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平知青]知青经历的点滴回忆作者：刘慧敏|刘慧敏|康平县|康平知青|革委会

知青经历的点滴回忆

1968年夏天，席卷中国大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建立红色政权”的阶段。经过两年多冲锋陷阵、打打杀杀的中学红卫兵们此时已经失去了文革舞台的主角位置，风光不再。正值青春年少、躁动不安的中学生们无所事事，纠结、彷徨。数以千万计的这些城市青年给中国社会的安定带来了极大的隐患。凭借年轻人的满腔热血，对党和毛主席的赤胆忠心，要这些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

这一年的秋冬，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

我的母校沈阳20中学上山下乡概况

沈阳20中学当时有38个班，近2，000名学生。中共中央东北局沈阳军区、省市委等领导干部的子女大部分集中在这里。可能是这个原因，沈阳市革委会原本安排20中学下乡到自然条件较好的开原县。可因为几个革命热情非常高的同学坚决要求到“辽宁的北大荒——康平”去改天换地，并上街写大标语，去市革委会请愿。于是，市革委会改变了原来的安排。

9月18日，沈阳军区派出的50辆“解放”牌军用卡车，把我们33个班的1230多名同学送到了辽北的康平县(其它5个班去了盘锦)。从此，康平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我校的下乡知识青年被县革委会分别安置到位于康平县东部的郝官
屯、四家子、山东屯三个公社(后来将郝官屯和四家子公社的一部分大队划出来成立了两家子公社)。这三个公社地处辽河沿岸，农业生产条件较好，分值较高。这样安排是否与干部子女有关，不得而知。当时辽沈地区被触及的领导干部，包括高级干部的子女大部分来到了康平。而一旦领导干部“落实了政策”，儿女便很快回城了。也有特殊的，如沈阳市市长刘宝田的儿子刘义后来被抽调到康平县土产公司当工人，娶了康平的姑娘为妻，在康平安了家，90年代才调回沈阳。部队干部子女则几乎全部被送到部队，没有下乡的。我们基本上都是高中和初一、初二混合搭配，学校的初衷是便于对初中同学的照顾。当时初一的同学オ15岁，甚至个别的14岁，都是孩子。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其实谁也顾不了谁。但总要比其它学校好一些。

在生产队的日子里

我们高三一班带着初一的小同学分别被安排到四家子公社的牤牛河、新发堡、钟家街三个大队(1970年初，这三个大队都被划到新成立的两家子公社)。

我们青年点在牤牛河大队东赵秀窝棚生产队，40几户人家，土地肥沃，是个比较富裕的地方，当年分值一元两毛三。而我的二弟下乡到沈阳郊区班家寨，分值才八分钱。让我的父母和亲友对康平这个穷地方刮目相看。但第二年就降到九毛，毕竟还是那么多地，打那么多的粮，却增加了20来个“劳动力”参加分配，分值怎能不贬呢?

我在生产队参加劳动的时间不满一年，至今有些事情依旧记忆犹新。

刚刚下乡时，“阶级斗争”的烙印还深深地刻在脑海里。

初冬的一个夜晚，一位同学听到北窗户外有动静，急忙叫醒了大家。大家披上棉衣坐了起来，仔细一听，窗外的柴禾簌簌作响，似乎是人的脚步声。继而脚步声来到北窗前，为了御寒而糊在窗外的报纸有被撕的声音，大家骤然紧张起来。借着南窗照进来的月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似乎心照不宣，同时意识到一有阶级敌人!大伙赶紧穿好衣服，拿起铁锹、镐头或镰刀，悄悄地打开房门，绕过房山。冲到房后一看，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在笑声中，生产队的一头散驴被
吓得尥蹶子就跑。

一天晚上，几个同学到社员家串门。回青年点的路上，看到北方似乎不远的地方一颗淡红色的信号弹腾空而起。我们立刻跑回青年点，拿起扎枪、镰刀等“武器”，借着月光向北奔去。跑出不远，发现一点忽明忽暗的灯光在闪，好像发现了目标，既兴奋又紧张。朝着灯光追了半个多小时，约莫追出了五、六里地，感觉灯光并没有动，但离我们还是那么远。考虑到明天还要起早劳动，大家只好垂头丧气地打道回府。可是回来却迷路了，转悠了两个来小时才摸回青年点。后来和生产队长说起，队长说社员们根本不把这儿当回事儿。

据说，全国多地下乡知青在农村见过信号弹升起，特别是偏远地区。据分析，极大可能是国民党撇离大陆后潜伏下来的敌特分子所为。但除了骚扰和显示他们的存在，起不到什么作用，随着时间推移，早已见不到了。

