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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学营

嵩县地处豫西伏牛山区,是洛阳的门户。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明朝末年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一次农民起义——李自成农民起义也不例外。

明朝末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从陕北的米脂县揭竿起义。崇祯七年(1634年)五、六月间 ,与高迎祥、罗汝成、张献忠等其他各路义军会合陕南,决定合力东进,以成大业。时因行动计划不周,在兴安县误入陕西总督陈奇瑜的包围之中。十余里长的“车厢峡”成了十几万大军的“困兽牢笼”。此山峡两边尽是悬崖峭壁,中间为峡谷便道。陕西明军重兵堵住两端谷口,农民军欲飞不得,欲战不能。

为摆脱困境,李自成使出了诈降术:下书给陕西总督陈奇瑞,言称情愿投降,但需求朝廷应允,答应让其率部抵御北方各族人马,将功抵罪。陈的左右发现书信有诈降之意,但陈不听规劝,认为李自成已成“囊中之物”,自知生路渺茫,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所以应为真降。于是答应了李自成的要求,放“虎”出了“牢笼”。

李自成部一出车厢峡,军威大振,回杀陕西明军。陕军缺乏思想准备,措手不及,仓促应战,招致大败。高迎祥、李自成、罗汝才、张献忠等,分率各自人马,取道商洛,进入豫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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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河南总兵的汤九州闻讯后,就率大军在嵩县潭头(今属栾川县)迎敌。李自成知道后,避实就虚,躲路而行,且战且走。在潭头西北处,被明军截住。因李部在陕西被围困日久,兵力虚弱,遭遇惨败。

为了生存和发展,李自成等农民军就在豫西一带与明军展开了游击战。辽阔的豫西大地,复杂的地形地貌,丰富的物质资源,为农民军提供了立足之地。退可守,进可攻。

农民军在豫西的频繁活动,成了明军的心腹之患。崇祯八年(1635年),明廷又派大将左良玉在洛阳会合河南总兵汤九州,在田湖九皋山下,东西夹击农民军。但左良玉未按预约日期到达,使得汤军孤军作战,战斗十分激烈,汤军大败,三千人马全军覆没。

同年十一月,高迎祥、李自成率数万农民军从陕西进攻洛阳,义军一路攻来,占领了偃师、巩县、嵩县、临汝等地,但攻打洛阳时,遇到了困难。

当时洛阳的最高统治者是福王朱常洵。他一来到洛阳,就一味地吃喝淫乱,戏女子,看艳舞,体重吃到三百多斤。而对洛阳的连年灾荒不管不问,他是明神宗朱翊钧的第三子,神宗特别偏爱他,明神宗在京城,多年不理政务,不与大臣见面,大臣的奏折他看也不看,但总惦记着在洛阳的福王,福王从洛阳派人入京,可以一日数见,足见他对福王的偏爱。

洛阳城太难攻了!早在明初洛阳城就进行了加固,将原来的城墙改为大青砖护砌,高达四丈,四大城门都建阙楼,又筑39座抗敌台,还在城外开挖护城壕,深五丈,宽三丈,引入瀍河水,用来阻隔敌军。城池如此坚固,加上洛阳民众对农民军不熟悉,认为高迎祥、李自成是土匪,所以军民同心,共抗义军。结果连战数日,城池巍然。后来官军援兵赶到,高、李见难以取胜,遂领军退走。

由于明军的不断进剿,农民军受到了重创。不得不由河南再退到陕西,辗转作战,元气大伤。农民军中的各部,有的土崩瓦解,有的交械投降,也有的在彷徨观望。次年秋,高迎祥在陕西被抓,凌迟处死。起义军复推李自成为“闯王”,暂在陕西商洛山中休养生息。农民起义战争处于低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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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明军的威胁利诱,李自成坚定不移,决不投降!由于孤军奋战,起义军在战斗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潼关南原一战,李自成几乎全军覆没,妻女俱失,待突出重围时,只剩下十八个人。但他并不灰心,在商洛山中克服重重困难,历尽艰苦,终于重整旗鼓,与逃到豫西山中的一支旧部汇合,计划联合张献忠、罗汝才等,重振雄风。

崇祯十二年(1639年),从商洛山突围入豫的李自成部,仅有百余骑人马。他们由卢氏进入嵩县,在车村孙店一带休整后,又出兵嵩北,攻击嵩北重镇万安、田湖、莘庄、樊店、盘龙寨,接着又克宜阳、洛宁等县。明总兵左良玉一路围追堵截,先战李自成于嵩县城东,后战于饭坡;副总兵罗岱,在嵩县赵村与农民军交战时兵败,一直被农民军追至嵩县城下。后因明军大兵进逼,只好再次退回商洛山中。

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深冬,在商洛山中养精蓄锐经年的李自成,率军走出大山,沿洛河而下,来打洛阳。正值腊月,天寒地冻。李自成率部从永宁县(洛宁)往东,一直到宜阳县。腊月二十,李自成攻下宜阳县城,杀掉该县知县,当众斩杀100名官吏及富人。三天后克永宁县城,杀掉知县武大烈,伊王后代万安王及其家人并300多官吏,全部杀掉。

