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作为具有中国人文地理特色的历史概念，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国家观念的文化记忆，但是对其产生时代、地域划分等一直存有诸多争议，学者至今持有不同观点。因不同历史时期国家疆域以及政治观念的变化，历来对“九州”州名与区划聚讼纷纭。在这一过程中，“九州”从对中国地理的空间想象演化为后世行政区划的历史依据，不仅蕴含着华夏民族早期的地理观与共同体意识，更成为人们表达爱国情怀、期盼国家统一的精神载体。
清·胡渭《禹贡锥指》 漱六轩本
“九州”之名由来已久，包含地名专称与地理泛称等义，其争议主要聚焦在州名与地理疆域划分聚讼不一。作为地名专称的“九州”，如“谢西之九州”（《国语·郑语》）、“九州之险”（《左传·昭公四年》）等皆是专指某国某地。表示地理泛称的“九州”，与先秦时期“九有”“九围”“九土”等词同义，如春秋时期齐侯镈钟铭文“咸有九州”等，皆是表达“天下”“中国”之意。后因诸侯争霸打破了周王朝原有的统治格局，先秦诸子根据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纷纷提出了各自主张的“九州”说。“九州”地理泛称的含义直到今天仍在使用，后世学者主要围绕先秦典籍的“九州”异同展开讨论，经过历代的注疏与诠释，逐渐确立了“九州”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经典地位。
“九州”州名之异
自有文献记载以来，“九州”州名不尽相同。《禹贡》“九州”分别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州，《尔雅》无青州、梁州而有幽州和营州，《职方氏》无徐州、梁州而有幽州和并州，《吕氏春秋》无梁州而有幽州。楚简《容成氏》“九州”中徐、荆、扬、豫四州可与传世文献相对应，其他夹、竞、莒、蓏、虘五州皆为首次出现，对其余五州的解读学者们众说纷纭，大多将其视为自成一体的“九州”系统。有学者认为《容成氏》“九州”的生成时间比《禹贡》“九州”更早，或为更原始的版本，也有学者认为二者同属儒家“九州”系统，但流传版本不一。尽管“九州”州名争议不断，出土文献《容成氏》“九州”的出现，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
历代经学家为了阐释“九州”州名之异，自汉代始将其归为夏、商、周三代之制。“尧遭洪水……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汉书·地理志》）班固、马融等汉代学者认为《禹贡》“九州”为夏制，《职方氏》“九州”为周制，三国魏时期的经学家孙炎注《尔雅》时，则认为“九州”为殷制。“《禹贡》治水之时，犹为九州。”（《尚书正义》）从唐代孔颖达到清代胡渭、孙星衍等学者大多因循旧说。一直到清代崔述始对三代九州说提出质疑：“如九州之名，《禹贡》详之矣，而《周官》有幽、并而无徐、梁，误也；必曲为之说曰：‘周人改夏九州，故名互异。’”（《考信录》）崔述认为“九州”州名的异同属于“传闻异词”的错误，后人为了使之两全而“曲为弥缝”。顾颉刚更是直接推翻了汉代学者马融、郑玄等人的论断，认为他们“无中生有”，将《尚书》《周礼》《尔雅》解释为夏、商、周之制，实为汉人所擅长而不利于后世理解的整理方法。（《州与岳的演变》）因此，“九州”诸说名称的差异，应与其时代背景、地理因素的不同有关。
“九州”区划之争
“九州”疆域划分方式，诸子各为己说。《尚书·禹贡》以“济、河、海、岱、荆”等山川为分界线，《周礼·职方氏》以“东南、正南、河南、正东”等方位为依据划分天下，《尔雅·释地》则是以“两河、河南、河西、汉南”等河为界。《礼记·王制》则是杂糅了儒家典籍中的学说，既有三代之制，又提出了将“四海之内”的方三千里之地划分为九州的新制度。正是由于“九州”区域划分所具有的实用性，因此成为诸子争相阐释的焦点，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儒家和阴阳家。又因儒家在西汉时期确立了正统地位，儒家经典中的“九州”说逐渐成为历代划定行政区域的重要依据，成为天下观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戎居之九州，演化而为天下之代称之九州，更演化而为尧之十二州。”（《九州之戎与戎禹》）西汉时把《禹贡》《职方》中的“九州”说结合起来，将天下划分为豫、兖、幽、荆与扬等州，至东汉末年州制正式成为中国的政区。由此可见，“九州”作为一种构建与治理天下的新视野，其意义主要在于依托先秦典籍，为国家分州而治提供理论依据。