我是青年点点长之一，负责生活管理。可能是穷人家的孩子，在家又是老大，懂得勤俭持家。所以，青年点管理的井井有条。在生产队长和贫下中农的指导下，我们自己动手垒院墙，打井，养猪，腌咸菜，下大酱……，下乡第一年，青年点的小日子过得还算有滋有味。参加劳动积极肯干，任劳任怨，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也很赞赏，认为我这个青年不仅是个好劳力，还是个会过日子的男人。几个月之后，我担任了生产队政治指导员。

在生产队经受艰苦劳动的锻炼和考验。由于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得到社员们的认可。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几乎干遍了春种夏锄、秋收所有的农活，还有倍受社员们信任的看青、看场院。此外还干过只有被称为“把式”的老农才能伸手的，如点种、趟地、赶大车等。这是很多知青想摸而摸不到的活计。

参加县“一打三反”工作队

1969年9月初，下乡还没满一年。生产队长杨振生通知我到公社报到，说是大队党支部决定的，去做什么，杨队长也不清楚。到公社才知道，县革委会向四家子粮库派了一个工作组，叫“康平县财贸系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公社要我去那报到。

县革委会财贸组的张守田同志担任宣传队队长。他高高的个子，
说话瓮声瓮气，办事雷厉风行，干净利索，很受大家的尊重。成员是分别从郝官屯、山东屯、方家屯、善友屯、沙金台等粮库调来的业务骨干。因为这些同志多数只有小学文化，个别初中文化程度，县革委会要四家子公社抽调两名高中的沈阳20中学下乡知识青年参加宣传队工作。安排我的工作任务是写材料，搞简报。两天后，李峰山也前来报到。

当时的待遇是生产队照记工分，县里每天补助两毛钱，够优厚的了。

按县革委会的要求，公社还从程家窝棚大队调来一位贫下中农代表，并担任了宣传队副队长。他姓程，长得细皮嫩肉，白白的，胖胖的，经常背着手迈着八字步走路。我们知青虽然叫他“老贫农”，但背后却说:“什么老贫农?纯粹像个老地主!宣传队进驻粮库不久，就赶上收公粮。宣传队成员除了查粮库的账目和外调之外，还要与粮库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作为积极要求进步的知识青年，白天积极参加劳动，抢着干最脏、最累的活。写材料的工作常常在晚间去完成。

粮库最累的活莫过于扛麻袋上跳板了。一麻袋玉米170多斤，生产队打场时我曾经扛过，但那是平地走。走跳板，上粮囤，我还从没有体验过。跳板30多厘米宽，6米多长。一个粮囤要之字形上下连接搭起五块跳板，相当于三层楼高。空着手在上面也一走一颤悠，况且要扛着170多斤的粮袋，颇悠的更加厉害，走不好会连人带粮一起倒栽下来，真不是闹着玩的。我就曾在上第二阶跳板时栽下来过，幸亏摔在了粮囤里。我认真、虚心地向粮库工人学习，看人家怎样扛，怎样走，特别是在跳板上如何避让上下对行的人。终于，我能扛起170多斤的麻袋，甚至那种又细又高的帆布口袋自如地上到五级跳板的最顶端。宣传队成员中能做到这一点的，我是唯一的一个。站在高处，看着整个粮库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和参加劳动的人们，感到非常自豪。这种劳动是异常艰苦的，但也是快乐的。因为它是对意志的锻炼，是对意志的考验，在这面前，我胜利了!

公粮接收刚刚结束，宣传队就在四家子粮库内开始了一场紧锣密鼓的运动。这时，我们才知道，四家子粮库的经营管理很混乱，而粮库业务员李建华19岁的儿子在一起交通事故中身亡，从其身上发现数量不少的粮票，有倒卖嫌疑。而李建华有重大贪污嫌疑。

李建华是造反派的头头，在当地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在多次大会动员，普遍号召坦白交代，检举揭发，并对多人个别谈话没有效果的情况下，宣传队决定对李建华隔离审查，并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其实“隔离”就是监禁，把他关在粮库后院一个封闭的单间，由民兵24小时轮流把守。李建华非常顽固，不论宣传队与他怎样谈，不论在职工大会上怎样批斗，他拒不承认有贪污行为。我也同他单独谈过，他更不把一个下乡青年放在眼里。

一天晚饭后，“老贫农”以一种特别的口吻和眼神对我和李峰山说:“李建华这家伙忒顽固，你们革命小将应该教训教训他。”我俩心领神会。天黑后，来到关押李建华的地方，以与李建华谈话为名，支走了看守的民兵。起初真的是好言相劝，但李却一言不发。我俩急了，对他施起了拳脚。虽然我俩是“小将”，但也很“狡猾”，绝不触及他的头部和脸上。尽管我俩使足了力气、李建华竟咬牙挺着，一声不吭。就在不知该如何收场的时候，有人跑来说张守田队长要我俩过去。原来“老贫农”求功心切，想通过动武让李建华开口，一直在窗外偷听。没听到李建华一句话，他害怕了，跑到队长那出卖了我们。

