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6年1月8日，河南焦作的周荣庆一家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电报。
周荣庆打开电报，电报是在北京的七妈邓颖超专程发来的，通知所有周家的亲属：
“总理逝世，在京亲属参加葬礼。在外地的亲属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要来北京。”
妻子晋菊清一听说是这个消息，瞬间哭成个泪人，不管不顾，说什么也要去北京一趟，被丈夫周荣庆死死地拦住。
“既然七伯和七妈不让去，咱们就得听他们的话。”
周荣庆死死的把住门，回忆起与七伯的点点滴滴，泪水无声的从眼角滑落下来……
“50元是给你妈用的，谁也不要用，自己花钱自己挣”
周总理一生为革命鞠躬尽瘁，没有留下子女。
子侄后代中，大弟周恩溥有一个儿子周荣庆，小弟周恩寿有六个子女。
兄弟之中，周恩溥1945年初在山东被国民党军抓捕入狱，狱中受尽严刑拷打，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妻子王兰芳为了给丈夫报仇，也追随革命，到东北参加了游击战争。小弟周恩寿战争年代参加革命，身体饱受伤病困扰，加之幼弟周恩寿本身是一个多子女的家庭，所以新中国建立以后，周总理就将几个子侄全部都接来身边照顾。
周荣庆是周总理所有子侄辈儿中，年龄最大的一个，
周恩溥牺牲以后，母亲王兰芳将儿子周荣庆送回了淮安老家。
周荣庆在战争年代，一直在淮安老家读书，不凑巧的是，17岁那年碰上了国民党军抓壮丁，周荣庆相反设法从国民党军部队中脱离出来以后，转身加入了解放军行列。
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周荣庆一直就在部队中锻炼。
王兰芳在北京暂住时，携子周荣庆一起去看望周总理夫妇。因为在战争年代的创伤，王兰芳已经无法再工作。
周总理夫妇考虑到这一情况，于是劝说王兰芳：“你不要去工作了，以后由我们照顾你。”
王兰芳听从了周总理的劝说，提前退休后，依靠微薄的退休金生活，为了照顾他们，周总理每个月从400元的工资中，拿出50元，为了这50元，还专门嘱咐周荣庆：
“这五十元是给你妈用的，谁也不要用，自己花钱自己挣。”
当时周总理还抚养了许多的战争年代的遗孤，包括幼弟周恩寿一家，周总理也是从自己工资中每月拿出100元。
这一举动，给周荣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周荣庆一直以来都是依靠自己的努力，战争年代就参军，抗美援朝期间，周荣庆是北京志愿军医院的一名宣传干事，是个正儿八经的干部，可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告诉过别人，自己的伯父是周总理。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后，军医院的人面临转业，周荣庆本来也可以得到很好的安排，但当时国家正提倡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于是周总理劝他：
“你到基层去吧，不要当官，当个工人最好。”
临行前周总理还专门嘱咐了一句：
“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
周总理一席话，
周荣庆听了进去，默默带着一家人到了河南焦作，被安排在了河南一个卫校当宣传干事。后来又服从调剂安排，到了焦作市九里山钢铁厂、轮胎厂、群英机械厂。
值得一提的是，周荣庆几次调动，均是没有任何职务的普通员工。
周荣庆在九里山钢铁厂工作时，一直没透露过自己的身份，大家也都不知道他是周总理的侄子。
可因为这个身份，周荣庆差点错过和妻子晋菊清的姻缘。
在九里山钢铁厂工作期间，周荣庆结识了从焦作农村来的晋菊清，王兰芳以及当时的厂领导都有意撮合两人的婚事。
一开始晋菊清就只是知道，王兰芳是个老革命，还觉得自己农民家庭出身配不上，后来谈了一段时间的恋爱，厂里有工人开始指指点点，晋菊清一开始很疑惑，后来才有熟人告诉她：
“周荣庆就是周总理的侄子，你不知道吗？”
晋菊清惊得呆住了，气得直接找到周荣庆，那时周荣庆正拎着浆糊桶在厂里刷标语，一见晋菊清气鼓鼓地来找他，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儿。
“你说，你真的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子？”
面对晋菊清的质问，周荣庆不好再隐瞒，只好告诉他：“是的，周恩来是我七伯。”
晋菊清心里很不是滋味，她埋怨周荣庆：“你为啥骗我？你要是早跟我说，我咋敢高攀你呢？俺父母是农民，咱俩太不般配了，今后就不谈了。”
眼见一桩大好姻缘就要吹了，周荣庆赶紧拦住，他拉着晋菊清的手说：
“我就是我，我大伯是我大伯，你不信去问我妈。”
