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康德将道德归结为意志对理性的服从之后，人类对非理性欲望的普遍而广泛的追求，必将催生对康德所谓恶的救赎，而尼采便是这种拜撒旦教的辩经人。

本来，如果康德不反驳休谟，那么在休谟那里，对所谓非理性欲望，不但承认其存在，且不认其为恶，甚至认可为善。但休谟之认为它善良，不在于其意志的荣光，不在于其对意志的把控力和实现能力，而在于其所谓意志实现的内容对自我及他人带去的利益之权衡。

另外，尼采既将自我实现的能力对道德规则的反抗和超越视为至善，那必将剥夺无力而乖顺的理性臣服者的福祉称号，而只留其一个虚名，曰弱者道德。从此，弱者，或曰传统的善者，便无自我的幸福可言。其唯一的价值，在于促进强者的幸福。

但若休谟的思想更多地为大众所知，人民便可知，即便为强者活着，也未必就没有自我的幸福。因为人类是有爱与共情能力的生物。从强者那里共情到的福祉，从为所爱之人的牺牲里感受到的爱，是人类最为激越的幸福之一。

而正是康德对情感在德与福中的漠视甚至倒转，才使得他在被尼采反驳之后，无力为自己昔日推崇的谦恭的信徒辩解，而引来道德价值的末日黄昏。

因此，重新重视休谟哲学的重要性，回归他的政治经济学、道德心理学，甚至回归其认识论，无疑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