我俩忐忑不安地回到前院。张守田队长并没有当面批评我们，而是责问“老贫农”:“你作为老同志，知道他俩动手，为什么不制止?一旦出事，你作为副队长，没有责任吗?”过后，张守田才单独找我俩谈话，要我们注意政策和策略，接受教训，下不为例。这让我俩非常感动，非常敬重守田同志，和守田成为要好的朋友。

李建华久攻不下，宣传队转变了策略，派出一个小组到山东屯李建华的家。李建华的老婆是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妇女，儿子出事死了，丈夫被办班”多日不让回家，其缘由她心里是清楚的。所以，县里来的一帮人到她家的这个阵势就把她吓傻了。没用多长时间，她就把李建华埋在里屋西山墙根儿的一万多斤粮票交了出来。接着又在她家搜出了几颗手榴弹、几把ヒ首、刺刀，还有不少子弹。怀疑有枪，但没有搜到。

这一万多斤粮票，让整个粮库震惊了。我们乘胜追击，把又一个业务员白凤桐办了“班”。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政策的感召和威慑下，白凤桐很快坦白交代了贪污一万多斤粮票的问题，并带着我们到石治玉他家中起出了包裏得严严实实的一大包粮票。同时，又查出会计刘德生等人的经济问题。

在破获李建华、白凤桐两起震惊辽北的贪污大案过程中，恰逢中发(1970)3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发(1970)5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中发(1970)6号文件《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发布，全国上下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运动”。我们这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随即改名为“康平县一打三反工作队”，并一下子成为铁岭地区的典型(当时康平县归属铁岭地区管辖)，许多单位都前来学习。为了展示“一打三反”的成果，在粮库办了一个以“财贸战线阶级斗争”为主题的“一打三反成果展览”。此时，我推荐了张文涛、齐春风，李峰山推荐了王晓芬，公社推荐了董春燕等知青参加了工作队。在四家子粮库的这段战斗友谊使我们成为挚友。

为了促进各地“一打三反”运动的开展，铁岭地区革委会在康平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同样贪污一万多斤粮票的贪污犯，李建华因抗拒被从严判处有期徒刑20年;白凤桐因坦白，被宽大处理，当场释放，仅仅被开除了公职。

李建华入狱后拒不接受改造，因越狱被加刑。又一次越狱时被当场击毙。

白凤桐后来迁居康平镇顺山屯。数年后在路上遇到我，竟激动得老泪横流。

在工作队半年多的时间里，让我不能忘却的一件事是学会了抽烟。

我写材料大部分时间是在晚上。赶上比较重要的材料时，守田队长常常陪着我，和我一起研究材料的内容、思路。他常常给我沏上一大杯浓浓的红茶，并把一盒“大生产”放在我旁边，说:“抽烟自个儿拿。”他烟瘾很重，每天得两盒“大生产”。虽然当时香烟凭票供应，但作为县革委会财贸组的张守田来说，批几条烟并不困难。他每次从县里回来，都要带个三条两条的。我一直不吸烟，也曾下过决心永远不吸烟。所以每当守田让我抽烟的时候，我都会谢绝。

一次，守田要乘唯一的一趟早班车回县里汇报，必须要带一份文字材料。过半夜了，我还没有把材料写完。这时的我又乏又困，不停
地打着哈欠。守田看到我这样，点着了一颗烟递到我嘴边。我刚要说不，他像下命令一样:“抽一颗，抽完就不困了!”我看着他那焦急的眼神，无法抗拒地接过来。这是我第一次抽烟。那晚抽了三颗，天亮前，终于把材料赶了出来。后来，守田又一次给我烟，没等我拒绝，就说:“抽!一个大老爷们儿哪有不抽烟的!”我对他的尊重和这句“大老爷们儿”竟让我无法再拒绝他的“大生产”。叼过几天“大生产”，有了“大老爷们儿”的感觉之后，突然有一天意识到，总抽别人的烟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于是，我来到四家子供销社。

那位年轻的女售货员已经认识了我，客气地问:“买点啥?”

我有点忐忑地:“能不能卖我两盒烟?”

“要什么烟?“

“‘大生产’有吗?”

“有，要几盒?”

“随便卖吗?”

“不随便。”

“那卖我两盒行吗?”

“行啊!”

“多买行吗?”

“你们县工作队，谁敢说不行啊?除非没有货”。……

当我回到粮库，递给守田一颗“大生产”时，他笑了，我也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