旧址

因为一开始拢共也就只有4名职工，他们用木盒来卷烟，产品更是只有区区“鸡”牌一类，而且他们办厂的目的并不是给士兵们供应香烟，而是想以销售卷烟为掩护前往敌占区搜集有用的军事情报。

不过到了1943年春后，情况就开始发生了改变。

当时的山东军区后勤部为了更加利于让侦查员们到敌占区侦查，装得更加像“烟贩子”。

于是就接手了这个所谓的“皮包烟厂”，随即开始扩大生产规模，然后把烟厂更名为“利华烟厂”，所生产的产品定名为“大鸡”牌。

后来他们发现，烟厂的销量越来越好，于是这个皮包烟厂终于正式改变，成了真正为香烟而生产香烟的烟厂。

后来由于战争的缘故，利华烟厂也随着部队的作战而不断搬迁，一直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利华烟厂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选择厂址，开始专职生产香烟，为了提高产量提升品质，利华烟厂还先后两次购进了3台小型的卷烟机。

由不正经烟厂改成正经烟厂，从手工生产转变成了机器生产。由于产品的质量好，“大鸡”烟一直都很受社会各界的欢迎，而且营销方面也是很有一手，他们争取到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专用香烟的名头。

不过随着内战爆发，利华烟厂于1946年秋又开始了转移，这一次由于机器众多，因此转移的时候不得不把烟厂设备分成三部分。

这三部分各自成立三个分厂然后分别转战于沂蒙山区，一直到了1947年底才再次会合。

“进步烟厂”则建于1942年，是一家解放区军民合资企业。

最初该厂的设备也很简陋，不过他们生产的香烟都是经过精心加工的，产品质量一直很好，“进步”牌香烟很受解放区人员们的欢迎，销路也十分不错。

新群烟厂为新四军二师供给部创办的，一开始就是奔着给士兵供给香烟的目的而去的，“飞马”牌香烟可以说是当时香烟中的“劳斯莱斯”，由于名声显赫，因而当时抽烟的人都不把新群烟厂叫新群烟厂，而是直接称他们为“飞马烟厂”。

“飞马”烟飞出了根据地，在敌伪区热销。群众给这种烟起了一个称号：“四爷的烟”。“四爷”指的就是新四军。新四军也以此筹集了不菲的资金换购大量药品、钢材等根据地急需物品。

后来，解放军接管上海“中华烟草公司”后，他们第一时间推出的香烟品牌就是“飞马”牌，可见当时这个品牌有多受欢迎，而这些也不过是解放区香烟品牌的一个缩影，很多后来知名烟厂都是这么一步一步走着过来的。

结语

虽然解放区搞烟厂的活动如火如荼，但当时的八路军是不太赞成军官和士兵们抽烟的，虽然不是强制性禁烟，但也基本会隔三差五地开展戒烟教育，比如1940年的时候宣传:“吸烟会让你在夜间成为敌人的靶子”，“夜间暴露军事秘密”等号召士兵戒烟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