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军统局作为蒋介石的秘密警察组织，以其强大的情报网络和无孔不入的渗透能力闻名。然而，在广袤的中国版图上，却有一个地方始终让戴笠头疼不已。这个地方就是青海，一个被誉为＂中国的屋脊＂的神秘高原。为什么军统在这里屡屡受挫？是什么力量能够阻挡这个令人闻风丧胆的特务组织？青海究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世人皆知军统局是蒋介石的心腹利器，却不知这把锋利的宝剑在青海高原上竟然折断了锋芒。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为了加强对各地的控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扩张特务网络。就在这一年，军统局首次将触角伸向了青海这片神秘的土地。
当时，军统兰州特警班刚刚培养出了第一批特务，其中就有几名青海籍的年轻人。军统局的头目们一拍即合，决定派遣这些＂本地人＂回乡发展组织。于是，以张元彬为首的一批特务悄然潜入了青海，他们的任务是建立军统青海组，收集当地的各种情报。
张元彬初到青海，信心满满。他想，自己是青海人，对这里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可以轻松完成任务。可是，他很快就发现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
原来，青海这块地方早已被一个叫马步芳的人牢牢控制。这位马步芳可不是一般人，他是青海的土皇帝，人称＂青海王＂。马步芳对外来人员防范极其严密，任何陌生面孔都逃不过他的眼线。
张元彬和他的同伴们刚到西宁没多久，就感觉到了无形的压力。他们想要打听点消息，却发现当地人对外人闭口不谈。他们想要结识些地方上的人物，却总是被婉言谢绝。甚至连租房子都成了难题，因为没有人愿意冒险收留来历不明的外地人。
军统青海组的工作陷入了困境。他们每天都小心翼翼地活动，生怕被马步芳的人发现。张元彬苦思冥想，想尽各种办法也无法打开局面。他们收集到的情报少得可怜，大多是些无关痛痒的街头巷尾的琐事。
就在这时，军统局又派来了一名得力干将——张连庆。张连庆是个电台专家，他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无线电设备。军统局的意图很明显，他们想要通过这个秘密电台，直接向南京汇报青海的情况。
可是，在青海这个特殊的地方，连架设一个隐蔽的电台都成了天大的难题。马步芳的耳目遍布全城，任何异常的电波活动都会引起他们的警觉。张连庆不得不每天更换发报地点，有时甚至要躲在荒郊野外的山洞里才敢进行发报。
就这样，军统青海组的工作举步维艰。他们的每一个行动都如履薄冰，生怕被马步芳的人发现。张元彬和他的同伴们感到十分沮丧，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在其他省份畅通无阻的军统，在青海却寸步难行。
正当军统青海组陷入困境时，军统局决定改变策略。他们想到了一个看似天衣无缝的计划：利用中央政治学校西宁分校作为掩护，重新布局青海的特务网络。
中央政校西宁分校，掩护行动受挫
军统局在青海的第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但这并未打消他们的决心。戴笠深知青海的战略重要性，决定再次出击。这一次，他们选择了一个更为隐蔽的方式——以中央政治学校西宁分校为掩护，重新部署特务网络。
1939年初，一位名叫周觉生的中年男子来到西宁，他以中央政治学校西宁分校校长的身份出现。表面上，周觉生是来筹建分校的，实际上，他是军统局派来的特务头子，肩负着重建青海情报网的重任。
周觉生的到来并未引起太多注意。在当时的西宁，一所新学校的建立并不算什么大事。马步芳虽然对外来人员严加防范，但对于一所由中央政府批准的学校，也不好反对。这正合了军统的心意。
分校很快就建立起来，开始招收学生。周觉生利用校长的身份，开始在青海社会上广结人脉。他经常组织一些学术讲座和文化活动，邀请当地的知识分子和官员参加。通过这些活动，周觉生逐渐打入了青海的上层社会。
与此同时，周觉生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真正使命。他开始在学生中物色合适的人选，秘密发展军统的外围组织。一些表现突出、思想可靠的学生被吸收进了这个隐秘的网络。他们被安排到青海各地，以学习考察为名，实则收集各种情报。
周觉生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与马步芳建立联系。他深知，要在青海立足，就必须得到这位＂青海王＂的认可。周觉生采取了一种迂回的策略，他并不直接接触马步芳，而是通过各种渠道向马步芳输送礼物和好处。
这些礼物有时是一些稀罕的书籍，有时是南京带来的精美物件，还有时是一些对马步芳有利的＂内部消息＂。周觉生的目的很明确，他要让马步芳感受到与中央政府保持良好关系的好处。
这种策略初见成效。马步芳对这位新来的校长态度渐渐和善。他甚至几次派人邀请周觉生参加一些私人聚会。周觉生欣喜若狂，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然而，周觉生低估了马步芳的狡猾。马步芳表面上对周觉生礼遇有加，实际上却派人严密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马步芳早就怀疑这所突然出现的学校有问题，只是在等待证据。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1940年的一个深夜。当时，周觉生正在学校的一间密室里，用隐蔽的电台向南京发报。就在这时，马步芳的人突然闯入。周觉生被当场抓获，军统在青海苦心经营的一切瞬间土崩瓦解。
马步芳并没有公开处置周觉生，而是选择了一种更为高明的方式。他给了周觉生两个选择：要么立即离开青海，永不回来；要么就在青海坐牢。周觉生别无选择，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青海。
与此同时，张元彬等人的身份也被揭穿。他们不得不匆忙撤离，连带着珍贵的电台设备也只能藏匿起来。就这样，军统在青海苦心经营的情报网再次瓦解。
