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生活打卡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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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繁峙县曾是最早的雁北十三县之一

笔者一直是以写雁北地区人文、历史、民俗、风情为主的。

其实雁北这个叫法古已有之,但现在人们一说雁北便知道雁北有十三县,即大同县(和大同市、县同名,二区域,今大同市云州区)、怀仁县、应县、山阴县、朔县、平鲁县、左云县、右玉县、阳高县、天镇县、浑源县、灵丘县、广灵县,不包括大同市。

其实雁北十三县这个叫法并不是始于建国后,从抗战时期便有了。只不过少了一个繁峙,后来多了一个天镇,那时候是分东、西雁北的,大致为1936年冬至-1949年五月。

东雁北当时称晋察冀雁北区,其辖区范围是,雁门关以北,同蒲铁路之西以东的繁峙(今忻州市繁峙县)、浑源(大同市浑源县)、广灵(今大同市广灵县)、灵丘(大同市灵丘县)、阳高(大同市阳高县)、大同(今大同市云州区)、应县(今朔州市应县)的全部地区,以及怀仁(今朔州市怀仁市)、山阴(今朔州市山阴县)部分地区。

而西雁北称晋绥雁北区,其辖区范围是,雁门关以北、同蒲铁路之西的朔县(今朔州市朔城区)、平鲁(今朔州市平鲁区)、右玉(今朔州市右玉县)、左云(今大同市左云县)的全部地区,以及山阴(朔州市山阴县)、怀仁(今朔州市怀仁市)、大同南郊(今大同市云冈区)的部分地区,一度时期绥远(今内蒙古)的凉城、和林、清水河、丰镇等部分村镇。

1949年3月6日,东、西雁北合并为雁北专署,直属察哈尔,繁峙县由雁北地区划归忻县地区,雁北地区成了12个县。1953年1月,察哈尔省察南专区天镇县划归雁北,从此奠定现在雁北十三县的基础。

也就是说,繁峙县曾是最早的雁北十三县之一。

当然了,最后雁北地区撤销分割为两市,即大同市、朔州市也并非没有依据,东、西雁北而已!

只不过左云、怀仁、应县争议颇大,这事儿不在本文范畴,笔者不发表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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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同,并非雁门关外野人家

清道光《大同县志》卷八风土篇的物产条说:“近年地气渐暖,虽隆冬冱寒亦与雁门以南无异,故将春而冻解,物产亦渐次蕃殖。果瓜之属有昔所无者;然闻百余年前,合抱之木产于东塘坡,是以一切公廨(xie官署。)及各庙宇榆柏名材无不取给于此,今则拱把之桐梓亦鲜矣。

古时物产无鱼虾,近年有卒自湖湘来者,每于小南头村泉池取而得之,又闻文莺湖每有大鱼,是则地气变迁而物产亦因之而有异已。”

近几年世界上的人们都在谈论天气变暖,是因为向大气层过量地排放二氧化碳而引起的“温室效应”,而180年前的《大同县志》就已记载了大同的气候变暖,种植农作物的节令已提前了。

这说明地球变不始于近几年,古人早已感觉到了,只是限于那个时代的科学技术水平,不可能作出合理的解释罢了。

要说一个半世纪以前气候变暖是因为大气污染而造成的,恐怕过于牵强,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气候变暖,非笔者所能也。

假如气候变暖和“温室效应”关系不大,我想他自有原因。

第二个问题说的是在300年前,在东塘坡(县志说此地距大同东门一里)上盛产“合抱之木“榆柏,大同城内的大型建筑,无不取给于此”;过了100年,到了道光年间,则变成了“拱把之桐梓亦鲜矣”,也就是说百年之间,小树也很少了。

到了今天,大同除了绿化所种之树,原始树木早已绝迹了。

如今的大同缺少绿荫(市区除外),几百年前并非如此,这是人类不对环境进行保护,所造成的恶果。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不能无限制地索取,时至今日到了付出的时候了。

第三问题是,大同地区地处内陆地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必将对水产品的需求大大地增加,但大同市场所供太多由外地运来,外地运来的水产品因路途远价格较高,且大都经过冷冻处理已不新鲜了。

通过古人的记载,我们知道大同是可以养鱼的,有关方面何不下一番气力把大同水产品搞上去,那可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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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郡志、县志并不是绝对性的权威

当地确实有一些老学者爱认死理儿,有不同意见或者观点时,他们往往会说:“你看,郡志、县志都如此记载,难道你们年轻人连郡志、县志都不相信吗?”