周荣庆拉着晋菊清找到了母亲王兰芳，王兰芳一听俩人是为这事儿闹矛盾，于是安慰晋菊清：“好孩子，你和荣庆谈得好好的，咋能因为他伯父是总理就吹了呢？”
“俺怕。”晋菊清小声着说了一句。
王兰芳耐心地对晋菊清说：
“我们来焦作时，总理一再交代，自己的路自己走，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以总理的亲属自居……”
晋菊清回想起与周荣庆的点点滴滴，觉得周荣庆确实为人诚恳，没有脾气，再加上两人相处了多半年，早已产生很深的感情，在王兰芳的撮合下，1959年5月10日，30岁的周荣庆与20岁的晋菊清喜结连理。
听闻侄子和一个农家女成婚，周恩来夫妇十分高兴，盛赞俩人
“这很好嘛！劳动之家光荣！”
，还专门写信问候，邓颖超专程为新婚夫妇送去了。
两人婚后自始至终秉持着传统，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的身份，始终在普通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十条家规
尽管周荣庆是周总理的侄子，但是两家似乎并不频繁往来，倒不是周荣庆不敬爱长辈，而是周总理专门为子侄辈儿定了十条家规：
一、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只能出差顺路时看他；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来者一律到食堂排队买菜，有工作的自己出钱，没有工作的由他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中能自己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他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作为周总理子侄辈儿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周荣庆夫妇一生始终遵循这十条家规。
有部分了解情况的同事见周荣庆朴实勤恳，开玩笑地说：
“你看你伯父是总理，你咋不去找他，让他给你弄个官当当。”
周荣庆一听这话，摇了摇头说道：
“他是他，我是我，我才不找他呢？”
1968年5月1日，王兰芳偶然间和媳妇晋菊清聊起了过往，感慨时忍不住说道：“我有些想你们七伯、七妈了。”
周总理在家族中排行第七，子侄一辈儿均称呼周总理为七伯，称邓颖超为七妈。
婆媳两人一商量，干脆坐火车到北京去看望，因为周荣庆还有工作要忙，加上周总理之前曾经制定的十条家规，所以这一次他没有前往。
因为没有买到坐票，晋菊清临时找来一张硬纸板，扶着婆婆坐在火车的过道里，自己带着三个孩子站在婆婆身边，婆媳两人熬了一天一夜才赶到北京。
到了中南海西花厅，王兰芳、晋菊清受到了周总理夫妇的热情接待。
这也是时隔多年，周总理夫妇第一次见到了侄媳妇儿。
一见面，邓颖超就高兴地拉着晋菊清的手：“咱俩还是老乡哩。”
晋菊清一问才知道，七妈其实是河南光山人，只是出身在广西南宁，后来又在天津上的学。
说话间，邓颖超把自己的鞋脱下来，让晋菊清试试大小，没想到穿上以后正合适，邓颖超十分高兴，还对人说：“咱们婆媳俩挺有缘分的。”
晋菊清不知道的是，邓颖超是在悄悄量她鞋的尺码，准备送她一双鞋呢。
一直到中午12点，周总理才从办公室走了出来，一看一家人热热闹闹，心里十分高兴，抱着三个孩子不肯撒手，与王兰芳聊了一会儿，周总理回头嘱咐晋菊清：
“你妈当年为革命流过血，你和荣庆要待她好点儿！”
午饭时，周总理问起孩子的名字，晋菊清告诉周总理：
“老大是1960年3月29日出生的，正赶上您访问印度，取名周中印；老二1962年12月20日出生，是女孩，当时婆婆梦见了茉莉花开，取名周小莉；老三1966年出生，您访问越南，就取名周中越。”
周总理哈哈一笑，转身对邓颖超说：
“这名字可起得不怎么样啊！”
“我给孩子改个名儿吧。”
“老大、老二、老三依次叫周志勇、周志红、周志军。”
周总理点点头：“好，就叫这个名儿吧。”
不过除了周志勇兄弟俩人一直叫邓颖超奶奶给取得名字外，家里人觉得“周志红”这个名字有些不妥，于是后来还是改回叫“小莉”。
总而言之，这次也是晋菊清难得的一次见到周总理夫妇，尤其是邓颖超，她觉得邓颖超和蔼可亲，一点架子也没有。
这次晋菊清会河南时，周总理夫妇又赠送了很多衣服和鞋子，周总理还送给晋菊清一块手表。
后来周荣庆一家还几次到过北京，周总理侄儿孙周志勇对当年到西花厅一事，仍然有着深刻的记忆。
周志勇记得，
那时去中南海西花厅，并不常见到周总理，但基本上每次都能见到大奶奶邓颖超，大奶奶对他们这些侄儿孙辈十分宠爱，经常将日常一些舍不得吃的东西，拿出来给他们用。
“一去就给做丸子，用肉末做成的那种，还有从中南海湖里捞出来的鱼和虾，还有从西花厅前摘下的桃子，都是最好的食物。”
一次邓颖超给周志勇煮了玉米，却发现他并不怎么感兴趣，周志勇跟大奶奶说：“姥姥家的田野里遍地都是。”
邓颖超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的侄儿孙子就是生活在种玉米的地方。
