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上竿头，午时三刻临近，十八名解衣就刑的死刑犯即将为自己的生命画上句号，一名死刑犯已经做好被斩头的准备，但一个特殊人物的到来，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也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他就是陈洪范。
彼时的陈洪范为延绥参将，他无意间瞥到其中一位死刑犯的脸，观其状貌奇异，于是向总兵为犯人求情。
结果名为张献忠的犯人被重打一百军棍后逃过一死，其余十七名犯人含恨而终。
逃过一死的张献忠流落乡间，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在后来的农民战争中，张献忠于乱世中崛起，建立大西农民政权，自称大西王，跻身统治者行列，成功实现逆袭。
然而张献忠在正史里却留下了骂名，史书《明史》载张献忠“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直言其嗜杀。
那么，张献忠到底有多残暴？
即将被砍头的犯人
一切还需从明末农民起义谈起。
民不聊生，百姓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明初，“草根”皇帝朱元璋推行了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他鼓励民众开垦荒地，推动了农业生产，为明朝的成长与繁荣夯实了根基。
数百年岁月倏忽而过，经历了繁盛的明朝，渐渐走向末路。晚明时期，贵族阶级已经忘却了初心，政府横征暴敛，土地高度集中，百姓苦不堪言。
起义队伍与官兵对抗
陕西地区经受着更严重的打击，当地荒旱连年，蝗灾肆虐，粮食歉收，又因延绥边兵饷银不及时发放，驿卒因遭遇裁减而丢失饭碗，饥民、驿卒等人群，成为高举起义大旗的重要人群。
天启七年（1627年），平民王二领导饥民队伍发动起义运动，杀死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作为明朝的亡国帝王，崇祯帝最终在起义里走向灭亡。
实际上，当明朝政权交给明思宗朱由检手上时，明朝已成强弩之末，宦官专权等因素蚕食着明朝的统治。朱由检为挽救危局，铲除乱政的阉党魏忠贤的党羽，整顿朝纲，以期巩固政权。
阉党乱政是影响明末政局的因素之一，专擅朝政的阉党里，魏忠贤是令朝政混乱的典例。
魏忠贤是明朝末期的权宦，在万历年间入宫，先是巴结上太监魏朝，后又与明熹宗朱由校乳母客氏私通，一步步寻求向上的台阶，以期飞黄腾达。
魏忠贤画像
因为客氏的缘故，魏忠贤破例进入司礼监，他善于阿谀奉承，获得了皇帝的信任。客氏、魏忠贤在朝中拉拢党羽，司礼监王体乾、李永贞等人成为他们的羽翼。
朝臣不满魏忠贤专权擅政，曾上言评说魏忠贤的所作所为，但自己却被罢免，例如史书《明史》所载：“给事中惠世扬、尚书王纪论沈纮交通客、魏，俱被谴去”。
朱由校统治期间，魏忠贤与客氏权势滔天，到朱由检即位时，朱由检有意铲除阉党，因此在即位之初就积极布局，通过铲除魏忠贤羽翼的方式孤立魏忠贤。
天启七年（1627年），深知魏忠贤罪恶的朱由检将魏忠贤发往凤阳安置，听闻魏忠贤在发放途中仍豢养亡命徒的朱由检，下令逮捕魏忠贤，将其押回北京审判。
自知难逃一死的魏忠贤最终亲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客氏也被鞭笞至死，朱由检就此铲除了阉党之祸。
客氏画像
但明朝还面临着诸多挑战，旱灾影响着民生，尤其是陕西地区，旱灾不断，百姓为此流离失所。
疫情也是为民众带去苦难的因素，崇祯年间，瘟疫大行，崇祯十四年（1641年）大名府受瘟疫、蝗灾等因素影响，“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
旱灾、瘟疫等直接对民众生活造成重重压力，民众起义浪潮此起彼伏，陕北农民王二揭开农民起义序幕后，陕北巡抚恐遭朝廷惩罚，选择隐而不报，起义队伍乘机发展壮大。
铤而走险的农民们揭竿而起，越来越多人加入其中，在历史舞台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领袖渐渐显露锋芒，改变了历史发展的方向。
