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日本人1个美国人，为何拼命鼓吹袁世凯称帝？看完才知列强阴险|列强|北洋政府|君主立宪|帝制|日本人|杨度|梁士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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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5年初开始的推动中国帝制的实践中，袁世凯的几位日本顾问，如坂西利八郎和有贺长雄等人都始终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并且对袁世凯产生过很大影响。

1、列强的“迷魂汤”

特别是1915年上半年，有贺长雄来华后，发表《共和宪法持久策》，以日本由君主立宪而富强为根据，鼓动袁氏总揽大权，并几次面谒袁（世凯），向袁陈述中国应当实行君主立宪，劝袁自己就皇帝之位。

对袁备极推崇的日本首相大畏重信向报界发表谈话，吹捧袁氏“为中国现代一大伟人。其皇帝自为，任何人亦不至引以为怪”。

这种煽惑性的鼓噪促使袁开始相信：

“日本朝野都赞成中国帝制，拥护他做中华帝国的皇帝。”

列强对于中国帝制的怂恿是从欧战爆发后开始的。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尽管“当时的外国使节没有一个对袁称帝表示不赞成”，但他们对于鼓动袁世凯称帝，变更中国国体的动机确是颇不一致的。

黑日本拥袁称帝的目的是为了变更中国的国体，使之接近于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以推行其“日中提携之政策”。

欧战爆发后，德国立即成了日本和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敌对国，争取中国的支持对于维持德国在中国地区的利益自然有着特别的意义。因此，德、俄对中国帝制的积极支持显然是出于对袁世凯个人的笼络和投其所好。

1914年袁的长子袁克定应德使力劝，赴德疗足伤，即得到了德国方面对于帝制的鼓噪。德皇威廉二世表示，对于袁政府，德“将在财政、器械上给予大量援助”，后又传言：“中国皇帝登基之日，德、奥两国，首先承认。”

出于和德国类似的原因，沙俄在这场以赞成帝制为诱饵谄媚袁世凯的竞争中也不甘落后。

当中国的帝制风声渐紧时，沙皇俄国立即表示：“若中国举袁为皇帝，俄国必承认无疑。”

一战前夕的俄、德两国在当时均为气势方张的君主立宪制强国。自北洋政府以来，为抵制日本在远东的扩张，袁世凯对两国在外交上均表现了一定的倾向性。因此，可以看出，两国对于帝制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对袁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在1915年下半年间，列强中对于中国帝制最有影响的舆论是美国“学者”古德诺炮制的《共和君主论》。古原为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校长、法学博士，自1915年初来华后，受聘为总统府国是顾问，即和中国国内的帝制派勾结在一起，进行了变更中国国体的大力鼓动。

《共和君主论》1915年8月最初发表于《亚细亚日报》，其文称：

中国数千年来，扭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也。…中国百姓，习于君主，鲜知有大总统者。古德诺则由此而断言：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他还写道：…中国数千年以来，固已渐进于立宪政治，惟开始之基，未尽完善。使当日有天潢贵族，为人民所敬礼，而愿效忠荩者，其效当不止此也。

古德诺的这个长仅5000余字的鼓吹君主制的文字对中国国内的帝制派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袁世凯将其“作为支持实行帝制的特别有力的证据，因为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共和国的公民的意见”。

2、英国态度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在《共和君主论》发表当月下旬，中国鼓吹帝制的最有力的团体——“筹安会”，即正式挂牌成立。在该会的成立宣言中，杨度等人以很大的篇幅，论证了古德诺关于中国不宜行民主共和的观点，并以此作为中国实行帝制的依据：

美国者，世界共和之先达也，美人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此义非独古博士言之也，各国明达之士，论者已多。而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著明，乃亦谓中、美情殊，不可强为移植。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我民忠告；而我国人士，乃反委心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身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为何？
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默视，坐待其亡。

在这场由列强联手推动中国帝制的过程中，英国表态最晚。

因担心帝制会引起中国社会动荡，影响英国的在华利益，英国曾对中国的帝制最初“不甚赞成”，但当发现其他的列强已普遍对中国的帝制持拥护态度时，英国的态度便不但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且利用其驻华大使朱尔典与袁世凯的私人关系，转而成为拥护中国帝制最力的国家。