消息传到洛阳,洛阳城内乱作一团。官军押着几百名监狱犯人,从洛河滩拉大青石往城中运。城中所有15岁以上、50岁以下男女都要护城。男上城墙女做饭,不从者就地正法。入夜,城中大街上燃起堆堆篝火,把城中照得通明。官兵巡逻队不停地来回巡查。

平时作威作福的福王朱常洵,这时不得不放下了架子,出来鼓励将士和百姓守城。东门由副将刘见义镇守,西门由参政王胤昌镇守,南门由副将罗泰镇守,北门由河南总兵王绍禹镇守。城墙上架起红衣大炮,居高临下。还把滚木、礌石和砖块都运到城墙上,对准城外农民军。 官府把从各县逃入城中的恶棍、地痞都组织起来,参加洛阳保卫战。普通市民不懂打仗,就抓紧培训演练。

十一日,城内组建300多人的敢死队,每人赏银百两,其中不少人是死刑犯。十二日,敢死队先从东门、西门杀出,疯狂冲向农民军,这些人不顾死活,疯了一样地砍杀,农民军猝不及防,数百人被杀,一些营帐被焚。

李自成看到这种情况,开始谨慎作战,元宵节休战一日,十六日重新开战。城中敢死队这次从北门杀出,但被早已埋伏在北门外的农民军包围,激战一上午,敢死队队员全部战死。下午,农民军全面攻城,大炮轰鸣,箭镞飞射,喊杀声惊天动地。

城墙外,农民军用长圆木凳在护城壕上强行过河;城墙上守城军民用石头、飞箭、火草团子进行还击。农民军死伤无数。

李自成展开第二次强攻。农民军脱掉棉衣,抬着云梯,硬往城墙上靠,但守军不慌不忙,等到云梯上站满了人,就用连杆猛捅,摔死无数农民军,战至傍晚,竟没一人能登上城头。

十八日午,李自成开始第三轮攻城,战事如昨,难以破城。十九日,李自成下了死命令,此日攻城不力者,一律军法处置。从清晨至傍晚,东城门楼、西城门楼、南城门楼全被炮火点燃,守军和城内百姓大批伤亡,有被炸飞胳膊、大腿者,哭爹喊娘,其状甚惨。

农民军的伤亡也十分惨重。前面冲上去的人死完了,后面的人又冲上来,尸体叠加,血流成河,空气中都弥漫着血腥气。每当农民军攻城,守城者就蹲到城垛下防飞箭,当看到“土匪”架梯子上人,就一个劲儿往下砸石头。

李自成攻城九天后,逐渐看明白洛城地形,也摸清了官军守城情况:城北城墙较低,利于攻击。同时摸清了城中的兵力部署。

二十日上午,农民军集中所有炮火猛轰城北城墙,至午,双方打红了眼,城外冒死攻城,城内宁死反击。傍晚城还未破

入夜二更时分,忽听降兵刘见义在城外喊话:“城中守军和父老乡亲们,你们不要再为腐败的官府卖命了!随闯王,不纳粮,有田种!快开城门,投奔闯王吧!”一直喊到三更,直喊得城内守军人心惶惶。最后北门守军把参政王胤昌捆绑了,登城向城外高喊:“我们反了!让闯王进城吧!为表明我们是真心,现在放火烧城门楼!”

刘见义见火起,率农民军从北门杀入,洛阳城被攻破。除福王之子朱由崧侥幸逃脱外,朱常洵、吕维祺、亢孟桧等人均被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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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日上午,农民军在周公庙前召开庆祝攻克洛阳大会,当场杀掉朱常洵、吕维祺、亢孟桧等人。同时,对从孟津、新安、嵩县来洛阳组织抵抗的3名大地主孙挺生、王朝山、王翼明执行死刑,将河南府近400名官吏和地主恶霸处死,周公庙外血流成河,尸首全被抛入庙西大坑中。福王的尸首,几天后被府前大街王姓、张姓原府中下人悄葬于周公庙北乱坟岗。一直到1643年,崇祯帝下旨重葬福王,墓址选在孟津麻屯下凹村西南。

还有一种说法:农民军怀着对福王的刻骨仇恨,从迎恩寺抬来一口“千人锅”。大锅内撒满姜、葱、蒜、花椒,把几头梅花鹿剥皮去角,把福王的毛发剃干净,一同放到大锅中煮,李自成及300多名将士分享了福王肉,名曰吃“福(福王)禄(鹿)宴”。

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打嵩县城,他亲自在县城西关坐阵指挥。由于农民军作战英勇,城内守兵抵抗不住。早晨起攻,中午把西门城墙轰塌,城被攻下。数日后,明军援兵到达洛阳,李自成弃城撤出。

李自成多次进出伏牛山,仅在嵩县境内,就同清军作战九次之多。九皋山一战,官军将领汤九州带三千人马,四面夹击、围歼义军。闯王佯败,诱使汤九州进入山谷,四路伏兵,乱箭齐发,杀声震天,汤军全军覆没。汤九州暴尸荒野,九皋乡绅将其葬于九皋洼口的南坪。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这是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在明朝末年具有标志性的胜利(建立中央一级领导机构,牛金星任大学士,增设六部尚书,开科取士,铸造货币,严定军法,减免田税,军威大振)。

正月初八,李自成统帅十万大军向北京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