此言???一出,后辈往往哑然,无言以对了。

就大同地区而言,郡志、县志几乎都是知州、县令组织编修,他们对自己所谓的“政绩”更津津乐道,更喜欢为自己树碑立传。据笔者所见旧志中,无一例外他们对人民的称呼是“愚氓”,自己则是“牧导”、“教化”高高在上的身份,在这样的不平等的情况,记载的东西并不是完全准确的。

另外,原雁北地区现存的四十部旧志中,几乎每个州县都有“八景”的记载,一些老学者就以此为准绳,要求恢复,笔者认为这未免有些牵强了。

就州州有八景、县县有八景而言,并不如此,有的县只有两三处堪称“景”的,有的则不止八处。

可见当时其编纂者一定是互相商量好了的、或者出于某种“默契”,或者是为了看上去整齐、统一一些。而实际呢,自然景观并不是那么容易天遂人愿规划好了的。

这样一来,足以说明志书并不是所谓无可撼动的权威。

纵观遗留的旧志,绝大多数是后代照抄前代一遍,略做增补删减,马马虎虎交差了事,这大概和清政府限时有关吧。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郡志、县志只是参考之物并不是绝对性的权威,要说权威的话那还得看实物、遗址以及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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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雁门山水,最早的雁门山并不指代县的雁门山

雁门山水,最早的雁门山并不指代县(雁门关)的雁门山,而是大同阳高县北之云门山,即《山海经》之雁门山,雁门水出于此。此名何时何因更改,查无记载。而今日之雁门山在山西省代县西北三十五里,即古之勾注山。

《中国地名大辞典》在雁门山条中误引郭璞注和《山海经语,将古之雁门山与后来的雁门山混为一谈。郭璞分明说雁门山“在高柳北”。这与代县北的山相差甚远。代北今之雁门山那时叫勾注山,晋咸宁元年勾注碑曰:“汉高祖伐匈奴,踰勾注,困于平城”,即此地。

《吕氏春秋》“天下九塞,勾注其一”,即此,后来勾注山改为雁门山,并不与阳高北之雁门山矛盾,因那时阳高雁门山已为它名了。

另外,有省内知名学者,将白登河误作雁门水是不对的。

白登河原名敦水,水汇入雁门水东北流,入南洋河。这位学者不仅将雁门水误为白登河,也将白登河误为南洋河,白登河是南洋河一支流,不等于南洋河。

如果古今对照的话,只能是敦水今白登河;雁门水今之黑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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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同和宋王朝几乎是没有一点关系

大同和宋王朝几乎是没有一点关系的,如果非要说有的话,也就是两个月的关系。因为宋王朝占据大同仅仅只有两个月多一点。现笔者就将这一事件作一个简单叙述。

公元九三八年,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当时称为云州的大同从此归入契丹的版图。公元九八六年(雍熙三年),宋太宗赵光义以辽国主幼、母后专权,兵分三路北征,意在收复燕云十六州。

正月,以曹彬为东路,出雄州;田重进为中路,出飞狐(河北涞源县北)。二月,以潘美、杨业为西路,出雁门。三月,西路军连克寰州(朔县东)、朔州、应州。四月,克云州。

值得一提的是在公元九八年,杨业就已经被任命为云州观察使了。

五月,号称十万的曹彬一路,在河北涿县南的岐沟关被辽军大败,至此形势急转直下。后宋太宗下令各路撤军。西路主力撤回代州。

这时,辽的十万大军已向西猛攻,占领了蔚州,浑源、应州的宋军弃城逃跑,六月间再攻下寰州,至此西路宋军的战线已被辽兵切断。

七月,宋朝廷又下令将云、应、朔、寰四州之民七万八千余人迁往内地,由潘美、杨业所部负责保护。

潘、杨二人受命护卫南迁之民来到朔州狼牙村,杨业对潘美说:“今敌锋益盛,不可与战。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守将,待大军离代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悉兵来拒,即令朔州吏民出城,直入石碣谷,派遣强弩千人列于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则四州之众保全矣。”潘美答应之后,又临阵退走。致杨业在陈家谷兵败被俘,号称“杨无敌”的一代名将绝食三日而死。

从时间上讲,云州四月被宋军攻占,七月初复归辽国,也就二月有余,此后北宋王朝“不敢北向”,军事上对辽为防守以求苟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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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同人玩老虎?

逗小猫玩估计人人都干过,可你听说过逗大猫老虎玩的吗?逗老虎玩这事儿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就在大同,那时候的大同人把逗老虎玩当做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司空见惯的。

每逢秋季便把老虎放出来,逗一逗、玩一玩,大同人把逗老虎玩的人称作“斗虎士”,和古罗马的角斗士、西班牙的斗牛士一样都是不折不扣的勇士。逗得好的,徒手杀了老虎的,有丰厚的奖励;逗得不好的,葬身虎口的,活该,技不如人,死了也白死。

