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偏爱读史，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

他在1952年添置了一套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此后，这套书几乎未曾离身。

不止一遍地翻阅，重要章节甚至看了两遍、三遍，直至烂熟。

若再翻开这部影印版，书页之上圈圈点点，俯拾皆是。

他用唯物史观作刀，挥洒历史人物，往往是一针见血，评得入木三分，自成一家。

公开场合或私底下，毛主席谈论历史人物时，总不囿于前人结论，凭借广搜博览，做出了许多独具匠心的评判，史识自然独到。

毛主席对康熙皇帝作出哪三条评价，令满族作家老舍大为惊讶

主席如何评价帝王

中华五千年，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如星辰般散布其间，熠熠生辉，却也笼罩着兴衰沉浮的迷雾。

帝王，这样一个特殊的“职业”，既是天下权力的巅峰，又背负着如山的社稷责任。

毛主席于史中徘徊，揣摩帝王的兴废成败，为帝王“翻案”。

但是他“翻案不为翻案而翻”，而是手持唯物史观这把利刃，剖析功过，评论得来心正手快。

帝王不仅是一介荣华富贵的享受者，更多时却也如草芥，瞬间被风卷残云，湮灭于历史尘埃。

毛主席对历史人物的见解别出心裁，他的眼中，帝王是一类极具代表性的符号。

他不拘泥于传统史书的定论，也未必全盘接受前人之言。

那些所谓“遗臭万年”的纣王、被骂“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乃至文采风流、亡国成囚的李煜，皆在他的一支笔下得以平反。

“功过不该一笔抹煞”，他看的是这些帝王对历史是否有推动作用，而非简单的成王败寇。

毛主席的评价，往往让人拍案叫绝。

譬如他对商纣王的翻案，称其未必如《史记》所载那般荒淫无道，而更像是一位遭受历史误解的改革者。

对于曹操，他更视之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既不偏激，亦不恭维。

评价帝王，毛主席有其独到之处，正如他推崇有为之君王，贬斥碌碌无为者。

在他笔下，那些昏庸无能的守成者，往往在“伟光正”的面具下露出苍白的真面目，而有作为之君则被拂去历史尘埃，重见天日。

当然，毛主席的评断虽有道理，却也并非定论。

后世学者，也应如他所示，不可偏信一家之言，必须怀着严谨之心，比对史料，方能做出公允的评判。

历史本身永远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总需后人反复推敲，才能窥见真容。

主席评曹操

毛主席常与儿女谈起曹操，提到这位“三国枭雄”时，话语间流露出一丝难掩的欣赏之情。

他不仅佩服曹操在诗词方面的才华横溢，尤为钟情其诗中的雄浑气魄，更是由衷地认为，若论三国时期对统一贡献最大的，非曹孟德莫属。

曹操，那个在戏台上总以白脸示人的奸雄，在毛主席眼中，实则是文武兼备、运筹帷幄的政治家。

毛主席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要为曹操翻案，直言世人冤枉了他，翻开《三国志集解·魏书·武帝纪》时，更是挥笔批注：“此篇注文，贴了不少魏武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他直指卢弼先入为主，对曹操的评价带有成见，凡其言行皆被视为奸雄的狡辩。

在毛主席的眼中，曹操远非历史上被描绘的那般奸诈，反倒是个文可吟诗作赋，武能运兵打仗的全才。

曹操不仅在政治上治国有方，在经济和军事上也是屡有建树，何曾是一个只会奸猾诡计的枭雄？

他那“昂霄耸壑”的政治眼光，早已把三国纷争的局面置于掌控之中，深谙如何运用生产力的发展来为国家奠定基础。

魏国在其执政期间，生产力稳步提升，农业兴盛、军队强盛，某种程度上奠定了三国最后的统一格局。

毛主席之所以坚持为曹操翻案，或许不单单因为个人的喜爱，更是因为他评判历史人物的标准。

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尺度。

曹操施行屯田制，缓解了社会动荡，提升了生产力，为魏国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三国的历史，不只是英雄豪杰的角逐场，更是一场漫长的生产力争夺战。

而曹操，正是在这场战役中，起到了无法忽视的推动作用。

因此，毛主席为曹操正名，实属理所当然。

毛主席素来推崇曹操的才干，但绝不讳言其缺陷。

曹操这人，虽雄才大略，却也未免有几分踌躇不决之时。

1966年3月，毛主席在杭州谈到三国形势时，便提及曹操错失一统天下的良机。

彼时，张鲁已败，士气正旺，司马懿等谋臣屡次进言乘胜追击四川，可曹操却一时踟蹰不前，未能下定决心。

待到他终于后悔，时机却早已稍纵即逝。

这原本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曹操优柔寡断，未能果断出击，反倒让赤壁之败的阴影悄然浮现，埋下了败北的伏笔。

毛主席对此事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

他指出，曹操不仅失策于时机，还在律己上有所缺失。

关于赤壁之战，《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有言：“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

这话听着极是公正严明，然毛主席在此书眉间批注到：“赤壁之败，将抵何人罪？”

此语中有意，指向曹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