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著名论断，意即要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够取得政权；如若没有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即使暂时取得政权，也是不稳固的。
“以史为鉴知兴替，以史正人明得失”，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有一些论断经过历史的反复论证，明显已经是常识了。比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大抵就是如此。
有史以来，还没有哪个人，哪个组织，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可以夺取政权；也没有哪个朝代，失去了可以依赖的武装力量，自己的政权还能够保存的。
远的不说，离我们最近的清朝，武装力量被袁世凯掌握后，也就失去了政权延续的可能；国民党如若不是依靠黄埔军校为基础建立的北伐军，也不可能取得政权。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绝对是任何一个想获取政权的组织应当首要考虑的问题。
我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王明等，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陈独秀是秀才出身，瞿秋白是书香望族，王明是那个年代的大学生，个个都饱读诗书，学贯古今，但似乎就不太明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历史常识。
一、陈独秀时期，从来不觉得枪杆子的重要性。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由于我党没有掌握“枪杆子”，从而束手无策，到中共六大，短短15个月，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的有30多万，被监禁的有4600多人。党员的数量从1927年5月时的57967人，一下子降到11月时的17650人，减员幅度几达70%，党的组织体系几乎被彻底摧毁。
陈独秀在之前就反对毛主席在湖南搞带有武装反抗性质的工农运动，他命令毛主席暂停此类型工作。现在这种党的存亡关头，他仍然认为：“湖南工农运动所引起的纠纷，会形成全部政局上很严重的问题。纠纷之起因，一方面是由于蒋介石叛变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湘籍军官在内）的势力及宣传，动摇了国民党领袖的工农政策；一方面是由于贫农幼稚行动如均分财产对于土豪劣绅之逮捕罚款以及关于宗教道德革命等，引起了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尤其是军人之剧烈反对。”
显然，陈独秀不认为老蒋之所以搞反革命政变，主要是我党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反而觉得是我党组织的工农运动太过了，引起了国民党的剧烈反对。
不要说毛主席搞的武装性质运动，陈独秀还主张放弃任何形式的工农运动，妥协让步。
在我党没有掌握武装力量的情况下，党唯一比较有力的凭借便是工农运动，以及由此动员起来的广大群众。现在既不要“枪杆子”，也不要可借助工农力量，怎么可能打赢全副武装的敌人呢？
二、瞿秋白取代陈独秀主持中央工作后，仍旧反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27年7月12日，共产国际指令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被停职；8月7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主持召开八七会议，正式将陈独秀免职，指定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瞿秋白成为继陈独秀之后，成为中共第二任最高领导人。
在“八七会议”上，毛主席提出：
“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主席这种提法毫无疑问是非常正确的，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也就没有反抗国民党反对派的资本，只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
但这么简单的历史常识，在当时却不被瞿秋白理解。
如毛主席所说：“他们（主要指瞿秋白等领导人）就大为恼火，说我怎么能说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话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
纵然如此，毛主席还是坚持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发动了秋收起义，第一次用共产党的名义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号，起义军经三湾改编，走上井冈山，逐渐发展成为党领导的最著名的武装：红军第四军。
随着我党掌握的武装逐渐发展壮大，通过实践，才论证了这个历史上被反复论证的常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正确性。
最终，党内形成共识，认同毛主席所说的：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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