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随想：上山下乡运动已过去半个多世纪，我们为什么还要写知青|世纪|岁月随想|知青|马尔克斯

我们这一代生命中遭逢如此多的不可思议，无人记录恐怕是比默认更深的耻辱。———来自网络。
知青不仅是一千七百多万人共同的名称，更是我家诸多成员携带终身的印记。

2024年5月25至28日，第二届“中国知青作家杯”获奖文集《知青之歌》首发式暨颁奖典礼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隆重举行。承蒙组委会厚爱，我的长诗《寻找》，获得了诗歌类作品一等奖。

以我先天不足、浅陋残缺的文学素养，写诗真正是“无知者无畏”，获奖更让我诚惶诚恐———因为我写的不是悦耳的赞歌，而是献给长眠异乡的知青的一曲悲歌，一首挽歌。所以我特别感谢评委老师们，他们敢于给我一等奖，确实需要勇气。

站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高殿堂，捧着大会颁发的获奖证书，我思绪绵绵，感慨万千，不禁自问：上山下乡运动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们为什么还要写知青？

我想是因为，我们这代五零后（包括部分四零、六零后），刚戴上红领巾或共青团徽，就被迫卷入了一场历时十年的大浩劫。学校停课，中高考取消，深造之路被彻底堵死。本该在教室里汲取知识的青年学子，只能在时代大潮搓弄下，奔赴广阔天地修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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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神州大地绵延了数十年，共有一千七百多万人裹挟其中，牵涉到的家庭也有数百万。以我家为例：我们姊妹四人全都是知青，配偶中也有三位知青。若再算上我爱人的大家庭，十四位同代人中，就有十一位知青。所以，知青不仅是一千七百多万人共同的名称，更是我家诸多成员携带终身的印记。

一九七九年，这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的战役，终于打完了。绝大多数知青走过了漫长的严冬，迎来了莺飞草长的春天。

当他们像古罗马角斗场里的老牛，带着满身疲惫和伤痛回到家乡后，仅有极少数佼佼者考上了大学，还有些人通过电大、夜大、职大补上了部分知识短板，而大多数知青因为没学历，缺技能，只能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甚至在单位改制破产后，沦为下岗职工。

进入新世纪，老知青们陆续退出了工作岗位。在夕阳西下，倦鸟归林后，一些人拿起了笔，开始追忆似水年华，回首往日时光。我也打开了电脑，想留下自己的记录与思考。

和家里的兄弟姐妹相比，我下乡时间最短，还有一年多时间是在知青办帮忙。但正是这段知青办的经历，使我得以从更广阔的视角去观察和了解知青，看到了他们从最初的一腔热血满怀激情，到梦幻破灭困惑迷茫，最终认清现实质疑反思的全过程。

因而，动笔之前，我首先面临的就是写什么，怎样写？如同诺奖得主马尔克斯所说：“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不是你遭遇到什么，而是你记住了哪些事，你又是怎样铭记下来的。”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还有谁会记得那些矗立在荒野山林中的墓碑？还有谁会为墓碑下的人哭泣？只有他们的父母和挚爱亲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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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我从网上看到了大量的回忆文章。这些文字除了回望蹉跎岁月，歌颂知青间的深厚情谊，感恩第二故乡的父老乡亲外，也揭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故和伤亡。其中最惨烈、最让人震撼的，有牛田洋83名大学生因战台风而葬身海底，以及内蒙古那场夺去69条生命的大火。

同年，我还参观了建川博物馆。在知青馆内的一幅照片前，驻足良久。那上面记载着，1974到1979年，全国共有25690名知青死亡。看到这个数字，我觉得嗓子发堵，心也缩成了一团。因为我知道，博物馆能记录并留下照片的死难者毕竟有限，不知还有多少生命消失了却没留下任何痕迹。