这里让我们来看一段关于朱尔典对袁世凯鼓动帝制的游说记录，这段谈话发生于1915年10月2日下午4点：

朱：（中国君主立宪）不但英国欢迎，凡英国联盟诸国，也绝无损害中国之意。中国现时政府，一人之政，仅系于大总统一身。大总统即时离任，无有能继承其事者，中国大局不堪设想，此种局面岂能长久？中国现行之共和系世界所无之政体，既非共和，又非专制，又非君主立宪。此种特别政体，断难永远持久。若早日议决君主立宪政体，则与中国人民丝毫不悖。
袁：我曾经于受任大总统时发誓维持共和政体，如今一变君宪，岂不出尔反尔？
朱：唉，国民议决共和，选举你为大总统，当然发誓维持共和，倘国民议决君主立宪，再举你为皇帝，发誓维持君主立宪，不仍然是顺从民意吗？
袁：即使改为君主立宪，也须另选皇帝才行啊！
朱：再举满人为皇帝？除大总统外，各国必不承认！
袁：帝制对子孙不利。
朱：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虑及百年身后之事。若能善立家法，令其得学问阅历，则王子亦兴，平民子弟亦兴。若弃家法，废学问，则何从而兴？
袁：嗳，当初提倡共和者，不知共和为何物：如今不知君主为何物，又要改立君宪。不过，这个问题仍得移归各省被选人员议决，方合正轨。若是有人决于武力，有背民意，余必以武力制之。

在此谈话的结尾，朱尔典还特别向袁世凯指出：

“共和政体，华人实未研究；君主立宪政体，稍或知之。行君主立宪政体，是中国不能逃避之举，且系根本解决办法。当时华民醉于共和，非共和不可，是推翻满清得力之口号，是时大总统以为君主立宪，近于中国人民思想习惯。尔典与美使加乐恒，亦曾主张君主立宪，前驻京美使柔克义，亦屡言之。南北讨论之时，唐绍仪因一时之感动，未察国家之万年大计，主持共和，不可谓非失策也。尔典与大总统有三十年之交谊，无日不盼中国富强。”

这次谈话的结果显然是朱尔典说服了袁世凯。而且，各省大规模的“劝进”行动和制造“民意”氛围也正是从此次谈话后大张旗鼓地展开的。

从上面的这些材料，我们已大致可以看出，1915年洪宪帝制前夕袁世凯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了。

4、国内鼓吹帝制的人

事实上，直至袁世凯登基以前，这些舆论都“使袁相信世界列强都支持他这件事”。但是，等到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就皇帝位接受百官朝贺后，列强却突然翻脸，联合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警告，要求袁世凯“缓改国体”，但此时的袁世凯已是木已成舟、骑虎难下了。

和当时国外的帝制势力所表现出来的较为一致的特征是，中国国内在1914-1915年间出现的各种推动帝制势力同样也怀有各自迥异的目的和动机，完全包围了袁世凯。

筹安会是国内帝制运动的先锋，它的出现是帝制从分散的地下舆论转向了公开的组织活动的标志。

1915年8月23日，在杨度的活动下，筹安会正式挂牌成立，其核心人物有：

杨度、严复、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号称六君子。

在该会的筹备成立章程中提出：

“本会之立，特以筹一国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应于中国，专以学理事非，事实利害，为讨论范围。”

在同时该会公开发表的宣言中则称：

“本会以为，谋国之道，先拨乱然后求治。我们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此本会讨论之结果。”

与筹安会成立宣言同时发表的是杨度作于前一年的《君宪救国论》。

在该文中，杨度鼓吹：

“共和绝不能立宪。惟君主始能立宪，与其行共和而专制，不如行立宪而君主。”

不难发现，筹安会的始作俑者们除了极少数是希望通过鼓动帝制以谋求新的进身之阶的投机政客、革命党人的叛徒们外，大都是对旧的皇权政治情有独钟、眷念极深的古董类人物。其对于帝制的拥护也大多是出于政治上的信念，并侧重于学理式的探讨。

在被称为筹安六君子的人物中，杨度是清末官僚立宪派的核心人物，严复以学贯中西素被国人推崇，刘师培以国学渊博而闻名，孙毓筠、胡瑛、李燮和则是以革命元老资格背叛革命党的人物。虽然上述人物在出生背景上各不相同，但在反对民主共和的态度上却表现出了相当的一致性。

筹安会最初曾经声明，除“学理”、“事实”、“利害”之讨论外，“至范围以外各事，本会概不涉及”，并“以此为至严之界限”。但事实上，该会很快便突破了“研究学术”的范围，它不但在各地公开地设立分会，进行帝制组织准备活动，甚至通电指使各省官吏派代表赴京讨论国体问题。这显然便是受到了其他有实力的帝制势力支持的结果。

帝制的基本特征是终身制皇权的不受任何制约和世袭罔替。

就后者而言，在传统的长子继承制下，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将是这个帝制最有希望的受益者，这也是我们看到了袁世凯其他子女均对帝制表现漠然，而唯独袁克定积极活动并热心筹划的原因了。

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在这位以未来皇储自居的袁克定的活动下，不但其身边聚集了像朱启钤、杨度、顾鳌、夏寿田、段芝贵、汤芗铭、陈宦等相当一批帝制文武两班中坚人物。而且，他们也利用了袁世凯晚年深居简出的机会，成功地制造了大量的帝制舆论和笼络了相当的势力。