这次失败对军统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仅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还暴露了他们在青海的活动，使得今后的工作更加困难。更让戴笠感到棘手的是，他们在青海竟然连一个可靠的据点都没有留下。
军统特务利用宗教掩护，再次折戟
军统在青海的两次失败并未让戴笠放弃。相反，这更加激发了他的斗志。1941年初，戴笠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专门讨论青海问题。会上，一位资深特务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利用宗教势力作为掩护。
青海是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的地方，尤其是藏传佛教在当地影响深远。军统决定派出一支由精通藏语、熟悉藏传佛教的特务组成的小队，以朝圣者的身份潜入青海。这支小队的首领是一位名叫李明的特务，他不仅精通藏语，还曾在拉萨生活多年，对藏传佛教的仪轨和习俗了如指掌。
1941年夏，李明带领着五名同伴，装扮成朝圣者，从甘肃入境青海。他们身着藏式服装，手持转经筒，脚踩朝圣之路，一路向西行进。为了增加可信度，他们甚至按照藏传佛教的传统，每走三步就要叩一个长头。
这支＂朝圣队伍＂的目的地是青海湖附近的一座著名寺院。他们计划在那里暂时安顿下来，以虔诚信徒的身份融入当地社会，逐步建立情报网络。
一路上，李明等人小心谨慎，尽量避开官方检查站。他们主要在乡间小路上行走，偶尔遇到行人，就低头念经，以示虔诚。这种伪装效果显著，一路上竟然没有引起任何怀疑。
经过数周的跋涉，李明一行终于抵达了目的地。这座寺院坐落在青海湖畔，香火鼎盛，每天都有大量信徒前来朝拜。李明等人混在朝圣者中间，顺利进入了寺院。
为了不引起注意，李明等人分散开来，以个人身份在寺院中生活。他们每天参加诵经、礼佛等活动，表现得十分虔诚。同时，他们也在寺院中寻找机会，试图接触一些有影响力的喇嘛和管事。
李明很快就发现，这座寺院不仅是宗教中心，也是当地政治和经济的重要枢纽。许多重要人物经常来此祈福或商议事务。这正是军统需要的情报来源。
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李明决定在寺院中开设一个义诊点。他们中有一人曾经学过中医，可以为信徒们看病。这个举动很快引起了寺院高层的注意，他们对这群热心助人的＂朝圣者＂印象颇佳。
随着时间推移，李明等人渐渐在寺院中站稳了脚跟。他们不仅结识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喇嘛，还通过义诊接触到了不少当地权贵。李明开始小心翼翼地收集情报，并通过隐蔽的方式传递出去。
然而，就在军统以为终于在青海找到突破口时，意外再次发生。一天晚上，李明正准备用藏在佛像中的微型发报机向总部发报时，突然闯入了几名武装人员。原来，寺院中早有马步芳的眼线，他们已经监视李明等人多时。
这次，马步芳并没有给李明等人任何选择。他们被直接押送到了西宁的监狱。马步芳借此向南京政府施压，要求彻查军统在青海的活动。
这次失败对军统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不仅损失了一批精锐特务，还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在青海的活动。更糟糕的是，这次事件让青海各大寺院也对外来人员警惕起来，使得军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潜在渠道。
戴笠对此感到异常沮丧。他不得不承认，在青海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军统似乎总是步步维艰。但他并不知道，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马步芳正准备对军统在青海的活动发起全面清剿，一场更加激烈的较量即将展开。
马步芳反击，军统青海情报网被全面清剿
1942年初，青海省主席马步芳决定对军统在青海的活动进行全面清剿。此前的几次挫败让马步芳意识到，军统在青海的渗透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他召集了省政府和军事部门的高层，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行动计划。
马步芳的第一步是加强对外来人员的管控。他下令在全省范围内实施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要求所有外来人员必须在24小时内向当地警察局登记。同时，他还在省会西宁和各个重要城镇设立了检查站，对进出人员进行严格盘查。
这些措施立即显现出效果。仅仅一个月内，就有数十名可疑人员被捕。其中大部分人经过审讯后被证实与军统有关。这些被捕人员的供述为马步芳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让他对军统在青海的网络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马步芳的第二步是对省内的各种机构进行全面清查。他特别关注那些新成立的学校、商会和宗教团体。在这次行动中，马步芳的人发现了几个军统特务伪装的＂商人＂。这些＂商人＂表面上在经营茶叶生意，实际上是在收集青海的经济和军事情报。
与此同时，马步芳也没有忽视对自己亲信的监督。他秘密成立了一个特别调查组，专门负责调查省政府和军队中的可疑人员。这个调查组的行动非常隐蔽，连马步芳的一些亲信都不知道其存在。通过这种方式，马步芳成功揪出了几名已经被军统收买的官员。
1942年夏，马步芳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突击行动。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的部队同时突袭了西宁城内外的数十个地点。这次行动抓获了二十多名军统特务，缴获了大量密电码和情报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一份详细记录了军统在青海情报网络的文件，这份文件为马步芳后续的清剿行动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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