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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的身体正在通勤路上,或坐在办公椅上。

也许你的心还在回味国庆长假的那次旅行。

我们向往旅行,向往成为一个在场的人,钻进一个城市的肌理,寻找它的欢愉与忧愁,与他人的命运产生真实又动人的交集。

当肉身无法启程时,这种旅行中的悸动,我们也能在一个作家的书中读到。
他就是刘子超,被许知远誉为“这一代人最杰出的旅行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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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超

歌手李健则说:“我相信,即使没有去过书中那些地方的读者在阅读这些文字后,会比大多亲临过现场的人更感同身受,因为作者非凡的感受力和独特的视角更能还原生活本身的真相。”

疫情期间,《失落的卫星》让我们从家里漫游到中亚,这本书获得豆瓣年度中文非小说类第一名,有读者评论道:“好看到停不下来”“ 作者身上像插着放大镜和接收器,捕捉到任何一个细小的声音和表情,转身查阅史书一样刨根问底”。

中亚之旅后,我们一直等待着他再度出发。四年后,终于,他带回了这本新作《血与蜜之地:穿越巴尔干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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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为什么要去往巴尔干?

对中国人来说,巴尔干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理名词。

它是历史课本和电视新闻的常客: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在萨拉热窝点燃,铁托会勾起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好时候的回忆,新闻报道里科索沃几乎与战火纷飞划了等号......

它也传递过诸多文化符号:

电影《桥》的插曲《啊,朋友再见》是几代人成长的背景乐,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名作《地下》是多少人的心头挚爱,还有行为艺术之母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战士般存在的克罗地亚足球队、塞尔维亚的国宝级网球运动员德约科维奇......

但关于巴尔干,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或许还是二十五年前的那个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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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热窝,斐迪南大公遇刺的拉丁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由此点燃

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三名记者牺牲。消息传到国内,许多人走上街头抗议北约的野蛮行径,当时还是初中生的刘子超正在其中。

当人群爆发出响亮的口号时,刘子超闻到了空气中“铁锈的腥味”。

刘子超写道:“从那一刻起,巴尔干不再是遥远的异域,而是变成了一块我决定日后踏足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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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旧址,如今是一座中国文化中心

往事并不如烟。

战争的枪炮声不断;恐怖主义的阴霾依旧;全球经济变幻莫测,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像一个不断坍塌的玩笑。

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巴尔干,重新寻找那些“血与蜜”的印迹,不仅让这段旅程,也让这本书都多了一分现实意义——因为“巴尔干化”一词最初正是用来形容一种秩序解体时分崩离析的状态。

这一次,刘子超从意大利的边境城市的里雅斯特出发,从北到南,由冬入春,穿越8个国家,23个城镇,穿过历史漫长的阴影,抵达布满弹孔的时间现场。一路上,人类的爱与恨一一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眼前。

在铁托的专列“蓝色火车”中,穿梭进南斯拉夫的幻梦;

在科索沃的清真寺旁,抬头看到美国的自由女神像;

乘坐通往地下溶洞的小火车,领袖的舞厅和埋尸的洞穴比邻;

马路将城市一分为二,一边是时尚的西城,一边是布满弹孔的东城,分割了无法跨越隔阂的两个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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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热窝随处可见的墓地,与城市融为一体

正如一位马其顿导演向刘子超拆解“巴尔干”这个词:“在土耳其语中,‘ bal’这个词代表‘蜜’,而‘kan’这个词代表‘血’。当这两个词组合成‘Balkan’(巴尔干)时,共同构成了‘血与蜜’的寓意。”

这也正是《血与蜜之地》书名的由来:它既揭示了所行之地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也暗示了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的残酷与希望。

02

巴尔干不缺故事

巴尔干从不缺故事。

这里有“关于民族和国家的故事;关于暴力和战争的故事;关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故事;关于冷战和南斯拉夫的故事;然后是危机、崩溃、分裂并最终走向重生的故事。”

但刘子超始终把目光始终聚焦在一个个真实且具体的人身上。

他说:“书写人类的命运如何在漫长的时间、记忆和地理的褶皱中发挥作用,正是旅行写作所要追寻的目标。”

一路上,一个个鲜活的人,从古老的历史背景板中跳出:酷儿和诗人,难民和毒贩,信徒和商人,悉数登场。他们中有人迷失,有人寻踪,有人弥补现实的分裂,有人喊着仇恨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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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科托尔

这趟旅途的刚开始,就是一出时代捉弄普通人的戏剧。

在走向斯洛文尼亚的路上,刘子超遇到一座被边境线划过的葡萄园,归属于一位老先生家。

在园子农宅石墙上,有一道黄色的直线,牌匾上写着“根据1954年的边境协议,意大利落在黄线的一侧,南斯拉夫落在黄线的另一侧”。

铁幕落下,老先生的父亲失去了边境线另一侧的葡萄园。岁月给了他们无情的摧残,他们却酿成了一瓶瓶美酒。

老先生邀请刘子超喝酒,开玩笑地回忆往事:“我们需要护照,才能从房子的一侧,走到另一侧。”

时代捉弄人,但人也可以嘲弄时代。这就是这片土地的黑色幽默。

一杯葡萄酒下肚,我们继续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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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普利特酒吧内玩填字游戏的男人

在卢布尔雅那,跟随作者闯入一场诗歌沙龙,看见诗人如何用语言重建家园。

在黑山的深夜,邂逅少女接线员,她忙着为遥远的美国人订比萨,自己却从无法获得美国签证。

活在南斯拉夫旧梦中的克罗地亚青年,可以修好一切东西,却修不好自己。

一个选择“躺平”的波黑银行职员,大声质问中国年轻人“你们生活在中国,为什么要躺平?”

