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边疆（4）：辽东兵变|军士|明朝|辽东兵变|锦衣卫

▲大同古长城遗迹

从今天起，开始长篇连载：《帝国的边疆：从嘉靖到万历》

明朝自开国，就未能彻底解决边患问题。至嘉靖年间，边患问题日益严重，北边的蒙古、辽东的女真、西南的土司、宁夏的叛军、东南的倭寇以及发生在朝鲜的壬辰倭乱，本连载试图站在大明王朝上空，写明朝在自嘉靖三年(1524)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的近百年时间里，在内忧外患之下，看帝国是如何解决一个又一个的边患危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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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兵变虽然平定，宣府、蓟州的军队都回驻地，但大同如此频繁的兵变，让朝廷寝食难安，原因有二。

一是因为大量的明朝人北逃至蒙古，为蒙古所用。

这里需要讲一下北逃蒙古的明朝人，这种情况并不乏见，在大同兵变中，北逃的人超过数千人。而蒙古人为了招揽他们，也给了他们牛羊，让他们生活。蒙古人口本就不多，一下增加数千人，而且还是士卒，并且还能带来内地的一些生产技术，大大增加了蒙古的力量。

对于明朝投降到蒙古的汉人，名臣胡宗宪曾经给朝廷上了一道《题为陈愚见以裨边务事疏》。他说蒙古人南下，动辄号称十万，但其中真正的蒙古人只占到十之四五，剩下的都是明朝人。有的是叛逃过去的，比如大同的叛卒，还有一些则是蒙古侵扰内地之后俘虏过去的，他们或成为蒙古的向导，或为其打探消息，明朝内部的虚实，山川险隘，全为敌人所知。原本明朝的策略是以夷攻夷，现在蒙古人竟然用明朝人攻打明朝人，事情完全颠倒了。

臣闻虏寇之入境也，鸱张乌合，动号十万。然其间真为彼之种类，劲悍难当者，十之四五耳。余皆吾中国之赤子也。盖以昔年大同叛卒，转相诳诱。近日两镇军民，累被俘囚。一受驾驭，皆成劲敌。或为之向导，或为之探听。我中虚实情状，山川险隘，虏俱备谙。用中国之人以攻中国，是虏中长策。近东奴亦然。是我不能以夷狄攻夷狄，而彼能用中国攻中国，事体倒置，一至于此。 ——（明）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卷二百六十五，胡宗宪：《题为陈愚见以裨边务事疏》，国风出版社，第 326 页。

这种记载其实很多。

嘉靖初，中国叛人逃出边者，升板筑墙，盖屋以居，乃呼为板升，有众十余万。南至边墙，北至青山，东至威宁海，西至黄河岸，南北四百里，东西千余里。一望平川。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四，大同府，万有文库本。

这里说的板升，其实就是简易的房屋。这些明朝人到了蒙古之后，依旧采取了内地定居的生活方式，而非游牧。

那这些明朝人为什么要逃到蒙古去呢？毛宪曾说：

臣又闻虏中多半汉人，此等或因饥馑困饿，或因官司剥削，或因失事避罪，故投彼中以离此患。 ——（明）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九十，毛宪：《陈言边患疏》，国风出版社，1968 年，第267 页。

也就是说，北逃蒙古的原因有三个：饥饿、官司剥削、失事避罪。大同兵变中数千乱军逃入蒙古就是因为失事避罪。

让朝廷寝食难安的第二点是：大同的兵变暂时平息，但兵变根源并没有彻底解决。

两次大同兵变，朝廷虽然最后用招抚的办法平息了兵变，但大同悍卒声名远播，将领们鉴于张文锦、李瑾之殷鉴，遇事则每每好言相劝，以致士卒更加肆无忌惮，骄横难制。大同士卒的不听号令之风并没有解决，保不齐哪一天又会发生新的兵变。

梁震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梁震，陕西榆林卫人，袭榆林卫指挥使，嘉靖七年（1528年）升延绥副总兵。嘉靖十五年（1536年）为大同总兵。

梁震面对大同极其严峻的情况，独辟蹊径，招募那些从蒙古逃回来的明朝人，作为自己的家丁。

那些愿意北逃的明朝人，大都是在内地呆不下去了。但大漠的生活条件远不及内地，夏秋尚且好一些，冬天和初春由于缺乏粮食，是最难熬的。而且，这些北逃的人未必能够得到蒙古的真诚相待，所以很多人还是想回归的。梁震正是恰当地利用了这一点，将他们招募回明，为己所用。

这是一个极为大胆的决定。

这些人常年在蒙古生活，精于骑射，多为亡命之徒，战斗力很强。他们无依无和明军内部也不存在纠葛，梁震给他们衣食，给他们武器、马匹，还为他们解决婚姻难题，所以他们死心塌地跟着梁震。

梁震用这些家丁，极大地震慑住了大同城内的悍卒。

震素知其态，命下率所亲家丁三百辈驰至，申言约束，禁治私聚，一军大惊。其家丁辈时时向镇兵语曰：‘尔敢蔑主将者，恃众众耳。儿郎辈在此，无不一当百，五步之内，恐尔不得用其众。’镇兵皆咋舌。 ——尹耕：《殊域周咨考》，《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462页。