逃过一死，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
天启末年，农民起义的浪潮荡起微澜。出生在陕西省的张献忠，亲历了陕西的旱灾，在发起暴动之前，他曾经在延安府任职，被革职之后来到延绥镇从军，后因犯法当斩。
按照史书《平寇志》的记载，一同犯法的十八名兵士已经解衣就刑，明朝主将陈洪范为他们求情，总兵王威不肯，陈洪范看到张献忠后惊讶于他的奇伟样貌，于是让步称：“若必不可原，请特贳此儿”，王威应允，张献忠被重打一百军棍后免去一死。
四处征战的起义队伍发展壮大，形成动摇明朝统治的一股力量
彼时的陕西境内，蝗灾、旱灾影响作物收成，民众艰难度日，饿殍遍野。
为挣扎求生，他们铤而走险，以起义的形式反对明末腐朽统治，对明朝统治失望的农民纷纷响应，组建起义队伍。
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组织了起义队伍，自号“八大王”，在王嘉胤领导的起义军中自领一军。同时期高迎祥已经组织了起义队伍，李自成为高迎祥部下的一员。
在风起云涌的明末局势中，张献忠因为勇猛果敢，展现出自己的军事才能，带领流民队伍在陕西、山西等地作战，其队伍也渐渐发展壮大。
王嘉胤是明末农民起义的早期首领，闯王高迎祥都曾在其麾下，但王嘉胤在1631年被奸细杀害，部下的统治落入王自用等人手中。
王嘉胤死后，张献忠依然作战英勇，他转战多地，破河南、江北诸县，还焚烧皇陵，气势汹汹。然而明朝并未放弃对起义军的压制，崇祯九年（1636年），高迎祥遇到伏击被俘，后来被处死，起义军队伍再度遭受重创。
闯王高迎祥
起义军内部并不团结，一些队伍各自为战，削弱了起义军的凝聚力，在高迎祥被处死后，一些起义军选择归顺朝廷，例如起义军首领之一刘国能。
刘国能等起义领袖对朝廷的归附，给张献忠等人带去更大的困难，另一方面，张献忠在战争中受伤，为了保存实力，张献忠决定接受朝廷的“招抚”。
实际上，张献忠并没有完全放弃推翻明朝统治的事业，他乘机休整队伍、招兵买马，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东山再起。
时间来到崇祯十二年（1639年），张献忠再度举起义旗，反叛明朝，为消灭叛军，明朝对农民军进行了围歼，张献忠与明军进行对抗，有意粉碎明朝对农民军的围剿计划。
1640年初，张献忠率军与镇压农民军的将领左良玉作战，被左良玉击败后率兵进入四川，前往四川的过程中又遭到左良玉等人的进攻，伤亡惨重。为脱困，张献忠派人携重宝向左良玉陈说利弊。
张献忠利用左良玉与其他将士的矛盾，指出正是因为自己的存在，朝廷才任用左良玉，如果自己死去，左良玉同样命不久矣。趁左良玉斗志松懈时，张献忠成功获得进入四川的良机。
明朝面临的对手不仅是农民起义军，明朝末年，东北的清军伺机而动，明朝两线作战，需要在东北方面抗击清军，在西部镇压起义军队伍，军队承受着重压。
杨嗣昌画像
针对张献忠等人领导的起义部队，明朝计划采用围剿的策略歼灭起义军，深受崇祯帝信任的将领杨嗣昌，便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策略，试图镇压起义军。
此外针对清军的威胁，杨嗣昌提议对清议和，以便获得更好的环境缓解明朝的内外压力。然而杨嗣昌的计划没能收获良好的发展，清军的入塞，打乱了杨嗣昌与清军的和谈计划，杨嗣昌围剿起义军的计划也出现了阻碍。
崇祯十三年（1640年），杨嗣昌部下在夔州府被打败，杨嗣昌率军前往重庆围剿起义军，张献忠在四川流窜，牵制住了杨嗣昌的队伍，杨嗣昌疲于奔命。
眼看围剿不得，杨嗣昌又试图通过招抚达成既定计划，他计划用高额赏银引导起义军反戈，以期斩杀起义军头领张献忠，但此计也并未奏效。久攻不下的杨嗣昌愈发忧愤，最终含恨而死，杨嗣昌的死意味着明朝围剿起义军的计划宣告破产。
后人为杨嗣昌立下的墓碑
与朝廷对抗取得节节胜利的张献忠，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攻湖北，攻克襄阳等明朝军事重镇，在湖北自称“大西王”，建立大西农民政权。
在攻陷明朝城池后，张献忠搜刮当地财富，不断增长军队实力。为了将来的发展，1644年，张献忠再度率军进入了四川，同年张献忠在成都称帝，以成都为西京。
