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官府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对官吏的忠君、孝亲、廉洁、奉公、宽仁、勤政等德行进行教化，督促各级官吏力行各种官德
汉代官德教化的特征与保障机制
汉代官德教化的特征汉代官德教化作为一种维护自身统治的手段，在其实践过程中又有自身的特征。我们下面就从内容的丰富性、实现方式的多样性、时间的持续性、过程的渐进性和重视程度的不均衡性等五个方面进行论述。
官德教化内容的丰富性
汉代官德教化的内容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内容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汉代的官德教化主要有六个方面的内容，包括忠君、孝亲、廉洁、奉公、宽仁、爱民，可谓是非常丰富。并且每一项德行还有它的深层涵义，我们可以简单的来总结一下。
汉代的统治者从建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对官吏的忠君之德进行教化。
汉代对于忠诚的含义
汉代赋予忠君非常丰富的内涵，并不是空洞简单的解释。汉代强调死事者为忠，也就是儒家伦理中强调的臣下为君主尽死效忠，汉儒董仲舒就在《春秋繁露·天地之行》中强调“伏节死难，不惜其命”；
下级官吏舍身救上也是忠，特别是在危难时刻不忘上官；不仕二姓者为忠，尤其是在两汉政权更迭期间依然对刘汉忠心不二者；恪守职责为忠。汉代因“孝治”闻名，把“孝”视为治国纲要，是历史上最重视孝道的朝代。
汉代的孝道
汉代的孝道，不仅要求要养老，还要尊老敬老，甚至有守丧三年之制。汉代最大的突破就是“移孝作忠”，把孝亲和忠君二者完美的结合起来，开历史之先河。廉洁要求官吏从内心到行为都要廉洁，不贪钱财不受贿，并且把廉洁看做权威的来源和基础。只有秉公办事、清正廉洁的官吏和官府才能有权威。
奉公要求官吏做到居官无私、秉公办事，处理问题公平合理。宽仁要求官吏不仅要爱民、恤民，还必须要想方设法做到富民。
汉代勤政的理解
勤政要求官员不仅勤于政，还要做到敬于政、精于政，即做到对工作既要有认真的态度又要具备精湛的专业技能。
这些都说明了，汉代的官德教化并不是内容空洞的教条式说教，而是有其独特内涵和具体要求的，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理论体系。
官德教化方式的多样性
汉代官德教化的方式并不是单纯、空洞的理论说教，而是采取了诸多措施，切实贯彻落实各种官德理论的具体要求。首先，最为直接的教化方式就是对符合汉代官德各种要求的官员给予升迁赐爵的奖励。无论是在哪一方面表现突出，只要能为吏民之典范者，就会得到统治者的升迁赐爵的褒奖。
汉代通过升迁赐爵这种最为直接的手段来表达对符合官德标准的官员的渴求，并且通过这种方式来引导官吏群体的道德建设方向和整个社会风化。
其次，大量的利用了赏赐、增食秩等物质激励这一非常有效的手段。对于各类的模范官吏给予赐金、赐钱、田宅、食秩等诸多物质奖励，以免除众多优秀官员的后顾之忧，为后来官吏做出表率。再次，配合利用一系列精神激励手段，比如立祠、画像、钦赐仪仗等。
综合利用物质、精神激励，既给现实主义者诱惑，又给理想主义者激励。
最后，利用法律手段，把各种违反了官德要求的行为纳入法律禁止的行列。借助这一方式，惩戒官员的各种违反官德要求的行为，从反面来教化官员一定要遵守官德之要求。
我们可以总结，汉代官德教化综合了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并且把正面激励和反面惩戒的方式结合起来，实现了教化方式多样化。
官德教化时间的持续性
汉代的仁
任何官府都希望统治秩序稳定，官府的政策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汉朝也是如此。汉代的官德教化就具有时间上的持续性，贯穿汉代统治的始终。从汉代初立的高祖刘邦时期开始，汉代官府就对忠、孝、廉、仁、勤之官员开始了各种形式的褒扬和奖励。如高祖刘邦对忠于项羽的楚将季布不仅没有杀掉，反而征拜为官。
至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官府对官德教化的力度进一步加强。
官德的展现
其后的历代官府，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加强对官德的教化，力度逐步加强。东汉初立之时，经过了两汉之交的改变和政权更迭，所以汉初统治者对忠君、孝亲等官德的教化更为重视。东汉的皇帝多是儒士出身，在官德教化方面依然维持了前人的政策和措施。
并且经过白虎观会议，官方又提倡“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体系，为官德教化的加强提供了一个好的社会氛围。一直到东汉末，官府对官员道德教化的力度一直都未减轻，只不过因为统治末期政权无能，人浮于事，官德教化也未能落实到实处。
官德教化过程的渐进性
汉代官德教化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是教化过程的渐进性，官德教化的范围逐步扩大，而且教化的力度逐渐加强。自汉代初立之时，高祖刘邦为其父贱新丰开汉代孝道之先风，以后历代皇帝也逐渐的加强了对孝亲之官吏的奖励。高祖刘邦从开始就非常重视对忠君之官吏的奖励，并且把孝亲和忠君联系起来，“移孝作忠”，二者相辅相成。
随着统治的稳定，汉代皇帝逐渐关注官吏的廉洁奉公，宽仁勤政方面，汉代官德教化的内容涉及的越来越广泛。对官员的赏赐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并且赏赐的力度越来越强。
官职的赏赐
从开始的赐帛到赐钱、赐金，到后来发展到升官进爵、增食秩。还由物质激励发展到精神激励，给优秀官员立祠、画像，上升到精神层面。汉代官德教化还是由上向下延伸的，开始是以中央官府为主，逐步向下扩展，延伸到地方官府对相应行为的奖励。