遗憾的是，
1983年周志勇结婚，专程到北京看望大奶奶，照了许多照片，但没想到的是，胶卷后来一不小心曝光了，没有保存下来照片
周荣庆自从到了河南以后，便很少去北京，作为周家人，周荣庆也很少为私事去劳烦周总理夫妇。
有一次是因为母亲王兰芳病重，要去北京治病，考虑到北京路途遥远，不得已的情况下，周荣庆才给总理打了个电话，周总理秘书亲自安排了一辆汽车，把王兰芳送到了新乡，然后再由新乡坐火车到北京。
电话里周总理也没有强调几人的亲属关系，只是说王兰芳是在东北打游击是负过伤，是个老革命。
还有一次，周荣庆托给周总理当过秘书的七机部何部长，买了一辆二手的旧红旗车，因为这件事，周总理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
自此以后，周荣庆始终遵循七伯、七妈的教育，没再做过类似的事情。
“你们都很忙，来回都要花钱，还是不来的好”
1975年12月19日，王兰芳因病去世，周荣庆给在北京的七伯、七妈打了一个电话，当时周总理自己也病重，躺在病床上，邓颖超接了电话后嘱咐周荣庆。
“丧礼一切从简，听从焦作市民政局的安排。”
周荣庆夫妇只能含着悲痛，将母亲葬在了焦作市烈士陵园。
但对周荣庆夫妇来说，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
就在王兰芳去世后一个月，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也因病逝世了。
当天中午，周荣庆一家正在吃饭，接到了七妈从北京发来的电报：
“总理逝世，在京的亲属参加葬礼，在外地的亲属，留在各自的岗位上，不要来北京，这是总理的安排。”
晋菊清听闻噩耗，哭着收拾包袱就要去北京，被丈夫周荣庆把住门死死地拦住。
周荣庆留着眼泪对妻子说：
“既然七伯和七妈不让去，咱们就得听他们的话。”
周荣庆到了河南以后，去北京看望七伯、七妈的次数屈指可数，这次周总理去世，也成为了周荣庆心里的一个遗憾。
周总理去世以后，邓颖超给在河南的周荣庆寄去了几件遗物作为纪念，包括周总理生前常常在胸前佩戴的“为人民服务”的胸章，一些衣服以及一个枕头套，还专门嘱咐他们夫妻两人
“伯伯不在了，你们睹物思人，化悲痛为力量，不要做对不起伯伯的事情。”
夫妻两人收到后，都把这些东西当做传家宝一样收藏。
1988年春，晋菊清听闻七妈病重，和丈夫商量着一起到北京看望。周荣庆夫妇给七妈写了封信，表达了想要去看望的愿望。
邓颖超专门回信给周荣庆夫妇：
“你们都很忙，来回都要花钱，还是不来的好。”
周荣庆收到信后，决定还是按照七妈的嘱咐，不去到北京去看望，但妻子晋菊清这一次却没有听丈夫的意见，坚持要到北京去看一次。
晋菊清一个人悄悄到了北京，找到了大妹周秉德，在周秉德的安排下，见到了邓颖超的秘书赵炜。
虽然医生同意见一面，但却只给了10分钟的时间。
晋菊清悄悄地推门进去，看着病床上躺着地七妈，走过去轻轻问道：“七妈，我来看您了，您还认识我是谁吗？”
尽管已经过去了20年，邓颖超始终记挂着这个侄儿媳妇儿，枯瘦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紧紧地抓住晋菊清的手，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这不是菊清吗？”看着七妈日渐消瘦的脸庞，晋菊清又忍不住落下泪来，她强忍着哽咽劝说道：“七妈，您要多注意身体啊。”
邓颖超看到晋菊清流眼泪也劝说道：
“菊清呀，好孩子，不许哭，今后无论我怎样，你们都要坚强些，荣庆和孩子们还好吗？”
晋菊清点了点头。
尽管还有很多的话想要和七妈说，但考虑到七妈的身体，晋菊清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病房。
周荣庆实际上并非不近人情，而是始终记着当年七伯、七妈的嘱咐，遵守着周家人的家规，可他始终想着以后日子还长，肯定有机会到北京去看看。
没想到的是，几番的等待，最终却都阴差阳错的错过了。
晋菊清从北京返回后没多久，周荣庆也病倒了，他在也没能到北京去，看一眼七伯、七妈。
即便是在病重时，周荣庆依旧牵挂着在北京的七妈，自感时日无多的他担心七妈因为自己而加重病情，于是特意嘱咐：
不要惊动病重的七妈，也不要告诉堂兄妹们，葬礼不要大操大办。”
1992年1月15日，周荣庆病逝，享年63岁。
临终前周荣庆拉着妻子的手，十分后悔的说：
“我该和你到北京去，一起去看看七妈。”
周荣庆一家一生始终秉持着周家人的传统，几个子女也都是依靠自己的能力生活，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与周总理的关系。
尽管周荣庆与七伯、七妈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但一家人始终感情深厚，彼此牵挂，这份深情厚谊，让人不禁心生敬意。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