当然了,逗老虎玩不是现在。现在老虎比人金贵多了,老虎咬死你没事儿,你宰个老虎看看,哼哼!那是距今一千五、六百年前的北魏。北魏定都平城大同后,虽然说起了来是定居了,从游牧进化到了农业了,但鲜卑民族秉性不改依旧热衷于骑射、狩猎,故而在大同兴建了大量“鱼池”、“鹿苑”、“熊圈”,一来是满足观赏和食用,二来纯粹是为了玩。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北魏统治者对玩老虎有特殊的嗜好。

此言并非笔者臆说,有《水经注》为证:“(每年)季秋之月,圣上亲御(虎)圈上,敕虎士效力于其下,事同奔戎,生制猛兽。”,这话说得够明白了,就是要赤手空拳制服老虎,不能用大刀长矛。这是等于活生生的人当成老虎活食了,具体有多少这样的“虎士”被老虎撕碎、吞食就不得而知了。上之所好,举国风靡,那些被老虎咬得骨裂筋断,血肉淋漓的“虎士”为了博君一笑,其惨烈之程度只能靠读者自己意会了。

按辩证法说,任何事都有两面有坏就有好,有命丧虎口,也有靠虎升官的。

中山王王睿就是个例子,此人是冯太后的面首,就是男妃子。

一日在斗虎的盛会上,一只老虎突然冲向主席台,吓坏孝文帝拓跋宏,惊呆了文明冯太后。中山王王睿表现的机会到了,他持戟一跃而下便与老虎打斗在了一起,卫士、虎士一跃而上,可怜的老虎不是诸多勇士的对手,当即毙命。

事后,文明冯太后也大度得很,没有亏待老情人王睿,命乐工专门为此“英雄救美”的事迹谱曲做歌留念,曲子定名为“中山乐”,一时风靡大同。

另外还命“历事五帝”的元老重臣高元为王睿画画,动用了当时统治阶层全部的新闻媒体予以报道,王睿成了当时最火的“流量明星”。

孝文帝拓跋宏为了讨好奶奶,也顾不了帝王的尊崇,立即下旨大大的褒扬。并命令抬着那只不识时务可怜的死老虎在平城的大街小巷巡游三天,而那些丧生于虎口成百上千的“虎士”在史书上并没有留下半个名字,早就被历史遗忘得一干二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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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唐代静边军城治所不是云西堡

唐代静边军城治所绝不会是左云云西堡,为何这样说呢?

笔者近日偶尔看见一位左云学者写的文章,文章里提到云西堡极有可能是唐代唐代静边军城的故址,笔者对此持否定态度。首先说静边军城是唐天宝四载为了防范北方突厥、回纥南下,唐王朝命当时的朔方节度使、灵州都督兼河东节度使王忠嗣所建。我们看一组历史记载:

《新唐书.王忠嗣传》载:“天宝元年以后,忠嗣“筑大同(今大同平城区)、静边二城,徙清塞(大同市阳高县)、横野军(今大同市天镇县)实之,并受降(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南)、振武为一城,自是虏不敢盗塞”。”

《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据旧史,静边军当在单于府东北,王忠嗣镇河东所筑地也。宋白曰:云中郡西至静边军一百八十里。”

唐《元和郡县图志》载:云州(附郭云中县,今大同)“西至静边军一百八十里”。

清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五》载“静边军,在右玉县”。

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唐代静边军城在大同城西一百八十里,而云西堡距大同不过百里,以古代地理而论,云西堡虽然位于武州塞极西,但却是自古有路,距离只有近而不会远。

就算远也不会相差八十里。那么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唐代静边军城绝对不是云西堡了。

而大同西一百八十里正是右玉县西北二十公里的右玉老城,即明代大同右卫城,就算不是右卫城也在右卫城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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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同城的老商铺哪去啦?

就在十年前,大同还遗留许多清代的街面商铺,而现在几乎见不到了。取而代之的仿古建筑,虽然看上去古色古香、一模一样,但确确实实少了些文化内涵。

大同以前的街面商铺一般来说分为两种,一种是前店后坊,即门脸均面朝街、巷开设,多间掏空连为一体,少数还起有二或者三层。门脸后面便是店主起居、仓库、作坊集大成的所在。

二是临街的院落,一般需要从大门进入,四合院内部四周均为商铺,诸如车马大店、粮行、旅店、货栈等。此种一般都规模较大,主要集中在原大南街一带。

只是现在经过一次次建设性的破坏,已经屈指可数了。曾经有学者说过,如果大同古城能侥幸按原貌保留下来,要比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宏伟壮观十倍不止。

虽然现在人们幡然悔悟,知道了古建筑的价值,知道“古城”的重要性,但终究还是有些晚了。

不管怎么说,作为大同人我们还是为有这样的古城而感到骄傲,只是骄傲之中多少有些心酸、多少有些不太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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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笔者零散首发于微头条的文章,一并整理之

张梦章(龙山大先生)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西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大同作家协会会员大同周易研究协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