不久，我又从微信上看到，据不完全统计，自上山下乡以来，因政治迫害、自然灾害、疾病和各种意外事故死亡的知青共有51380人！且绝大多数逝者没能回归故里。还有许多在救火、抗洪时牺牲的知青，最终连遗体都未能找到。

这个巨大又残忍的数字，真实地呈现出在蔑视尊严、罔顾生命的大环境下，知青们付出的牺牲，我再次被惊到昏天黑地。因为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和平年代，竟会有那么多人倒在追求理想乌托邦的路上。

看着照片上那些年轻的脸庞和清澈的目光，我心如刀绞，泪眼模糊。因为我和他们拥有共同的身份，一起经历过春种、夏管、秋收、冬藏。喝过同样苦涩的井水，住过同样的茅草屋。幸运的是，我熬过了蹉跎岁月，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后的好日子。而他们则在最美的年华殁于异乡，生命短暂得如流星般划过。许多人连恋爱都没谈过，更别说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了。他们的命运是如此悲怆凄楚、如此令人痛惜。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还有谁会记得那些矗立在荒野山林中的墓碑？还有谁会为墓碑下的人哭泣？只有他们的父母和挚爱亲朋。

想到他们的父母，我的心更像被撕裂成几瓣。知青都已垂垂老矣，长辈们绝大多数已经远行。即使健在，也都是耄耋老人。终其一生，他们都没能等到自己下乡的孩子，到死都不会合上双眼！

一连几天，这个数字就像一块沉甸甸的巨石压在心头。只要闭上眼睛，就仿佛看到那些冤魂在墓穴里挣扎，在身边呼喊游荡。如今我看到了真相，就这样缄默不语，继续苟且偷生，心里过不去这个坎。
当时，我就站在一棵桃树下试图制止冲突，子弹就从头顶飞过。若当时被一颗流弹打中，我也许早就成化烟化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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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的血不能白流，知青运动史上不能少了伤亡者的痕迹。纵然他们已无法为自己发声，但文学可以，诗歌可以。我下定决心，要用自己的拙笔，将看到的这一切写出来。为沉睡多年的亡灵找到一个归宿，让罹难者不再悄声匿迹，也让他们的亲人能得到一丝慰藉。如同鲁迅先生所说：“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

那一刻，什么小学生水平、写作技巧都被抛到了脑后。我打开电脑，写下了这首《寻找》。

这首诗在网络公众号上发表后，我又把它做成了美篇，先后收到了三千多条留言。有许多知青在留言中讲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伤亡事件，并说，不敢想象，在战争年代，这五万多人去攻山头儿的话，得是多大一片。与此同时，我也听到了一些批评和质疑。有网友说，这首诗留了个光明的尾巴，希望我能修改。质疑者则诘问，那5万多人的死亡数字从何而来？

对于批评，我虚心接受，并对诗歌进行了修改。此次获奖的就是修改后的作品。

面对质疑，我想说，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掌握全国知青伤亡的宏观数据。但当年从国务院到各省地县，都有知青办公室。我就曾在某县知青办工作过，并负责管理知青档案。所以，这些数字应该来自知青管理部门。

众所周知，自1973年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后，知青的生存状况比过去有了一定改善。在这种情况下，据建川博物馆记载，六年还死了两万多人。而上山下乡运动自五十年代始，之前那么多年，特别是大规模下乡的1968到1973年，总共死亡五万多人绝对可信。

一篇云南知青的回忆，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当年，西双版纳东风农场共有14382名知青，仅一个团的墓地，就长眠了134名知青。我不知道这个农场有几个团，但仅按这个比例，死亡率就接近百分之一。由此也可看出，官方统计的死亡数字也许仅是冰山一角。若再加上那些受伤、致残的知青，数字更会庞大到惊人。

我的个人经历也可作为佐证。下乡不到三个月，我们农场就有位女知青因病去世。而我在知青办工作的一年多，就曾参与处理过多起知青伤亡事件：有拖拉机翻车导致知青肝破裂；有知青因患脉管炎截肢；还有我们农场的知青和公安局发生冲突，被警察开枪打伤了腿。当时，我就站在一棵桃树下试图制止冲突，子弹就从头顶飞过。若当时被一颗流弹打中，我也许早就成化烟化灰了。