这一方面，1915年由袁克定一手策划的“假《顺天时报》案”便是一个例证，而这一事件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1915年间袁世凯所处的舆论环境以及这一环境对其帝制态度的影响。

因此阎锡山曾认为：“筹安会之幕后操纵者为袁之长子克定。他臆造假《顺天时报》，皆在‘以坚其父称帝之意’，而洪宪帝制之责任‘世凯三分，克定七分’。”

《顺天时报》为1901年日本外务省在中国北京出版的一份汉文报纸，也是日本在华的主要舆论工具。言论极为重要地反映着日本政府的立场。自“二十一条”事件以来，这也是袁世凯唯一阅读的报纸。1915年八九月开始，为了促使袁世凯早下帝制决心，袁克定纠集一班黑笔杆子，每天编制一份假版《顺天时报》，内容均有捏造各地拥护帝制的假内容，按时送给总统，并严格控制真版的《顺天时报》出入中南海。因袁本人深居简出，而其他子女均慑于袁克定的威严，对此加以隐瞒。故假《顺天时报》案直至帝制前夕，方被袁世凯发现。

5、赞成帝制的“交易”

和袁克定一样希望在帝制中谋求进身之阶和个人地位的是一些北洋的实力派军人。1913年后，北洋势力在消灭国民党地方势力中取得了胜利。不但袁世凯本人从此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而且潜藏在北洋集团内部的顽固势力，本着“大哥做了皇帝，小弟也挣个将军都督省长到手”的目的，开始相继成为帝制运动的先锋。

对此，杨度向袁世凯的解释是：

“北洋诸将，从公多年，所为何事，只不过攀龙附凤，求子孙富贵耳。如总统犹豫不定，将来诸将又怎么办。”

果然，1915年11月，当陈宦受命为四川都督时，就于临行前“伏地九叩首，膝行而前，嗅袁之脚”，并大呼：“大总统如不明岁登基，正位中国，陈宦此去，至死都不回来了。”

远在东北的张作霖，也曾拍着胸脯向袁世凯发誓：

“‘帝制问题’关以外有异议者，惟作霖一人是问，作霖一身当之；关以内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本部以平乱。”

同样，段芝贵、汤茗铭、陈树藩等地方实力派也都是这一时期最为激进的帝制劝进者。虽然我们无法确定当时北洋系中帝制派的确切比例。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一时期，像冯国璋、段祺瑞等的地位特殊、对帝制持异议北洋大将与袁开始疏远。而上述帝制微进人物却无疑都是当时环绕在袁世凯身边，与袁接触最多，对其最有影响的人物。

在当时的帝制活动人物中，也有这样一个较为特别的看法：

即以帝制的重建来削弱袁世凯的个人势力，以进一步“加强宪法的实践和行政管理的效率”。时任袁政府财政总长的周自齐将其解释为，帝制之后，“随着袁世凯居于皇帝的高位，政府将掌握在国务总理和内阁手中，他们将按照宪法继续掌管政府，并使之与立法部门协调一致”，“我们将使袁氏成为庙宇中的菩萨”。

持有这个态度的帝制派大都是受西方君主立宪政体影响较深的人物。但很显然，他们在如何保证袁世凯在帝制之后选择立宪而避免专制皇权在中国的重演，却没有任何具体的措施。因此，具有很浓厚的空想色彩。

在1915年的帝制推动势力中，另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势力，即因个人或团体的利害而加盟进来的势力。在这一方面，梁士诒及其交通系便是一例。梁自清末即任职于交通银行，北洋政府成立后，梁先后出任过交通银行总经理和交通总长。长期以来，广结党羽，把持财政，不但掌握着交通银行这个聚宝盆，而且也在北洋系内部培植了一个具有相当经济、政治势力的交通系。

1915年6月，北洋政府内部连续发生了“三次长参案”和“五路交通大参案”，在被参的三次长中，有两位属于财政和交通（他们是陆军部次长徐树铮、财政部次长张弧和交通部次长叶恭绰)，京绥、京汉、津浦等五路铁路局长同时遭到参劾，交通系内部受参案牵连人物极多，其中甚至包括了梁士诒本人。

因此，交通系一时为之震动，人人自危。

帝制活动公开后，梁士诒立即找到了一个纾解压力的办法，并很快和袁克定达成了交易：交通系支持帝制，以换取袁克定对于“交通大参案”的缓颊。在交通系的内部会议上，梁士诒直言不讳地向交通系其他成员提出了这笔交易，并声称：“赞成帝制，则不要脸；反对帝制，则不要头，何去何从，两者必选其一。”后来，交通系内部很快便形成了一致意见：即“要头不要脸，支持帝制”。

此后，梁士诒及其交通系便成了帝制运动的骨干和中坚力量。

梁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