有了这支家丁部队的压制，大同局势开始好转；逃往蒙古的明朝人减少，同时也增加了对蒙古的作战力量。可谓一举三得。

当梁震去世之时，他的这支家丁队伍已经多达数千人，梁妻收留了其中的200人，其余人等无处可去，又逃到蒙古去了。这里可以说明，这支家丁队伍在明朝的军队序列里是单独存在的，是高度依附于梁震个人而存在的。

到了这里，我们似乎认为，嘉靖初年的兵变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两次大同兵变之时，在辽东同样发生了兵变，而且是三城发生兵变。

我这里做了一张嘉靖初期，主要记录宣府、大同、辽东三镇的兵变的情况。

可见，就在嘉靖十四年，辽东连续发生了三次兵变。

这里简单描述一下辽东兵变的经过。

嘉靖十三年，朝廷以原云南布政使吕经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面对辽东年例银开支大的情况，吕经以一系列的措施的来应对：

一、原来三名余丁供一名军士，改为一名余丁供一名军士，而减少的两名余丁编入徭册征银，所谓余丁就是给正丁服务的预备军士。

二、将原本发放给军士的牧马田收归官有，然后将这些田地租出去收租。出租这些田地的还是这些军士，所以唯一改变的是以前不交租，现在要交了。

这两条措施的核心目的就是要增加辽东的收入，以缓解财政危机。但其很显然损害了军士的利益。

这为兵变埋下了隐患，而导火索则是嘉靖十四年三月，吕经巡视辽阳，下令将士筑围墙。而将领们督工严急，原本欠饷银已经引发了军士们的不满，瞬间点燃了军士们的怒火，他们涌入巡抚院中，要求免去马田的租金。

吕经感觉自己权威为受损，令将领刘尚德呵斥士兵退下无果之后，下令左右殴打前来请愿的军士。军士们遂反抗，要杀刘尚德，刘尚德逃走之后，军士们又围住王经。紧接着关闭城门，将在监狱中的游击高大恩放了出来，以其为主。

朝廷迅速反应，派一众官员前去安抚，辽东副总兵李鉴成功安抚住兵变军士，辽阳兵变结束。

巡抚王经捅了一个大篓子，朝廷让其回朝，他途中需要经过广宁，广宁中军将领袁璘要盛大接待顶头上司，扣了诸军的月草钱用作接待的红地毯等费用。若是他日，克扣也就克扣了，军士们敢怒不敢言，但现在有辽阳的先例，军士又愤怒于王经所制定的政策，遂在悍卒于蛮儿等的带领下因聚众为乱。

他们将吕经擒住，声讨他减少余丁，夺取牧马田，严厉催工等事，并毁其头发和皮肤，裸身与一娼妓捆在一起，甚至将王经和袁璘拖到五个城门之间游行示众。乱兵又胁迫镇守太监王纯和都督刘淮各自上疏，向朝廷报告袁璘和王经的罪状，请逮到京城审理。

消息传到朝廷，有人建议出兵平叛，但经过大同兵变，此时朝廷主张武力平叛的声音小了许多，仅仅是一名礼部侍郎而已。嘉靖帝否决了这个议案，下令让人去广宁捉拿吕经和袁璘到朝廷问罪。

而抚顺城备御、指挥刘雄因为大肆敛财，克扣士卒，士卒们听闻辽阳兵变之事，遂群起擒住刘雄，鼓噪为乱。

五月，捉拿吕经的锦衣卫到达广宁，但叛乱军士怀疑其中有假，于是又将这些锦衣卫关入狱中，此举严重损害了朝廷的权威，事态有激化的趋势。

但朝廷从大同兵变吸取了教训，嘉靖帝下令兵部侍郎林庭㭿至广宁全权处理兵变一事。也就是调查情况，处理首恶，更换官员诸事。但乱兵也有了经验，深知朝廷处理此等事件的规律是：只拿首要，余者不问。辽阳兵变的首要赵劓儿、广宁兵变的首要于蛮儿等取得联系，合谋为乱。官员们在此敏感时期不敢大意，总兵刘淮获知这一情况后，趁当夜下雨，解散了军士。于蛮儿等又扇布谣言，说林庭㭿要杀尽兵变的带头者，名单都列好了，试图扩大事态。

但官员们早就做好了准备，巡按御史曾铣行动迅速，同一日将广宁、辽阳、抚顺三城为乱的首要分子合计28人一起拿下。

辽东兵变结束。

事后，有一个比较玩味的片段。大理寺右寺丞林希元上疏说，前面大同兵变，朝廷苟且了事，所以才有了这次辽东兵变。广宁乱卒曾经将陛下派去的锦衣卫关入狱中，应该严惩。

锦衣卫直接代表皇权，林希元所说的在道义上一点问题没有。但嘉靖帝对于整个兵变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想再扩大事态。现在这件事被林希元捅了出来，嘉靖帝只好下令彻查。锦衣卫指挥王佐明白嘉靖帝的心思，不然他也做不了这个官职，他回复说没有这回事。

嘉靖帝立即斥责林希元，并以他的奏疏中错别字过多为由，将其贬出京城为官。

广宁乱卒囚禁锦衣卫是一件满朝皆知的事情，但嘉靖帝希望所有人皆装聋作哑，所以锦衣卫指挥王佐以欺君的方式来化解了此事，而这种欺君是嘉靖主动选择，群臣默认的。

前面几章连续讲了大同和辽东的兵变，对于兵变的规律，其实也可以总结一下。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明朝的官员也是有所认识的。

实际上，朝廷对于兵变的缘由，十分清楚。

有官员在议论此事时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