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月，张申府去世了。
一个月之后，《人民日报》刊出一条十分简短的讣告。
张申府是一个“在新文化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物，不过这条讣告令人诧异的地方在于结尾处，张申府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
一、背后插刀
1948年10月23日，从9月12日开打的辽沈战役已经接近尾声，国民党在锦州，长春等东北行营接连被解放军攻克，郑洞国，曾泽春等国民党高级将领接连被俘，数十万队伍被打散。
虽然此时的蒋介石还令廖耀湘的第九兵团北进锦州，但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处境尴尬，士兵士气低落，因此急需来自于社会舆论的支持。
就在舆论斗争近乎白热化时，张申府一篇发表在《观察》上的社评《呼吁和平》给蒋介石国民党增添了无尽的动力，这篇文章内容直指战争中已经占尽优势的解放军，说其“……现在有一方正打得顺手，打得起劲。……在此时呼吁和平，……必为他们所不快……究竟仍是只顾成败利害，而没注意到是与非……。”
不光如此，该文还公开承认了由蒋介石主导的国民政府的所谓“宪政”，称其“事实合法”。而且还无条件拥护蒋介石所谓的“戡外”政策，而更过分地在于这篇文章中直接了当地说我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是“赤匪军”，是破坏国内和平的“罪魁祸首”。
按道理来讲，仗已经打到这份上了，这篇社论怎么看也都是泛泛之谈，这只是国府诋毁解放军的一种污蔑社论罢了，应该也翻不起什么浪花，但我党方面反应十分剧烈，为了针对这篇文章，特别在194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针锋相对的文章，题目为《痛斥叛徒张申府的卖身投靠”！》文章。
不光如此，张申府还因这篇文章，让已经前往东北解放区的夫人刘清扬于1948年12月16日在《人民日报》刊登自己和张申府离婚的启事，而这篇启事的标题为:“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
对于这篇文章的发表，当时国内的民盟也做出了十分激励的反应，他们先是说张申府的言论无法接受，更是在民盟1948年11月香港总部召开民盟总部第四次扩大会议上，就以“张申府之言行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为理由，直接把这位创始人的盟籍开除了，为何国民党政府要如此看重这篇文章引发的效应？
其实主要的原因在于，这篇文章的作者身份很特殊。
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还是民盟的创始人之一，因此他说话很有分量，所以他在这个关键时刻里，给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站台，这对于蒋介石来说就是“大杀器”。
二、创党之人
张申府生于1895年，祖籍河北献县，他家算来还是官宦世家，不管是清朝还是民国家里都有人担任高官，所以张申府打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1914年，满清刚倒台没多久 张申府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攻读数学系。
不过张申府在北大学习的时候，还跑到哲学系旁听了两个月，之后就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7年，张申府北大学成之后，得以以助教的名义留在北大担任预科数学，逻辑学的教学工作。
在教学过程中，他通过同学郭晓峰认识了李大钊。而陈独秀由于经常跑到李大钊的办公室闲聊，因此就和张申府熟识。当年的李大钊工作很忙，张申府时不时帮李大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后来李大钊离开北大，张申府被北大任命为北大图书馆的代理主任。
1918年，毛泽东曾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过一段时间，期间毛泽东就是张申府的手下。
后来毛泽东评价道：
“张老板当年是我的顶头上司，那脸色很不好看呢。”
由于受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影响，本就对罗素哲学感兴趣的张申府投身到新文化运动当中，亲自参加到《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当中，同时也发表了许多文章。之后他还和陈独秀，李大钊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
而且他当时还是很多社会性组织的成员。不过很快三人就分开了，陈独秀选择南下上海，虽然分开但三人一直保持联系。
1920年8月，张申府忽然收到陈独秀寄过来的信，信中陈独秀就他们要组建的新党名称这个问题征求张申府和李大钊的意见，张申府和李大钊商谈过后，复信给陈独秀说，一致认为“共产党”比较好。