总之，汉代对官德的教化，不管是由物质到精神再到后来的二者综合，还是由中央到地方的扩展，都体现了汉代的官德教化是一个逐步扩张的过程，其过程具有明显的渐进性。
汉代官德的教化内容
汉代官德教化的内容主要包括忠君、孝亲、廉洁、奉公、宽仁、勤政等六个方面，但是汉代官府对各部分内容的重视程度是不相同的，其中最为重视的就是忠君和孝亲两项德行。
一般来讲，封建统治者最为重视的应该是忠君之德行，但是因为汉代“以孝治天下”，并且“移孝作忠”，把忠和孝有效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汉代最重忠孝两种德行。
汉代初立之时，政权尚未稳定，并且汉初为了亲近功臣分封了大量的异姓诸侯王。之后为了对抗异姓诸侯王，又分封了大量刘姓诸侯，导致了汉初政权权力的分化，威胁到了中央集权。所以，自汉初开始，汉代统治者就非常重视对官员的忠孝之德进行教化。
但是在忠孝二者的关系上，当忠孝二者发生矛盾时，人们往往把忠君看做是更为重要的德行，我们也可以从汉代官府的做法中得出结论。
汉代官德教化的实际情况
从汉代官德教化的实际情况来看，对忠君之德的奖励比例和力度是不断加大的，呈现出逐渐发展完善的趋势。虽然从汉初就开始褒奖忠臣，但其形式和手段都比较单一。汉武帝时期，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倡导儒家伦理，所以开始有意识的对忠君之德进行激励。
汉宣帝时则开始大规模的奖励忠臣，使励忠机制规范化、制度化，形成多元化官德教化机制。
东汉由于经历政权更迭，加强了对忠君之德的教化力度，使奖励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
汉代不仅对在职的忠臣进行物质和精神激励，还非常注重对德行出众的退休官吏的奖励，惠及其妻子。
汉代官德教化的保障机制
汉代的统治者对官德教化非常重视，为了保证官德教化能够顺利得到贯彻落实，统治者建立了一系列的配套制度。下面我们从以德为先的选官制、系统严格的监察制、奖励惩处的考核制三个方面来论述。
以德为先的选官制
选官制度是中国传统政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朝代的统治者都存在着采用哪种官吏选任机制的问题。官吏选任机制对该时代社会的心理意识倾向，将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
汉代选官制的标准侧重于以德为先，把德行出众的人才选拔出来担任各级官吏。
察举制是汉代最基本的选官制，亦是汉代最主要的仕进方式和途径。关于汉代察举选官制的产生和确立，学界已经基本取得意见一致，认为高祖刘邦的求贤诏书里已经含有儒家王道政权思想，首开察举制度之端绪。
察举，顾名思义就是考察和推举，是指汉代州郡的地方官员按照皇帝诏定的科目选择符合标准、德行敦厚的人才向上级和中央官府推荐，经过皇帝考核合格之后，根据表现的不同委任以官职。
汉代的察举步骤
汉代的察举，第一个步骤是由皇帝来诏定科目。根据皇帝的需要，察举的科目繁多，按举行的时间和频率来划分，可以分为常科和特科两大类。常科即经常性的科目，一般而言是指岁举性的科目。
特科即特定的科目，又可以细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孝廉是常科中最重要的一科，它一直就是察举制度的主流科目。
孝廉的解释
孝廉即孝子和廉吏，颜师古注曰:“孝曰善事父母，廉曰洁净有廉隅。”孝为立身之本、廉为从政之方均为儒家主张的基本道德规范。对孝的重视，成为汉代区别于其他朝代最显著的特征。
汉代对孝廉的察举，应该是起源于吕后“初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汉文帝十二年，文帝从当时实际出发，诏令全国，将“孝悌”“力田”与“廉吏”并举，这就标志着汉代察举制度的正式产生。
汉武帝时把“孝”和“廉”作为常设科目，武帝颁布诏令，“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开汉代举孝廉用人的先河。这样，以孝悌廉洁之品行选举人才为官吏，迅速的成为汉代政权制度中一项固定的官吏选任制度。察举孝廉主要是为了树立官吏的行为准则，为广大民众作表率，劝导乡里，助成风化。
在此之后，东汉的皇帝多次下诏，要求郡国察举孝廉，也表现出对官吏之孝廉德行的高度重视。
孝廉的晋升
此时，已经省去了对经由察举孝廉而选拔出的人才的考试，可以直接授以实职或者加以升迁赐爵。可以授予官职的选择范围变广、重要性得到提升，如郎、长、丞、尉、侯等都可以授予察举的孝廉之士。
汉代孝廉察举选拨了大量人才，自武帝之后，主要官员的一大部分都出自于察举孝廉，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为子恭谨孝顺，为官清正廉洁的社良好风气。
总结
汉代封建大一统重新建立之后，在先秦贤人政权、秦朝重视“为吏之道”遗风和儒家德治思想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非常重视官德教化。
汉代官府主要是通过加官进爵、物质奖励、精神激励、注重立法等物质和精神相结合、正面奖励和反面惩戒相协调的方式对官员的忠君、孝亲、廉洁、奉公、宽仁、勤政等德行进行教化，建立了汉代独特的官德教化模式和机制。汉代的官德教化贯穿整个两汉历史，随着历史进程而不断强化和规范化。
并且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内容的丰富性、手段的多样性、时间的持续性等特征。官德教化对汉代的社会政权既产生了积极影响，也造成了消极影响，但总体上利远大于弊。
汉代所确定的官德教化内容和基本模式为以后历代所沿袭，不仅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官德教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我国当前的政权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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