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后，胡乔木被任命为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新华通讯社社长，还兼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当然，这时候的他仍然是毛泽东的秘书。
１９４９年解放后，特别是１９５７年后，胡乔木明显感到他追随毛泽东的步伐有些力不从心。从１９５７年开始，他经常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１９５７年初，鉴于当时社会出现的一些不安定的苗头，毛泽东开始了对关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命题的思索。这一年，毛泽东就此问题多次发表讲话，最著名的就是１月２７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和２月２７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批评了党和政府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其他消极现象，明确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谈到所谓群众闹事问题时，毛泽东在２７日谈话中强调：“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毛泽东还强调，“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
在这一年３月１日举行的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还谈到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散花野草也有用处，其中有些可能转化为香花，香花也可能变得不香了。”“不要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应允许互相批评，批评政府不犯罪。”
就在毛泽东大力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际，《人民日报》却发表了一篇由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所写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文章提出这样的观点：“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有许多人只热衷开老花，不注意开新花。在这种情况下，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少人提倡了；反对‘公式化、概念化’也被用来作为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艺术应有高度思想性、艺术应作为教育广大人民的武器的借口。”显然，该文的观点与毛泽东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不相符的。毛泽东对此文极不满意，多次进行了批评，指出：“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既然是《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的文章，作为《人民日报》社长的胡乔木自然难辞其咎。果然，不久，毛泽东就把胡乔木喊来，狠狠批评了一顿。据《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２０年》一书记述：
“４月９日，毛泽东让胡乔木、吴冷西去他那里。毛泽东说，《人民日报》对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无动于衷’，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以后又不宣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甚至连新闻也没有发，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这件事，倒是《文汇报》、《新民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说到激动处，毛的语气变得严厉起来了。他说，你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甚至也不是书生办报，而是死人办报。”
该年４月下旬，毛泽东将２４日的《大公报》批给胡乔木，并在报头写了一段严厉的批语：“《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纸，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看到这样的批语，作为《人民日报》社社长的胡乔木自然会面红耳赤，他再也坐不住了，赶忙亲自动笔为《人民日报》写了几篇社论，紧密配合中央的整风部署。然而，令胡乔木始料未及的是，整风运动突然发生质的变化。
１９５７年５月中旬，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供党内干部阅读。从此篇文章可看出，毛泽东的注意力已从批“左”的教条主义转向批右的修正主义。当毛泽东准备全面批右时，他当然需要《人民日报》这个阵地，当然需要胡乔木这个“中共第一支笔”。不过，胡乔木此时已经完全跟不上毛泽东的思路了，毛泽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１９５７年６月７日晚，毛泽东要胡乔木到他那里去，同去的还有《人民日报》的总编吴冷西。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对胡乔木作了语重心长的点拨。
“毛泽东看看胡乔木，谈到《人民日报》任务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领导力量。毛泽东解释了４月９日那次严厉批评，说当时是百家争鸣，惟独马家不鸣（指马克思），他发现这个情况，感觉很不妙，就回北京查看此事。当时批评你们死人办报，是想猛击一掌，使你们清醒过来。毛接着说，中央党报办成这样子怎么行？写社论不联系实际，这哪里像政治家办报？”
毛泽东这番话，有批评有鼓励，有安慰也饱含希望。胡乔木当然能听出，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近期工作不满意，希望《人民日报》能紧跟形势，紧密配合中央的工作。胡乔木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厚望，于６月中旬写出著名的《不平常的春天》。这篇社论被列为反右派斗争的必读文件，这篇社论表明他终于赶上了毛泽东的步伐，同时也表明他还是有能力完成毛泽东交给他的任务的。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