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写诗，士大夫为文，这是传统中国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现象，而且业已积淀为一种非常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划。煌煌史册，那些影响深远的文学家、政治家，哪一个不是一身二任、合二为一的？上至皇帝，只要不是荒唐到离谱，哪一个不是半个文人？下至县吏，只要不是贿赂所得，哪一个不能吟诗答对？就连“刘项从来不读书”的“刘项”都能吼出《大风歌》与《垓下歌》，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以一敌十，成为千古绝唱。就算是最低品级的县太爷，起码也是经过科举，一步步考取的，诗文对策之于他们更是本色当行。

自隋之后，科举大兴，士大夫与君权的深度融合前所未有，文化主体和政治主体合一的士大夫政治成为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亮点与特色。唐宋元明清一路下来，道统和政统合一的体制把传统文化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高峰，尤其是宋代，皇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造成了“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

有一个现成的、专门的学术化的成语高度概括了这一现象，就是“文官合一”。

文官合一，好处多多。

从政治层面来讲，文官合一的体制可以让官员、官场不至于因为“权力无所不能”而彻底地走向黑化堕落，权力受到文化的规范和制约，使得政治因文化含量的丰富而有了正当性与合法性。

从文化层面来讲，文官合一的体制可以让拥有文化的知识人拥有一定的权力，能够更好地实现其修齐治平的宏大理想，使得文化因政治含量的丰富而有了主导权和话语权，同时，也使文化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

与这种传统的“文官合一”体制相对应的就是现代的“技术官僚”和“政治官僚”体制。

技术官僚，指的是通过技术手段培养和选拔的官僚，是一种在技术上拥有高水平的专家控制一切决策的政体，在这种政体中，拥有知识和技术的科学家、工程师取代了传统政体中的政治家。而政治官僚更注重政治背景和议会技巧，是一种专门以政治为业的官僚体制。

两相比较，貌似现代的技术官僚和政治官僚非常“专业”，但这里面却忽视了一个最根本的也是最本质的东西：信仰、操守和人文底蕴的问题。如果“政治”真的如孙中山先生所定义的“是管理众人的事”，那么这里面就不能只是要求从政的人只懂得管理的程序、技巧和方法就万事大吉的问题，而是“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问题。“政治家”和“政客”的最根本区别在哪里呢？窃以为，除了信仰、操守、情怀和人文底蕴之外，岂有它哉？

可惜的是，这种文化与权力的合一，道统与政统的联手的“文官合一”的体制近代以降发生过两次巨大的断裂。

一次是晚清科举制度的废除，导致文化主体与权力主体之间的对峙，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大幅度震荡，直至革命的发生。

一次是高考制度的名存实亡，导致文化主体被彻底革命至整体沦陷。和经济主体上的“越穷越光荣”相对应的就是政治主体上的“越没文化越高升”现象。一个农民可以晋升为国家副总理；一个纺织女工，可以攀升为纺织工业部部长；一个保卫科干事可以青云直上，一跃而成为党和国家的二号人物等等不都曾经是我们这个族群引以为傲的资本吗？

两次断裂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

说这么多不为别的，就是想为张桂泽先生的《烟雨人生》寻找一个新的解读角度：文官合一。同时也为张桂泽先生的《烟雨人生》寻找一个坐标，或者说历史定位，看一看，如果将《烟雨人生》放置于传统文化的大坐标系上，张先生的作品该有一个怎样的位置。

“卅年吏程总平常”（《江城子•自述》）这是张桂泽先生的夫子自道。毋庸置疑，张先生曾经是官员，官至正处。就这个级别来说，虽然不算高，但也不算低。既然是官员，张先生的诗就不可避免蕴含着强烈的忧患感、悯农意和苍生情，虽然《烟雨人生》的绝大部分篇什都是写在其退休之后。

三天三夜未曾休，淫雨连绵百姓愁。浸院吞楼楼进水，封车堵路路行舟。

园中瓜菜无花蕊，田里豆苗已没头。群力同心抗灾害，更争秋季食无忧。

这是他的一首七律《暴雨》。按理说，已经“归园田居”的张先生衣食无忧，应该是捋着胡子喝小酒、含饴弄孙、享受夕阳红了，可是三天三夜的暴雨还是让他寝食难安，他做不到心安理得，百姓的冷暖，田里的庄稼，秋后的衣食，不能不萦怀于心，这就是情怀。和在不在庙堂，居不居江湖都没有关系，心系苍生，情在底层，能不感人！

与《暴雨》如出一辙的还有一首就是《喜雨》：

半载无雨田枯焦，民对青天怨滔滔。青蛙干蹦不开口，金蝉屈地土难挠。

梅携祥瑞风雷动，箭助降霖射云霄。普降喜雨倾盆注，百姓齐颂政府高。

虽然是一涝一旱，一愁一喜，但情怀却一。读此两首，总能让人不自觉地想起郑板桥的那首《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郑板桥由竹而画，由画而民，一枝一叶，与民共情。张桂泽先生则是由涝而旱，由愁而喜，一愁一喜，心装百姓。在诗艺上虽然不及郑板桥含蓄，但在诗意上却能与郑板桥抗衡，那就是官职虽小，但情怀却大。

