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药和火器，原是中国发明和首先制造的。通过阿拉伯人西传以后，经过改进，又传回到东方。明代中西文化交流中，首先从西方新式火器传人开始。
明成祖永乐时进攻交险，“得火器法，立营肄习"，特设神机营。明武宗正德时，葡萄牙殖民者用新式火炮驾蜈蚣战船侵扰我国东南沿海，火力极强。明朝海道副使，为了加强海防，设法仿造。
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年)，葡萄牙殖民者别都卢率战舰侵扰广东新会西草湾。明军英勇迎战，生擒别都卢等葡军四十二人，缴获其炮，即名之为佛郎机炮。这种炮“以铜为之，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长颈，腹有修孔，以子铳五枚贮药置腹中，发及百余丈，所击辄糜碎”。
嘉靖九年(1530年)右都御史汪铉奏准仿造佛郎机炮，在北方边塞使用，“其小止二十斤以下，远可六百步者，则用之墩台。每墩用其一，以三人守之。其大至七十斤以上，远可五六里者，则用之城堡。每堡用其三，以十人守之”。明神宗万历时期，东北女真崛起，辽事日亟，明朝官员急于设法改良武器加强战斗力，来华的耶稣会士就承担了这项工作。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后金军于萨尔浒大败明军，到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军占领辽阳、沈阳。明军大小火器被后金军夺获，“而多寡之数，且不若彼远矣”。这年，徐光启在通州、昌平练兵，与李之藻、杨廷筠合作派人到澳门购置了四门西洋大炮。徐光启把挽救明王朝的危亡，寄托在火器的改进上，认为这是“当今万胜之着”。徐光启利用耶稣会士”成造利光教练精卒”的计划没有实现，被逼去职。
天启七年(1627年)明熹宗去世其弟朱由检当上皇帝以后，恢复了徐光启的礼部右侍郎职务。崇祯三年(1630年)徐光启升任礼部尚书。第二年，后金军队攻陷了大凌河，东北战事更为吃紧，徐光启上《钦奉明旨敷陈愚见疏》，建议建立一支用西方火器装备的精锐部队。他的计划是共建十五营，每营四千人，共六万人。每一营配备双轮车一百二十辆，炮车一百二十辆，粮车六十辆，共计车三百辆。西洋火炮十六门，中炮八十门，鹰铳一百枝，鸟铳-千二百枝。他的设想是“若先练一营之人，先办一营之器；：两者齐备，即成营矣。一营既成，更办次营。六万人当为十五营”。他并建议“速召孙元化于登州，令统兵以来，可成一营矣”。
孙元化，嘉定人，是徐光启的学生，以善用西洋炮法著称，于天启二年(1622年)仿制西洋大炮成功，曾帮孙承宗、袁崇焕筑台制炮，抵抗后金军，这时任登莱巡抚。孙元化的部下，还有工程技术人员王徽、张焘等人。王徽曾向耶稣会土邓玉函学习力学、机械学，译有《奇器图说》。张焘是李之藻的学生，对西式火器也有研究，曾受徐、李的委托到澳广购买西方大炮。孙的部队里还有一批西洋铳手和西洋大小铳炮。这是一支符合徐光启用先进火器装备起来的理想的部队。但徐光启上疏提出这一建议未及两月崇祯四年(1631年)闰十一月登莱参将孔有德发动“吴桥兵变”，攻陷了登州，孙元化和王徵成了叛军的俘虏。不久，孔有德投向后金。
孔有德的叛变，使得孙元化所部的精良火器皆为后金所有，从而使明与后金的军事力量发生更大的变化。孙元化部队西北火器的装备和徐光启的练兵计划，是明朝末期中西文化交法龙军事技术上的反映。
西式火器在部队中的使用，使明军军事技术不断得到改进相应地，西式火器的制作技术和军事理论也从西方传人中国。
如赵士桢的《神器谱》和他所藏《海外火攻神器图说》，其中法则规制，悉皆西洋正传。然事关军机，多有慎密、不详载、不明言者，以致不获兹技之大观”。孙元化著有《西洋神机)二卷，(嘉定县志》兵家类存目，附有简要介绍：“首论铸炮，次论制药，后论命中之由，并绘图式。是书得之西人，大要根于算法。”
比较系统的军事著作，还有《则克录》，又名《火攻挈要》，泰西汤若望授，宁国焦昌述，由他们两人合作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译成刻印。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前有《火攻挈要诸器图》四十幅。卷上为造铳、造弹及造铳车、狼机、鸟枪、火箭、喷筒、火罐、地雷各种方法。卷中为制造、贮藏火药须知，以及试放新铳、装置各铳运铳、火攻等基本原理。卷下为西铳之攻法，铸铳应注意事项，以及守城海战、炮战等原则。另有《将略》一书，(则克录》中时常提及，如目录卷中后载：“其部伍营阵法及临阵机秘，另详(将略)卷内。”似为有关战略战术的军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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