确定名字后，陈独秀和李大钊就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开始搞建党活动。
1920年10月下旬，在李大钊的办公室内，由张申府，张国焘，李大钊三人创建的“北京共产党小组”。
正式成立！
三、引领周恩来
应蔡元培，吴稚晖的邀约，1921年初，张申府和两人一同来到了法国，在华法教育筹备的里昂大学中国学院担任老师。此时的张申府年才29。
当然张申府不光是来法国当老师那么简单，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还肩负着李大钊给他在海外留学生里发展党员的任务。
由于张申府是来法国任教，所以相对于那些凑钱来法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们来说，他的生活过得十分优越，当时他在里昂大学中国学院担任教授的酬薪是一个月800法郎，而当时的中国穷苦留学生们一个月的花销估计不到他的零头，因此张申府在法国过得很是惬意。
同时他在这里也收获了爱情，本来当年李大钊和张申府想要发展的第三名党员就是刘清扬的，但当时发展人员的名单中，排在她后面的是一直纠缠她的张国焘，所以就没同意，结果错失了创党机遇。
但这一次刘清扬和他来到法国后，两人就成了情侣。虽然爱情丰收，但事业还得接着做，早在张申府离开北京之前，李大钊就特意跑去跟张申府说:“有思想，求进步的很多青年都在海外求学，以后这些人回国将会有一番作为，要想办法把革命的思想在他们之间传播下去，这样组织才会有发展，有更大的希望”。
而陈独秀也是抱有同样的想法，他认为，在留法学生里，有些人是十分值得发展的，比如赵世炎和陈公培两人在去法国前就已经被陈独秀发展过，甚至去之前他们还把最早的党纲抄了一份带去法国。
陈独秀给张申府的要求是:“起到带头作用，把这些同志团结起来，拧成一根绳子”。张申府虽然过着小资生活，但拉人这事他也干得不赖，首先发展的人就是自己的妻子刘清扬，刘清扬本身就被他们拉拢过一次，所以拉成党员也是顺理成章。张申府拉的第二个人便是周恩来周总理。
周恩来比张申府和刘清扬两人早个把月到的法国。当时的法国社会阶级矛盾十分严重，所以在法国，关于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报刊在法国随处可见。
而作为留法学生时刻怀着报国之心的周恩来时常把这些书籍拿来学习，拿来作为中国未来出路的参照。
这一个多月里，周恩来阅读了英文版的诸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阅读之余，他还对马克思推崇的共产主义拿来和当下各种流行政体进行对比、分析、比较。
最后周恩来自己总结各种理论，他觉得无政府主义是不现实的，是一种空谈的理念，而工团主义那就完全的不切实际 ，而基尔特主义都没人搭理了。
所以等到周恩来得知刘清扬已经来到巴黎的时候。他决定找刘清扬谈谈，因为刘清扬和周恩来原先是觉悟社的战友，张申府和他也见过几次面，虽然不是很熟悉，但双方对彼此都留下比较好的印象。
见到刘清扬和张申府后，周恩来很高兴，因此时不时去他们的住处聊天，大家都是年轻人，都想迫切改变中国当时的社会，所以三人在讨论问题的时候都比较激进。不过由于三人都觉得唯有共产主义能够救中国，所以在1921年2、3月之间，经过张申府夫妻的介绍和推荐，周恩来就此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不久，赵世炎和陈公培接到了远在上海的陈独秀来信，让他们旅法的党组织成员去找张申府，听从他的指挥。
于是到了三月中旬，赵世炎和陈公培两人就带着陈独秀的信找到了张申府，如此一来，旅法中国共产小组在张申府的索邦公寓3楼正式成立。
成员包括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五人。
随后以此为基础，众人又发展了朱德等人，海外党组织开始发展壮大，其中张申府功不可没。
三、退党风波
张申府虽然创党有功，但由于文人气息浓厚，缺点也是不少，很多事情不能坚持，十分意气用事。
根据张申府后来自己的回忆说：“我当年在黄埔军校的时候，由于看到蒋介石这个人非常嚣张跋扈，无论什么事都是一副‘天下唯我独尊’的感觉，特别独断独行，因此我特别生气，这脾气一上来，我就不想干了。虽然当时的廖仲恺极力去挽留我，但我说不干自然就不干了，没人能拦得住我……。”
1925年初，中国共产党“四大”在上海召开，由于当时的国共合作达到了新的高峰，因此会上蔡和森，张太雷等人建议中共要和国民党做好结盟，合作共存，接受国民党的领导。
可是对于这个理念，张申府不认同。
他觉得，中国共产党要有自己的理念，要独立不要依附。由于他的这个理念和蔡和森一派有冲突，因此双方于会上爆发了十分剧烈的争吵。
张申府回忆说:
“我是一名知识分子，性格脾气都很直，对于当时很多党内的作风是十分看不惯的，要知道我们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初衷是建立一个由共产党独立自主引导的中国，而不是靠着依附他人，靠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去办事，我早早就看不惯当时党内很多都重大决议总是要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才能去办这种情况。
原先在1923年，党三大的时候，会议上就反对了当时与会人员要求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决议提案，我当时明确表示了不赞成的。