与此同题的还有一首《盼晴》：

南垅五月麦蜡黄，穗大粒满待夏芒。方期柔风惜惜吹，最喜丽日灿灿阳。

无奈淫雨日日夏，难料西风阵阵狂。祈盼晴增千粒重，机隆车载万吨粮。

虽然曲终奏雅，冲淡了忧患，但其一颗悯农的诗心一以贯之。这一主题还有《屈子魂》等系列篇什。

说到“诗心”，张先生最为难能可贵。他不止是曾经的官员，更是初心未改的诗人。一般而言，官做久了，案牍劳形，很难再有诗兴。离职退休，人走茶凉，更是牢骚不平，很难再有感同身受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的敏锐诗心，可是张桂泽先生却不然，从其《情怀篇》《抗疫篇》中的“忧患感、悯农意和苍生情”足可看出，其《时令篇》《风光篇》中更是琳琅满目。

二十四节气与文学是我近年来关注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从讲座到撰文，陆陆续续也写出了不少篇什，没想到的是英雄所见略同，“时令”竟然是其《烟雨人生》中的一大专辑。其首篇《春初小句》即见诗心盎然：

昨夜雨柔伴梦乏，晨闻鸟喧涌春华。

春风已解人间意，开罢杏花又桃花。

一夜春雨后，不是“花落知多少”，而是“早莺争暖树”，“新燕啄春泥”，怎么不令世人诗心大动，诗兴大发。他联想到这一定是春风的多情，催开了一树一树的杏花桃花。观堂先生云：“一切景语皆情语”，景是仲春之景，情是返老还童之情：喜不自禁。古稀之年，老眼昏花，竟然还能动情于四时节令之美，万千桃杏之姿，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谷雨羡农》则是由“春种一粒粟”到“秋收万颗子”的丰富联想。名为羡农，实为喜农，为农人即将到来的一年好景欢呼雀跃。自己虽然早已不再是农民，但却始终没有忘记那些稼穑艰难的农民：是他们，匍匐于大地，创造了全部的中国农业文明。中国是农业大国，我们都是农民的子孙，虽然身体远离了土地，但心却依然牵挂着那些终生劳作的父老乡亲：喜他们所喜，忧他们所忧。作者的情感是质朴的，真诚的，也是最容易引发共鸣的。

整个“时令”专辑，歌盛世、唱丰收、喜美景、乐春秋，情感格调一以贯之，但依然没有忘却忧患。《元宵节即景》则是延续着“情怀”辑的主题：悯农意、苍生情。一夜大雪，压垮了农妇的蔬菜大棚，一年的希望彻底破灭，作者手中的酒杯便具有了千钧的重量。一颗悯农之心，猎猎于胸。

我曾经在我即将付梓的《时间的玫瑰与文学的脉动》一书中这样概括文学与节令的关系：

节令，是自然的韵律，是天籁的音符，是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史诗。

文学，是岁月的歌哭，是家园的吟唱，是人类命运何去何从的华章。

节令唤醒文学，孕育着中国文学与生俱来的胎记。

文学雕刻节令，翻动着中国文学沧桑岁月的章回。

翻阅张桂泽先生《烟雨人生》中的“时令”一辑，章章节节，俱都暗合。

他感叹“永葆童心映晚霞”（《五一节快乐》），他歌咏“人生最美是自由”（《闲语》），他呼唤“雪映山河再重生”（《大雪时节》）……随着年龄的增长，诗心是最容易丢失的，可是一部《烟雨人生》却让我们窥见，张先生的诗心并未随着岁月的老去而递减，相反却是愈发敏感而灵性。

回到“文官合一”。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张桂泽先生身上赓续着中华文化优秀的传统：将“做官”、“作诗”与“做人”高度和谐地统一于一身：做官，不失其责任担当，作诗不失其超越情怀，作人不失其赤子之心。真真是“政声人去后，诗心燕归来”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谈谈个人关于当代人写古诗，尤其是近体诗的一些感想，就此请教于方家，并与张先生共勉。

当代人写古诗，平仄韵律问题还是其次的，最重要的是能不能承载古意。

观堂先生云，“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也就是说，一个时代就应该有一个时代独具特色的文学体制，古诗虽好，毕竟远去。当代人要想在诗词上赶超李杜，几乎是不可能的。照此逻辑，当代人就不能写古诗了吗？当然不是，而是说，任何东西，特别是艺术，最应该讲究的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古诗最应该承载的是古意，而不是时髦的现代主题。如果非要承载，只能滑稽。想想看，如果格律诗中出现“股票”、“手机”、“肯德基”会是什么意味？更不要说用格律诗去承载大政方针和政策。

那么古意又是指什么呢？这里的古，千万不要误解为“落伍”、“古板”和“守旧”，而是一种千年难易的人性延续。俗语云：江山易改，秉性难易。人类虽然在生产生活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九天揽月五洋拙鳖，但在人性上，却很难改变。因此，这里的“古意”并非是只有古代才有的意思和主题，而是指思古之幽情、传统中继承下来的风范和意趣。古诗最应该书写的应该是这些。譬如主题上的家园、离别、乡愁、亲情、友情、爱情等等。形式技巧上讲究的是含蓄蕴藉，掌故典故，平仄相谐，一唱三叹等等。如果非得要古诗承载新意，也不应直奔主题，而是化古为新，翻出新意。

欲达此境，当然需要沉潜，需要涵咏，需要身入和深入，而不只是借穿一穿古代的衣装。仅仅穿上几件汉服唐装是成就不了古朴典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