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古长城遗迹
从今天起，开始长篇连载：《帝国的边疆：从嘉靖到万历》
明朝自开国，就未能彻底解决边患问题。嘉靖到万历年间，边患问题集中爆发，北边的蒙古、辽东的女真、西南的土司、宁夏的叛军、东南的倭寇以及发生在朝鲜的壬辰倭乱，都困扰着大明王朝。本连载所描绘的是：从嘉靖元年(1522)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的近百年时间里，在内忧外患之下，帝国的边患危机是如何一步步积累终至恶化，而君臣又是如何去解决这一个又一个的边患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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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1521年4月20日），正德帝驾崩。由于他没有子嗣，首辅杨廷和在征得太后的同意之后，援引《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原则，宣布由正德帝堂弟朱厚熜为皇帝继承人，朱厚熜即嘉靖帝。
嘉靖帝于四月二十二日正式即皇帝位，就在当日宣布了一系列的新政措施，意图清除正德时期的弊政，开创新局面。其新政力度之大，内容之详细，为明朝所罕见。
大赦天下，释放罪轻的囚徒；
给正德期间遭受不平待遇的官员，全部平反；
免去正德十五年十二月以前各处实征税粮，嘉靖元年则减半征收；
释放内苑的珍禽异兽，令之后不得进献；
因为啸聚山林者，许其自首免罪，军还原伍、民还原籍；
豹房各处积年收贮存的银两，送户部太仓银库，以放官军俸粮等项支用。
正德时期新修的宅子、佛寺、神庙、总督府、神武营、香房、酒店之类，镇国府、总督府、老儿院、玄明宫、教坊司新宅、石经山祠庙、店房等项，或拆，或存留别用，或变卖还官。
等等。类目太多，不能一一列举。
其中一些很小的事情，都被列入其中，举两个例子。
漕运官军如果借了高利贷者，俱不许还。如果再有借、放高利贷者，一律重处。
浣衣局的妇女，很多都是因罪被罚至此，嘉靖帝要求法司逐一去核查她们原卷，详究事由，情可矜宥者，给予释放。
考虑到正德帝年仅14岁，并且刚刚即位，并不熟悉国家事务，这一轮庞大的新政很显然是来自于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正德旧臣之手，他们深知国家弊端，以新皇帝即位之机，而清除弊政。
嘉靖帝很显然接纳了这一切。
但没承想到的是，嘉靖帝的新政才刚开始，朝廷就陷入了一场争大礼的争端之中，这场争端席卷整个朝野，当时的大臣无不卷入其中。
嘉靖帝是正德帝都是堂弟，是明宪宗朱见深之孙、明孝宗朱祐樘之侄。嘉靖帝父亲被封为兴献王。以杨廷和为首的一众朝臣认为，嘉靖帝应当过继给明孝宗，这样，嘉靖帝的生父兴献王在名义上就不再是其父亲。嘉靖帝对此坚决反对，他甚至以厚待杨廷和，并向礼部尚书毛澄赏赐黄金来拉拢二人。但当时继嗣不继统的观念根深蒂固，杨廷和、毛澄如果选择支持嘉靖帝，他们面对的将是在士大夫阶层中身败名裂。
当时的反对声音有多激烈呢？嘉靖帝以皇帝之尊，支持他的人屈指可数，这里”屈指可数“我们甚至可以直接理解为字面意思，因为支持者用手就可以数得过来：张璁、霍韬、熊浃、桂萼、席书和方献夫。
很少有一个争论，正反双方的支持者数量会有如此大的悬殊。这样的事情，放在其他事情上，会因为正反双方人数过于悬殊都不能成为争论。但这次，反对者中有皇帝，而且皇帝寸步不让。
凡是支持嘉靖帝的人无不遭到了大臣们的群起而攻，甚至策划对他们的暗杀。
斗争无时不刻缠绕着整个朝廷。
当嘉靖帝将支持者张璁和桂萼调到朝廷为官，礼科都给事中张翀等30余人立即上疏弹劾。御史郑本公等44人又对几人痛斥，以致完全失去了读书人的风度：
桂萼首倡乱阶，张璁再肆欺罔，黄绾如鹰犬，张啄而旁噬，黄宗明如奴隶，攘臂以横行。 《明世宗实录》卷四十，嘉靖三年六月戊戌
接着36名翰林学士请辞，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与桂萼一起共事。
嘉靖帝将奉先殿的西室更名为观德殿，安放自己生父的神主。此举招致反对者的不满。甚至就连太医院的医士也来上疏反对：
太医院冠带医士刘惠、周序言，观德殿名不称皇上尊亲之义，请敕礼部更新名以昭圣孝。 《明世宗实录》卷四十一，嘉靖三年七月乙丑
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以两位医士的地位，他们的名字恐怕难以位后世人所知。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二日，明世宗诏谕礼部，十四日为父母上册文、祭告天地、宗庙、社稷，群臣听闻之后，一片哗然。如果此礼一成，将意味着群臣落败，故而立即遭到了群臣的反对。到了上呈圣母册之时，尚书秦金、金献民、赵鉴、赵璜，侍郎何孟春、朱希周，都御史王时中，大理少卿张缙、徐文华俱不至，而且大大方方地表示任由嘉靖帝处置。
杨廷和之子、状元杨慎称：
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坚守节操大义而死，就在今日。 《明史·卷一百九十二·列传第八十》
230多名官员在左顺门跪请世宗改变旨意，实际上就是逼迫嘉靖帝。如此大规模的请愿，在明朝也曾出现过，比如正德时期，官员们为劝谏正德帝不要南巡时，也有过此举，结果是100多人被廷杖。
明世宗命大臣们退朝，但群臣直到中午仍伏地不起，群臣们嚎啕大哭，口中呼喊着太祖、孝宗，深宫中的嘉靖帝亦听见，震怒之余，嘉靖帝下令锦衣卫逮捕为首者8人，下诏狱，以震慑其他人。
没承想此举令群臣更为激动，直接冲到上前号哭着拍打左顺门。嘉靖帝下令将五品以下官员134人下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86人罢免待罪。
七月二十日，嘉靖帝下令四品以上官员停俸，五品以下官员当廷杖责，有16人杖责而死
谈迁在《国榷》记载了嘉靖帝与张璁的一段对话，嘉靖帝说：
“祸福与尔共之，如众汹汹何？”张孚敬答复道：“彼众为政耳。天子至尊，明如日，威如霆，畴敢抗者？需锦衣卫数力士足矣。”上颔之。
很显然，嘉靖帝听从了张孚敬的建议。
由于嘉靖帝采取强力手段进行打压，而且各项礼仪也已经成为事实，争大礼方才告一段落。
但大礼议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至少有两点：
一是，朝廷君臣纷纷将精力置于礼仪之争，刚刚开始的新政打了折扣。虽然也清除了一些正德时期的弊政，但并不彻底，一些问题依旧存在甚至愈发严重，比如：财政危机和边患危机。嘉靖年间兵变频繁：甘州兵变，两次大同兵变，以及辽东兵变，都极大地打击了明王朝在边防上的力量，为后来的蒙古入寇带来了机会。
二是，大礼议让嘉靖朝的政治核心变为：迎合。大臣们无不以谄媚和迎合为升迁的秘诀，嘉靖十七年后，内阁十四个辅臣中，有九人是通过撰写道教的青词起家的。在边防上，以仇鸾为代表的一批谄媚之徒获取了高官之位，他们奉承上是好手，御敌上却表现得一塌糊涂，终于导致”庚戌之变“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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