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前后,在中共中央和红军内部,发生了一场决定红军和中国命运的斗争,结果就是毛主席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对确立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可以说是居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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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博古等人一到根据地,便放了两把火——批“罗明路线”,反“邓、毛、谢、古”。这两把火使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各项工作中得以全面推行。

1934年底,博古成立了由他本人、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最高权力机构“三人团”,处置红军战略转移的一切军政事宜。10月初,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10月10日下午,中央红军不得不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12月1日,红军一路血战,连续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兵员折损过半,由出发时的8.7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军中怨声四起,博古方寸已乱,在一筹莫展中一度欲引咎自戕,被闻讯赶来的周恩来等人劝阻。

湘江惨败把红军推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周恩来承担了实际的领导和指挥责任,开始对博古、李德执行的“左”倾军事路线怀疑、抵制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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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摆脱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挽救红军,挽救革命?此时的周恩来、朱德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毛泽东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临时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毛主席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一提议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的支持。

会议上,毛主席尖锐指出,继续开向湘鄂西,将葬送整个红军。只有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才能摆脱困境,挽救红军。但李德坚持不改变红军行进路线,和毛主席争吵起来。

此时,周恩来作为会议主持人和红军军事行动的具体指挥者,他的表态至关重要。他紧锁着浓眉沉默着,成千上万红军战士倒在血泊中的画面,不时浮现在他的眼前,使他内心深处涌起无限的愧疚。他站起来,用坚定的语气说:“毛泽东的意见是对的,当前,我们必须改变进军方向,西入贵州,红军才有一条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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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一听就火了,对周恩来大声说:“毛泽东否定我的提议,你还支持他!”

周恩来竭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耐心地劝说:“李德同志,我们的决策要面对现实。情况变了,应跟着改变嘛!”

“你们不执行原定计划,胆小!右倾!怕死!”李德更加生气了。

一向镇定自若的周恩来也激动了:“李德同志,你态度好一点。”

李德见周恩来坚决支持毛主席,最后,只好表示保留个人意见,到了贵州再开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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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教训,统一思想,争取红军的光明前途,中央政治局会议就要在这里召开了。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周恩来做了许多工作。他一面调动兵力警戒在遵义的周围,一面为会议准备军事报告。

天亮了,周恩来在朱德、刘伯承后面,第三个到了会场,看着他那疲惫的样子,朱德说:“昨晚你一定又没睡觉。”刘伯承也说:“你那间屋子,等于虚设,我看你几乎没有进屋睡觉。”周恩来笑着回答:“要睡的,开完会我一定好好睡一觉。”

遵义会议,从1935年1月15日开到17日,一共举行了三天。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红军军团首长,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李德作为红军顾问也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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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博古对自己的错误轻描淡写,事事强调客观原因,为军事失败作辩护。而周恩来则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从军事指挥执行者的角度作了自我检讨,承担了责任。

最后,周恩来主动请求中央撤换他本人的职务,同时推荐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作战。周恩来的态度,最终使党内最高领导核心“三人团”解体。

1935年3月4日,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的态度,举足轻重。毛主席曾感慨道:“如果周恩来不同意,这个会开不起来。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