南宋·赵伯驹《禹王治水图》台北故宫博物院
阴阳家邹衍提出的“大九州”说，其划分方式挑战了儒家“王者居天下之中”的传统观念，建立了以世界为整体的天下观。“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邹衍认为“九州”是世界的一部分，除中国的“赤县神州”外，另有八州，成为一时之显学。历史学家丁山认为其说为世界地理学，从古代天文学的角度入手，实为大地测量的自然结果。（《九州通考》）其后有《淮南子·地形训》按照四面八方的方位顺序提出新的“九州”说，其“东南神州”与邹衍“赤县神州”的名称和方位一致。
《吕氏春秋》“九州”说不仅继承了邹衍的“大九州”思想，提出“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将“九州”与天上星象对应起来，而且还将战国末年的周、晋、齐、鲁等九国之地与“九州”相对应。后因儒家经典的“九州”说成为中国传统的天下观，邹衍的“大九州”说多被学者认为是“虚妄之言”（《论衡》）、“其言本荒唐”（《丹铅余录》）。明末清初，受到西学东渐以及利玛窦、南怀仁等传教士宣扬的五大洲、四大洋的西方地理学影响，少数学者开始重新评价邹衍的“大九州”学说。“四千载后太西国利生持《山海舆地全图》入中国，为邹子忠臣也。”（《蠙衣生传草》）明代郭子章肯定了邹衍“大九州”说的合理性，认为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为其学说提供了确证。邹衍“大九州”说从被否定到重新评价，不仅反映了近代西方世界观对中国世界观的影响，而且肯定了其学说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
“大一统”的文化符号
经过历代学者的不断阐释，“九州”说的文化内涵逐渐丰富，由对早期中国疆域的想象，到成为历代行政区划的参照，最终成了象征“天下大一统”的文化符号。“九州说的成立在于一统观念的形成与种族观念的消弭。”“九州”在后世经学阐释中一直是大一统的代表，“内奰于中国”孔颖达疏为“中国是九州”（《毛诗·大雅》），“皇天既付中国民”疏为“今大天已付周家治九州之中国民矣”（《尚书·梓材》）。汉代以来更是将“九州”作为行政区划的参照，唐代“以九州为纲，以其时之州郡为目，由唐而上逆溯之，以合于唐虞”。（《通典》）《文献通考·舆地考》又以古冀州、古兖州等九州及《古南越》为纲，分叙各地沿革。此外，诗词作品中的“九州”意象，“思九州之博大兮”（《离骚》）、“但悲不见九州同”（《示儿》）、“九州生气恃风雷”（《己亥杂诗》）等，寄托了诗人们的爱国情怀。
明·董其昌《山水册页》 故宫名画记
“九州”作为中国古代早期的天下观之一，对其州名与区划的争议，究其根本还是与地理位置和政治思想的不同有关。无论是“九州”州名与疆域区划的争议，还是其“大一统”文化内涵的演变，都显示了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从先秦典籍“九州”说的聚讼不一，再到西汉时期儒家经典地位的确立，“九州”的文化内涵也逐渐定型，最终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九州”作为中国古代天下观念的重要内容，不仅为后世设立行政区划提供了思想基础，也加深了人们对“大一统”观念的理解，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有重要作用。
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1月4日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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