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战，日本打赢的不是中国海军，而是中国的制度

1895年2月12日，年仅59岁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在刘公岛服毒自杀。不久，北洋水师同日方签订了《威海降约》，正式宣布投降。

至此，这个曾经拥有25艘大小军舰，作战官兵4000余人，世界排名第九、亚洲排名第一的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不复存在。而由此换来的是《马关条约》2亿3千万两白银的赔款和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的领土割让。

这段至今令人扼腕痛惜的历史已经过去了百年。

有人把这场海战的失败归结于北洋水师的武器落后、指挥失当，也有人把这场失败归结于北洋水师的军纪废弛，兵无斗志。其实，甲午海战失败的原因远比这些要复杂得多，包括中日两国的经济能力、军事能力、外交能力等诸多因素，但归根到底，是大清的封建皇权制度败给了日本。

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下的皇权政治

中国地处背陆面海的相对封闭的东亚大陆，自商周起，就形成了土地为基础的农耕文化，特征就是和平保守、尚农务实、安土乐天、专注于土地的深耕细作，与封建皇权的专制体制高度契合。百姓的生活来自土地，政权的巩固来自土地。这就使得中国历代对海军和海外贸易兴趣不大。即使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也仅仅是宣扬国威，而没有明确的海权意识和扩张野心。

因此，北洋水师自成军之日起，从慈禧太后到李鸿章，都是将北洋水师作为防御力量，而不是进攻利器。在这种错误方针的指导下，北洋海军被动防御，结果丰岛海战中国丧失朝鲜西岸海面的制海权，黄海海战又丧失黄海制海权，最终使得北洋海军不得不在威海港坐以待毙。

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就全盘接受了西方列强依托海洋进行了对外扩张的海洋文化，明治天皇就提出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国策，这不仅体现了明治政府经略海洋的强烈海权意识，而且反映了他积极准备海外扩张的勃勃野心。

有这样一个细节，在中日甲午海战之前，日本军方有这样一个作战计划：第一，如海战大胜，掌握了黄海制海权，陆军则长驱直入北京；第二，如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则固守平壤，舰队维护朝鲜海峡的制海权，从事陆军增遣队的运输工作；第三，如舰队受挫，制海权归于中国，陆军则全部撤离朝鲜，海军守卫沿海。由此可见的是，日军的整个计划都是以海军为主要作战力量，对制海权的争夺，一主动一被动，中日之胜负在战略中已见分晓。

“中体西用”与“破历来之陋习”的海军系统

中国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朝的统治者开始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维护清朝的统治，中国开始了洋务运动，中国的海军建设也是洋务运动的一部分。

但洋务运动的核心是“中体西用”，说白了就是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来维护大清的封建统治。完全不同于日本的全盘西化，日本的明治天皇在１８６８年以神前宣誓的形式发表《五条誓文》，其中一条是“破历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表明了日本政府改头换面、彻底变革的决心。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幕。甲午海战前，晚清海军除北洋水师外，还有南洋水师、福建水师和广东水师，但四支海军分口驻守，互不统辖。北洋水师一舰为一营，军官等级依旧是提督、总兵、副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冒领、克扣军饷等旧制弊端在北洋水师依旧存在。而反观日本，甲午战前，为了统一指挥兵力，日本一方面将舰队分为本队和三个游击队，充分发挥部队的机动性和攻击性；另一方面成立战时大本营，统筹海陆军，并制定了确保海陆协同作战的“作战大方针”。因此，日本战前海军体制合理，备战充分，与北洋海军军制的陈冗形成鲜明对照。

海洋意识的缺失，海军体制的老旧就如同两把枷锁，严重地制约了中国海军的崛起，由此带来的是北洋海军武器装备落后老旧，外交拙劣被动，战略战术失误，尽管我们的海军将士英勇抗击、前赴后继，但依旧改变不了甲午海战全军覆没的最终结局。

因此，甲午海战的失败，表面是清政府外交失利、清军武器落后、中国缺乏海权意识等问题，但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僵化糜烂的封建皇权制度，从一定意义上说，在甲午海战中，日本打赢的不是中国的海军，而是中国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