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自清朝末年，西医的大量涌入，严重冲击了中医的发展。后来，傅斯年、胡适等人因为“新思想”，进而开始抵制中医。
难道中医真的不好吗？
其实并不是因为中医不好，只是他们理解不了。
一、“骂中医”
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一些信仰科学的人士，就对中医抱有极大的成见，甚至把它等同江湖骗术。出身中医世家的严复就曾说：
“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切记切记。”
而曾在日本学习西医的鲁迅也曾说：
“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
那时，傅斯年天性纯真，所以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医的态度。
吴相湘在他的《民国百人传》中说，在骂中医的激烈程度上，傅斯年的表演确实最为精彩。
傅斯年也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起我所受的教育。”
梁实秋的《胡适先生二三事》，则记载了关于傅斯年的一则趣事，说他一见到孔庚就“脸红脖子粗”，因为，他们曾为中医问题激烈辩论了一场。
后来，傅斯年将罪名追加到中医头上，企图从道德层面取消中医的合法性。同时，他也采用妖魔化的手段，将中医归入“医卜星相”的行列，并提议政府在取消中医之前，将中医划归“内政部礼俗司”管理。
可见，在西化派的话语中，中医问题，甚至没有资格进入“科学”视野。
可这种科学，真的是科学吗？
我们都知道，凡是唯有谦卑，才能长久。当科学被赋予了道德的优越性，它也从原本的科学，变成了“唯科学主义”。
当然，民国的“骂中医”，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其背后，是西化知识分子对中医激烈否定的态度。
这一态度引出了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几次大型中西医争论，并影响到政府政策的制定与社会生活的安稳。
二、胡适不惜说谎，也要抵制中医
1920年夏天，胡适经常患病，据说，“一用脑脚底就痛，说是脚气病，但据西医诊断为心脏病”。11月，马幼渔给胡适介绍了名中医陆仲安，结果吃了三个月的药之后，胡适的病就好了。
可想而知，自此以后，陆仲安的名声大震，而胡适一家人后来有病都请他来看。
不过，胡适到了晚年，却在给朋友的两封信中，否认了陆仲安曾给他治愈疾病这个事实。
在这里，胡适撒谎的手段十分圆滑。
首先，他不明确地肯定或否定陆仲安是否曾治好了他的病，可却又极力强调陆仲安没有治好他的糖尿病。
事实上，胡适不曾患糖尿病，尽管血糖略高，自然中医也不可能只好他的“糖尿病”。
其次，他承认中医能够治急性肾脏炎，但获治的人不是他，而是他的朋友。
最后，胡适毫无来由地对“造此谣言的中医”“愤怒”了一下，表明自己对待科学的态度十分严肃认真。
几个步骤下来，胡适既间接地承认了三十多年前的事实，又把一些事情遮掩了过去，免去了自己为活命而放弃“科学”这段历史。
其实，如果仅是误传，犯得着“愤怒”吗？
如果“造此谣言的”不是中医，胡适还会这么“愤怒”吗？
其实细观历史，胡适请中医看病并不是就那么几次，也不是仅请了陆仲安。若他真的认为中医无用，又何必请中医看病？若中医有用，他又何必要强调自己的“科学”呢？
罗尔纲说：“胡适最恨人说假话。他为什么自己反说假话呢？这是因为他主张‘充分世界化’，主张科学。胡适怕对科学的发展有害，所以才不得不这样说的。”
三、“隔离的智慧”
1925年前后，那场声势浩大的中西医之争，关注的人很多，其中就有国学大师章太炎。不过，章太炎本人从不参与这种纷争。
那时，章太炎就曾提到：
“中西医的冲突，是一种不同话语之间的冲突。”
章太炎对待中西医冲突的态度，用海外汉学界的术语来说，就是采取一种“隔离的智慧”。
他一贯认为中医不可废。
中医有着自己的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经验，自称逻辑，自定概念，当然，这并不代表着中医就完美无缺，它依然有它的缺陷。
中西医来源于两种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系统，将中医说成是所谓的“哲学医”固然是可笑的，以五行阴阳来谈中医却是更加可笑。
章太炎指出，不要在言论上与西医较胜负，而应在扎实的医疗实践中，建立自己的自信心。
就在中西医之争最为激烈的时候，章太炎则在上海着手创建了中国第一所现代的中医学院。这座中医学院，为中医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方面，以及中医的复兴打下科学的基础。
反观傅斯年和胡适对待中医的态度，与其说是他们觉得中医不好，不如说是，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他们无法真正理解中医。
其实，胡适不仅多次看过中医，在1925年，还曾亲自劝说孙中山接受陆仲安的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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