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

在公元1世纪左右,朝鲜半岛进入三国时代,分成高句丽(又称高丽)、新罗、百济三个国家。

公元6世纪时,和中国接壤的高句丽因为中国隋唐王朝的入侵,为抗衡中国,高句丽便与突厥、百济、及海对岸的日本(倭国)结盟,而中国则与其中的新罗国结盟。

公元660年3月,百济国在高句丽国支持下,大举入侵新罗国,新罗军接连败北,新罗的武烈王向中国求救。

唐高宗李治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统帅,率13万大军讨伐百济。

战斗的结果是百济军大败,当年7月,百济王及朝中百官,皆被俘往长安,百济王朝就此崩溃。

朝鲜半岛三国时代

灭了百济之后,苏定方班师回国,刘仁轨镇守百济城。但百济的复国分子不甘心,活动猖獗,几次顽抗,都被刘仁轨镇压。

公元661年,百济僧人道琛、旧将福信趁唐驻军力量薄弱的机会,率军包围了刘仁愿驻守的府城。并向日本求援,请他们将百济王子扶余丰璋送回百济,并派兵支援。

专栏

蒙曼:武则天的领导艺术

作者:终身学

99币

367人已购

此时,日本统治者是孝德天皇,由于天皇年老昏聩,许多大事都由皇太子中大兄决策。

在中大兄主持下,日本的大化改新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整个社会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经过革新,日本的经济,政治都已经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以此为支撑,日本军队的战斗力也很强,在遇到唐军之前,几乎是战无不胜。

在这种背景下,中大兄野心勃勃,早就对近在咫尺的朝鲜半岛垂涎三尺,接到百济的求救信,中大兄欣喜若狂,他觉得这是染指朝鲜半岛的好机会。

中大兄

662年春,日本天智天皇(中大兄),命阿昙比罗夫率170艘战船,组成护送船队,送百济王子回国。

百济王子归国后,被扶上位做了百济王,他立即组织百济遗民对抗唐军

公元663年,刚刚拼凑起来的百济朝廷,因内部权力划分不均而发生内讧。这时百济王子又向日本求援,日本遂派重兵入朝。

唐朝廷得到消息,唐高宗当即派右威卫大将军孙仁师率军前往增援,9月底和刘仁轨、刘仁愿的军队会合一处。

会合后的唐军开始制定作战部署,刘仁轨认为,应先攻取周留城,“若克周留,诸城自下”。

于是唐军分为二路:孙仁师、刘仁愿、及新罗将领金法敏率军从陆路前往周留城;刘仁轨则与部将杜爽率战船护送粮船,由熊津沿白江(今韩国锦江)而下,从水陆前往周留城,以便水陆同举,攻打周留。

与此同时,从本土赶来的日本援军,与提前到达的唐军刘仁轨部,在白江口相遇。此时,一场海上遭遇战在所难免。

交战形势图

我们先来看一看双方的军力对比:

日军方面:水军4万2千,战船1000余艘。

唐军方面:联军1万3千,战船170艘。

从数量上看,日军占有绝对优势,兵力对比是3:1,战船对比是6:1.而且日军是突然赶来,以逸待劳,唐军有些措手不及。

在作战准备上,日军准备充分,补给充足,后方稳固。唐军这边呢?远征在外,征途劳顿,补给难供,关键是后方还有百济残余势力捣乱。

这么一比较,唐军处在绝对的下风。

专栏

酒醒梦残话唐朝

作者:太史叨叨令

10币

4人已购

公元663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倭军战船首先开战,冲向唐军水阵。由于唐军船高舰坚利于防守,倭军船小不利于攻坚,双方战船一接触,倭军立刻处于劣势。

倭军的指挥员慌忙下令战船撤回本队,其指挥互相计议说:“我等争先,彼当后退。”遂各领一队战船,争先恐后毫无次序地冲向早已列成阵势的唐海军。

刘仁轨指挥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倭军围住,使其舰只相互碰撞无法回旋,士兵大乱。