结果到了1925年1月党的四大会议上，某些同志发言还是要主张我们中国共产党要接受国民党的领导，我自然不同意也不答应，所以当场就在会议上和他们吵了起来，当时我真的很生气，怒不可遏，所以我就直接选择退场，退场的同时我还边走边大声喊我要“退党”。
我记得当时追我的与会人员就有周恩来，他跟着我跑出场外，劝我不要生气，更不要退党，但当时我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所以我没有听他的任何劝阻。
后来赵世炎专门找到我，说我就别退党了，我不听。
之后李大钊也找我谈话，让我把退党念想放下，我也没当回事。
因为我跟他们说，赞成我的人多我才能干下去，赞成人少我干不下去。
对此，当时的周恩来表示他同意我的看法，但让我先服从组织决定，今后再做打算，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想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所以没留下，而周恩来跟我不一样，他是那种弯而不折的人，所以他坚持到了最后。或许这就是我性格上的缺点吧。
但在我退后，李大钊也跟我约定好了，他叫我身在党外要记得多帮助一下党，毕竟是亲手缔造的，我同意了，而且遵守诺言。
无论是在全国抗战爆发之前，还是之后，我都做出了很多帮助党的事情，我在北平做的是华北救国会那样的工作，一二九游行我组织并参加，抗日战争期间虽然我在重庆当国民党政府的参政员，但我的身份是民盟不是国民党，我专门批评国民党的专政、蒋介石的独裁……但就此彻底脱离了组织。”
不过虽然张申府在1925年退了党，但他的政治生涯并没有就此终结。张申府出了共产党之后，他开始和邓演达达成理念，随后两人联合章伯钧，黄琪翔一起创办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不仅如此，在1936年1月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成立之后，张申府还被该救国会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执行委员。
之后由于名声在外，他又得以担任华北各界救国会的总负责人等等，张申府虽然退出了中国共产党，但他还是那个爱国，进步的人，是爱国人员当中比较活跃和影力的代表之一。
四、犯下大错
如果说张申府退党是他个人道路上的一次选择，那么他在1948年10月23日《观察》上写的那篇《呼吁和平》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重大错误。
在文章中，张申府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再也不是拥护共产党的那个人，更不是民盟份子该有的本分，面对如此一篇既“不合时宜”，又满纸荒唐语的文章，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民盟，都是不可接受的。这也给张申府埋下了断送政治生涯的伏笔。
对于民盟来说，张申府的言论完全无法接受，因此民盟1948年11月在香港总部召开民盟总部第四次扩大会议上，就以“张申府之言行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为理由，直接把这位创始人的盟籍开除了本是多个党派的创始人。
就此张申府被打上“叛徒”名号，风口之上就用了一篇文章毁了自己一生，这对于很多人来说真是很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如此。
而且不光这样。1949年解放之后以后到1986年这半个世纪中，张申府这篇文章开始被全面封杀，既不准他出面，更不准他说话，他写的作品更不准发表到任何平台上，到了这个时候，张申府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为了此事张申府曾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辩解，说自己也是迫不得已，这篇文章他早早就写了，只是国民党一直压着不发，等到形势不对，国民党才发，这是国民党陷害他。
当然，如果按照张申府的说法，他好像确实被“陷害”了，但并不妨碍这篇文章就是出自他手的事实。因此张申府被封禁多年，算来也是咎由自取罢了。
周恩来收到信件之后，虽然想帮忙，但此时的政治形势已经走向不可控的地步，周恩来也没办法给他辩解，不过最后他也是想尽办法，给张申府安排他到北京图书馆做研究工作，并为他亲批了住房。
当然了，后来张申府曾就此事给出了自己的说法:“我之前一直都是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加腐败的，特别看不起蒋介石，但在解放战争决战阶段给蒋介石送刀子，这确实是错误的，是不可原谅的”。
解放后，张申府人生终于又回到了起点。
他的一生始于北大图书馆，再终于北大图书馆。
性格决定命运。
作为文人，他率性而为，加上他没有决心，抗压能力差，文人意气等终究造就了他这一生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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