大屠杀三十年后的小镇,那些丧失父亲、丈夫、兄弟、儿子、表兄弟的女人如何重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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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塔尔一座近乎废墟的住宅内,还有一户居民

一个不被家人理解、四处碰壁的塞尔维亚女孩,如何策划一次逃离?

一个名叫“自由”的科索沃青年,为何困在日常生活里,却不放弃自己的音乐之梦?

在经济危机下成长的希腊年轻人,为何挥舞镰刀和锤子的旗帜,大声喊着左翼口号:“我们希望汇聚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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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马其顿的清真寺与南斯拉夫建筑

阅读这本书,你会发现,巴尔干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更像一个形容词,充满伤痛、挣扎、求索和希冀的复杂含义。

刘子超如一名高超的纪录片导演,将人们的情绪、表情、声音和命运捕捉到纸上。我们跟随作者,去到一个个地方,遇见一个个人,聆听一个个故事。

让我们看到那些或辉煌、或残酷的宏大历史,如何扎实地落在每一个人头上。

而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与他们的并无本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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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后的萨拉热窝

03

我们何处为家?

除了巴尔干人,还有许多涌来这里的异乡人。他们以为这里是要寻找的新家园。

克罗地亚人去拥抱欧洲,却由六万多尼泊尔人来填补底层工作的空缺。

28岁的阿富汗难民,人生有一半时间在逃亡。因为长得像中国人,被中餐厅雇佣来做炒面。他告诉刘子超:“我不信任何宗教。我只信我自己。我只对自己的生命怀有信念。”

还有那些无处不在的俄罗斯人:洗钱的寡头,逃避兵役的青年……二百万人口的贝尔格莱德,竟有三十万人来自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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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布罗夫尼克跳水的人

在那里,一个莫斯科青年与刘子超把酒言欢,酒醉后发出征服欧洲的宣言:“我们会彻底消灭乌克兰纳粹,再用原子弹炸平波兰、立陶宛——整个欧洲都是我们的。”

但当刘子超问他为什么不去参军,他却说:“兄弟,你不是认真的吧?我才不在乎这场操蛋的战争。我才不会为了任何人去送命。”

除了哀伤的旧梦,巴尔干又添入了异乡人的新愁,而寻找家园的古老故事,在新时代不断重演。

巴尔干的故事不只属于巴尔干,正如在人口流动成为常态的当下,“家园”也早已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和情感上的归属地。

“如果说民族主义是关于家园、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的理论,那么个体与这种共同身份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刘子超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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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格莱德市中心遭北约轰炸后的国防部大楼

在被民族主义摧残后的莫斯塔尔,刘子超遇到一位保加利亚女孩。他的父亲是塞尔维亚人,在南斯拉夫内战中丧生,而她却选择来到悲剧发生的国度,担任一所学校的心理咨询师。

当刘子超问她“家在哪里”时,她回答:“家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点,而是一种深刻的情感体验。真正定义一个人的不是护照,而是他们的内心世界。”

在雅典的酒店里,刘子超遇到一位移民咨询公司的中国女孩。当她纠结于自己该移民瑞典还是希腊时,刘子超的回答是:“如果有那么一大笔钱,我会用它来环游世界。”

“看来你是个很浪漫的人。”女孩调侃道。

“算不上浪漫,”刘子超说,“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并不确定自己究竟归属哪里。我们每个人诞生在一个地方,有时拼命地想要逃离那里,有时又固执地渴望回去。我们对故乡和异乡总是带着滤镜……或许,只有当我游历过很多地方,见识过不同的人生,才能真正了解自己,从而知道自己的家在何处。”

家在何处?——这个问题让我们一次次离开家乡,在人生旅途中不断探索答案。

正如刘子超在后记中所写:“在这本书中,我尝试着建立一种双线叙事:一条是以旅行本身为线索,将巴尔干地区的历史与现实串联在一起,形成一种具有个人风格的巴尔干叙事;另一条则是通过当地人的故事,通过倾听各种不同的声音,去思考那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我们何处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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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赫里德湖畔

尾声

2020年,现象级旅行文学作品《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的旅程》出版时,新冠疫情正把每个人困在原地,没人想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自由移动会成为一种奢求。

等一切归于平静,重重叠叠的物理阻隔消散,世界的许多角落悄然发生着变化:

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早在不经意间分崩离析。全球化的副作用、移民潮与难民潮、科技革命带来的不确定性,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孤立无援,渴望寻求慰藉和意义。

然而,刘子超通过在巴尔干的所见所闻告诉我们,集体的意志带给我们的归属与认同感,它会只带来心灵的慰藉和凝聚力,也可能以动荡、愤怒和反叛的形式显现。

我们也许从中受益,也可能被卷入其中,无法抽离。

面对现实世界的诸多危机和挑战,通过《血与蜜之地》,通过一次次的离开、寻找和抵达,你我都能找到一些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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