倭军指挥朴市田来津虽然“仰天而誓,切齿而衅”,奋勇击杀,直至战死,但亦无力挽回败局。

“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旧唐书·刘仁轨传》)

百济王起先在岸上守卫,见倭军失利,乘乱军之际,遂逃亡高句丽。

激战

战后分析,日本战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刘仁轨指挥得当,身先士卒。这是鼓舞士气的最强有力保证。

二、战术运用得当。唐军都是多年征战的老兵老将,征西讨东,勇猛且善战,临战经验丰富。

与唐军相比,日军数量虽然庞大,但组织却很松散,更谈不上技术,战术。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刘仁轨自然通晓“火烧赤壁”之事, 四百多艘破木船蛆一样挤在一起,被唐军连发火箭,顺风投火,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

三、日军的装备也很落后,兵将甲胄质量不好,唐军箭雨之下,倭兵倭将往往被射得透心凉。

四、先进的造船技术。这点也非常关键。隋唐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已经非常高超,船壁高而坚,设计精良;相比之下,日本的兵船简陋寒酸,吨位也没法比。

遣唐使

白江口海战的惨败,大大出乎了日本高层的意料,这一仗把他们打懵了。由信心百倍决死与唐抗衡的亢奋状态,一下子堕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

战败的日本举国惊恐,他们生怕唐军趁势大军压境 ,来攻击日本本土,先后花费巨资构建了四道防线。

其中,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它实际上是一座用于防御的土坝,坝长1.2公里,底部宽80米,高十余米,外侧是一条5米深的水沟。

为了保险起见,公元667年,日本将都城从飞鸟迁至近江大津宫。

白江口战役,基本上决定了当时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此后九百余年(至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间日本未敢再大规模入侵朝鲜半岛。

在这里我们得承认,日本这个民族,的确有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地方,它是一个崇强鄙弱的民族。

对于比自己军事、文化、经济强的国家,他一定会俯首称臣,甘拜下风,并虚心认真的学习人家的长处;而对那些不如自己的国家,内心看不起你,常怀觊觎之心。

此战过后,日本痛定思痛,深知目前自己还不是中国的对手,于是连连派“遣唐使”赴华,倾力学习唐朝文化。

光武帝授印

在此之前,并没有今日所称呼的“日本”这个国家的名字,它的正式名字叫“倭国”。

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倭国使者来汉朝拜,光武帝赐使者金印紫授,上刻“汉倭奴国王”五字。

三国时期魏国皇帝曹睿,也曾御封当时日本的君主卑弥呼为“亲魏倭王”。

除了这个正规名字外,我们也以东夷、海东、东洋、东瀛、蓬莱、瀛洲、蓬瀛等来称呼它们。

此时日本请求改国号为“日本”,取“日出之国”之意。

至于改国名的原因,基于两点考虑,一个是想与唐朝争取对等的外交关系;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想通过改变对外的国号,来消除白江口惨败后,其在东亚国际格局中的消极影响,更是为了洗刷掉这个历史的耻辱。

“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因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使者不以情,故疑焉。”(《新唐书》)
“咸亨元年,倭人始更号日本,遣使贺平高丽。”(《古今图书集成》)

武则天

但是,这只是他们美好的愿望,国号是你想改就改的?当时是唐高宗和武则天“二圣临朝”时期,对于日本使者多次请求,武则天始终没有答应。

这一等就是多少年。最后一次,日本使者也学鬼了,在一次出席宴席时,再次向武则天请求改国名,结果略有醉意的武则天便稀里糊涂的同意了他们的请求。“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史记正义》唐·张守节)

至此,日本终于抛掉过去带有耻辱性的国名,以目前使用的“日本”这个新国名延续至今。

参考资料: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

《旧唐书·刘仁轨传》后晋·刘昫

《新唐书》)宋·宋祁

《古今图书集成》清·陈梦雷

严正声明:原创作品,禁止非法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