在多年的征战中，张献忠带领部下数十万农民军与明军鏖战，多次进出四川，他以恐怖手段震慑百姓，肆意屠戮，在历史上留下了“嗜杀”的骂名。
嗜杀残暴，古籍上的张献忠恶行累累
1644年，张献忠率领部下再度进入四川，在四川居住的傅迪吉用《五马先生纪年》一书，写下了张献忠在四川的暴行。
“五马先生”是傅迪吉的别号，傅迪吉生于明末，在张献忠起义军1644年攻入四川时，傅迪吉年仅十八岁，作为简州乡下人，他见证了张献忠军队在简州一带的活动。
当年七月，张献忠大军攻入重庆府，攻入城中的大西军遭遇了士绅百姓的反抗，张献忠用屠杀的方式发泄怒火，震慑城中奋起反抗的人群。
对城中百姓残忍屠杀的士兵
起义军进攻简州州衙时，城中大乱，傅迪吉为躲过起义军部队，选择藏在茅草堆中，但却被起义军寻出，遭到逮捕，与众人一同被押送到北门，当夜起义军便开始了屠杀。
《五马先生纪年》有载：“只闻刀剑响，方知是开刀也……所杀不过二十余人”，但次日起义军的屠杀数量有所提升，导致尸满大坝，直至“无人可杀，住刀”。
从傅迪吉的经历中能够看到，张献忠的起义军的确残暴嗜杀，为何张献忠要屠戮蜀地呢？清代彭遵泗纂写的杂史《蜀碧》，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张献忠入蜀的事情。
《蜀碧》记载：“以是积怨士子，迁戮于蜀”，认为张献忠是为了报私仇而迁怒于蜀民，给四川人民带去了灭顶之灾。
张献忠屠杀四川民众不仅见于杂史等古籍，还在正史中出现，史书《明史》就记载了张献忠在四川杀人如麻的情况，称其“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在史册上给后人留下了张献忠嗜杀残暴的历史记忆。
嗜杀的张献忠
张献忠的嗜杀针对了不同的群体，他不仅屠杀民众，还虐杀下属，杀人还杀出了花样，例如“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天杀”，獒嗅闻到的下属会被斩杀，这种屠杀方式被叫作“天杀”。
张献忠还屠戮读书人，他借开科取士之名，让读书人奔赴成都赶考，当学子们来到成都后，张献忠却将他们全部杀害，四川读书人因此经历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
原来所谓的开科取士，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图谋，这些渴望入仕的读书人，就这样受了蒙骗，惨死在张献忠的刀下。
张献忠的嗜杀残暴的形象，甚至给外国牧师留下了深刻印象，耶稣会会士利类思和安文思在明末前来活动，曾在张献忠起义军中供职（另有一说为二人被执），他们写了《圣教入川记》一书。
古代文献《圣教入川记》
针对张献忠的嗜杀行为，书中有言：“亲见献忠震怒，七窍生烟，或令绞死、斩决、凌迟碎剐，种种虐刑，令人寒心”，利类思和安文思两位牧师认为张献忠有“疯病”，直言其“疯病忽作，故发剿洗成都之令”。
两位牧师目睹了张献忠部队对城内百姓的屠杀，被拘的无数百姓，在看到张献忠到来后伏地痛哭，悲声求饶，但献忠“禽兽不如，不独无哀怜之意，反而厉声痛骂百姓私通敌人”。
而所谓的百姓私通敌人，实际上是张献忠设计的圈套，他暗自毒谋，通知各军营剿洗百姓，诡言百姓暗通敌人，为屠戮百姓制造借口，而屠杀百姓之后，“尸积如山，血流成河”。
在古籍的记载里，张献忠屠戮百姓、官员、书生，不仅杀人的数量众多，还有不同的杀害手段，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蜀碧》曾载：“军营所在，积掌如山”，利类思和安文思还总结了张献忠杀人的种种非刑：“或命死于刀下；或令鞭死；或将头皮揭去；或凌迟碎剐”。
经过这些古籍的描述，张献忠的残暴形象深入人心，他仿佛一个没有人性的恶魔，在乱世中崛起，当他位高权重时，成为杀人如麻的刽子手。
但是关于张献忠，存在着众多议论，在官方史料、文人著述中，张献忠被描绘成嗜杀的形象，但关于他嗜杀的细节，其实存在着一些值得玩味之处。
史书记载，存在着夸大之处
正史《明史》对张献忠的屠杀提供了“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的统计，但是明末四川人口却只有三百万左右，故而“六万万”的数字与四川人口相互矛盾，在数字上存在着夸大之处。