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亲历者，我们再提笔写知青时，更应该摈弃蒙昧与羁绊，直面曾经走过的弯路，客观公正地对这场运动进行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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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读了诗歌，貌似公允地劝我，都这把年纪了，没必要再去纠缠历史旧账，要学会宽恕和遗忘。

我想说，写这首诗，绝不是要去纠缠历史，而是想还原真相，一个多年来被隐入尘烟的真相——这场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迁徙，曾带来了五万多年轻生命的巨大牺牲。而许多同龄人特别是知青根本不了解这个事实，依然沉浸在“青春无悔”中自嗨。更重要的是，我想让孩子们知道，父辈走过了怎样的蹉跎岁月，付出了多么大的生命代价。

至于宽恕和遗忘，我只想问一句，若死去的是你的兄弟姐妹，你是否还会说得如此轻飘，仿佛挥一挥手，就宽恕了那些罪恶，遗忘了那些牺牲。若如此，那良心真是被狗吃了。

出现这些声音我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在知青中一直都存在巨大的分歧，而造成这种分歧有多种原因。

首先，当年安置知青的环境和经济条件千差万别：既有相对富庶的江南水乡、天府之国及东北沃土；也有天苍野茫常年缺水的西部苦寒之地。有半军事化管理的建设兵团，也有国营农、林、茶场，还有集体插队或个人投亲靠友。即使下乡在同一个地方，有些知青被安置在场部机关、工厂、学校、广播站或宣传队，有些则在田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知青的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既有老三届的初、高中生，也有实际上是小学文化的学生。下乡时间短的一两年，长的十几甚至二十多年。原生家庭的条件更是千差万别：既有带着相机、提琴、手风琴下乡的高干或高知的后代，也有普通干部、职工的孩子。

以上种种，造成了每个知青对上山下乡的感受大相径庭，认知更是千差万别。我就曾听到城市底层的孩子说，到兵团或农场虽然劳动艰苦，但能挣工资补贴家用，自己也能填饱肚子。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知青从小就浸润在特殊语境中，耳边充斥着高大上的标语口号，导致许多人只会紧跟指示，响应号召，从未有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如今虽已进入互联网时代，但大数据会根据每个人的阅读习惯推送信息，许多人的思维被信息茧房束缚而不自知。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几乎每个知青微信群，都会因对上山下乡的不同认知而出现争论，甚至吵得不可开交。

但如果我们摈弃单纯的个人体验，从宏观角度去看，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始于1968年，那时，动乱造成大学中专停止招生，大批青年学生滞留城市，无法继续升学，国家又解决不了那么多人就业，只能把他们撒向广阔天地。所以，上山下乡并不像所宣传的那样，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而是安置城市剩余劳动力的无奈之举。

这场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大迁徙，不仅耽误了一代人的学业，造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断层，还给国家、接收地和知青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所以中央才会在1979年痛下决心，终结了这场运动。并且做出：“国家花了几百亿，落了四个不满意”的定论。

曾当过知青的学者李银河说过：“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如果一种制度、一个时代、一种社会安排，令人没有选择的余地，不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冲动去实现自己的人生，过自己想过的生活，那种制度、那个时代、那种安排就是最糟糕的。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按照自己心向往之的方式去生活，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只是按照他人或社会的安排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那就是生命的虚掷，是令人最难以忍受的活法。”

我想，这是一个老知青对那个年代，对上山下乡最精辟的总结。

进入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的真相在历史迷雾中逐渐变得清晰。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亲历者，我们再提笔写知青时，更应该摈弃蒙昧与羁绊，直面曾经走过的弯路，客观公正地对这场运动进行深刻反思。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我们经历的苦难，也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