一般看来，“六万万”的数字是指“六亿”，然而我国人口直至清末，人口才达到“四万万”，史书中关于张献忠屠杀数字的记载，也许存在错误，导致数字失实，与实际情况不符。
这表明，张献忠部队确实有过屠杀行动，但屠杀的数字可能并非史书所载那么多，他所谓农民起义领袖，以残忍的手段屠戮百姓、下属等，公然失信于天下，显露出野蛮的兽性。
但在一些古籍的描写中，张献忠率领的起义军并非逢人便杀，也不是杀得鸡犬不留。以傅迪吉本人的遭遇为例，傅迪吉在《五马先生纪年》里讲述自己被押送的经历，起义军在押送众人时，傅迪吉也在其中。
傅迪吉的存活，能够证明张献忠起义军并非逢人便杀
傅迪吉见证了起义军的屠杀暴行，但傅迪吉并未被屠杀，如果张献忠率领的起义军逢人便杀，便不会存在傅迪吉这样的幸存者，因此傅迪吉的遭遇，反倒成为张献忠起义军没有肆意滥杀的佐证。
至于描绘张献忠部下罪行的《蜀碧》一书，有以张献忠部下的罪行衬托忠臣义士高尚品行的作用，《蜀碧》的作者为彭遵泗。
彭遵泗是清代学者，诗人，自幼聪颖好学，在其成长过程中博览群书，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参与四川乡试中解元，后来在1737年中进士，进入清朝做官。
关于《蜀碧》，古籍《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有载：“是书纪蜀乱始末及一时死节士女”，作者立足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没有相对客观地描述农民起义，是用农民起义军风俗之恶，衬托忠臣义士的高风亮节。
因此《蜀碧》对张献忠残暴行径的记载，能够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反映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曾经做过的暴行，但受立场影响，仇视农民起义的观点有失偏颇，可能会存在夸大罪恶之处。
总的来看，各种古籍的记载，为张献忠留下了残暴的烙印，成为后人对张献忠的一种普遍印象。张献忠嗜杀的形象之外，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还有他的藏宝之谜。
长沙府天启元年金锭
自清代开始，张献忠埋藏珍宝的传说便不绝于书，《明史》记载，张献忠占领成都之后，将宝物埋藏在成都锦江中，“涸而阙之，深数丈”，他埋藏的金宝亿万计。
《明史》之外，文人著述中也曾提到了张献忠藏宝的传说，例如文人欧阳直亲历四川战乱，目睹张献忠攻蜀，他将自己的经历写入遗书《欧阳氏遗书》中，该书又称《蜀警录》或《蜀乱》。
按照《蜀警录》的记载，张献忠“金银山积，收齐装以木鞘箱笼，载以数十巨舰”，张献忠命令舰队将宝物押赴至彭山江口埋沉。
古籍对张献忠埋藏宝物的记载，不仅记录了张献忠积累宝物、埋藏宝物的过程，也给后人留下了追寻宝物的好奇心。经过后人的发掘，如今彭山江口镇的岷江河道内，发掘了张献忠的埋藏的宝物。
后世发掘出的江口沉银遗址，证明张献忠在历史上确实进行过埋藏珍宝的行动，后人挖掘出的金册、银锭等宝物，为研究张献忠沉银一事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
彭山江口沉银遗址
可惜的是，关于张献忠嗜杀的真相，却难以通过实物获得真相。不同立场的史书对张献忠嗜杀的描写存在差异，很多文学著述的观点迎合史书《明史》的记载，例如《蜀碧》等书，均描绘出张献忠嗜杀、残暴的品性。
在史书的引导下，张献忠嗜杀的形象深入人心，但从古籍的记载中，仍能找到记载与史实相悖的印痕，例如张献忠的屠戮数字“六万万”，有夸大屠戮数字之嫌。
张献忠所处的年代，战乱频仍，明代残余势力、起义军、地主武装等力量互相攻伐，抢夺地盘，导致土地荒芜，尸横遍野，战争、饥荒等因素使得四川人口锐减。
多种因素导致蜀人人口锐减，但人口数量减少的原因，却很大程度上被安置在了张献忠头上，这位风云人物承担了屠蜀的骂名。如今，张献忠屠蜀的真相已经跟随历史一同被时间掩埋，他究竟屠杀多少人已经不得而知，需要更多确切资料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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