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暑假，钱学森从上海交大机械工程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毕业，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学，专业是飞机设计。

1935年8月，钱学森从上海坐美国邮船公司的船离开祖国。当时钱学森的心情是：中国混乱，豺狼当道，暂时到美国去学点技术，他日回来为国效劳。

正如他在以后回忆时说：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 年回国，在美国呆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作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待下去。

因为钱学森留学目的明确，所以到了美国后，无论是在麻省理工学院，还是在加州理工学院，他都是刻苦地学习，如饥似渴地研究数学、偏微分方程、积分方程、原子物理、量子力学、统计力学、相对论、分子结构、量子化学等，他的成绩不但比美国学生好，而且比同班的其他外国学生都好。

1936年10月，钱学森开始了与美国航天科学创始人之一、被誉为“超音速飞机之父”的著名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先是师生后是亲密合作者的情谊。

钱学森经常与冯·卡门一同攻克数学难题。他与冯·卡门一起最早提出的高超声速流概念——高亚声速飞机采用的公式，就是以“卡门—钱公式”命名的。

在冯·卡门的影响下，钱学森对火箭技术发生了兴趣。他参加了由冯·卡门领导的吉根海姆实验室，成为该室火箭研究小组最早的三人成员之一。

冯·卡门对钱学森是很欣赏的，他评价钱学森说：“他在许多数学问题上和我一起工作，我发现他非常富有想象力，他具有天赋的数学才智，能成功地把它与准确洞察自然现象中心物理图像的非凡能力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青年学生，他帮我提炼了我自己的某些思想，使一些很艰深的命题变得豁然开朗。”

1943年，美国委托钱学森研究用火箭发动机推动导弹这一重大课题。同年11月，他与马利纳合作提出了一份《远程火箭的评论和初步分析》的研究报告，为美国四五十年代成功地研究地地导弹和探空火箭奠定了基础，成为美国复合推进火箭发动机导弹的先驱。

1947年，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正教授。同年夏季，钱学森自留美后第一次回到阔别12年的祖国，同幼年女友蒋英结为伉俪。婚后，钱学森原来准备留在国内，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但是，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反动黑暗，他大失所望，只好再回到美国去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

钱学森虽身在美国，心却是向着祖国的。人们发现，他虽然又来到了美国，但并没有把收入的一部分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养老，他没有长期居住的打算。他接待来客更少，而且更加埋头工作，更加勤奋地研究。他悄悄地等待着祖国黎明的到来。

1949年5月20日，钱学森从曹日昌教授的信中得知即将解放的祖国召唤他回国领导新中国航空工业建设的切切深情，他便作好了回归祖国的准备，以便实现他多年的宿愿。

钱学森决心回国的愿望激怒了美国当局。

1950年7月，美国政府吊销了他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钱学森立即决定以探亲为名回国，准备一去不返。

但当他一家将要出发的时候，钱学森被拘留起来。两星期后虽在好友大力帮助下保释出来，但行动处处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

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夫妇摆脱特务的监视，在一封写在一张小香烟纸上寄给在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了给陈叔通先生的信，请求祖国帮助他早8回国。陈叔通将信转给了周恩来总理。

这年的8月2日，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我国大使王炳南受周总理嘱托，在会上代表我国政府揭露了美国当局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视中国公民钱学森以阻挠他回国的卑劣行径。

周总理剧照

美方不得已，才被迫于8月4日通知钱学森，准许他离开美国。在党和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下。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终于从美国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清晨，钱学森不顾涉洋过洲的劳顿，带着妻子、儿女来到了他们日思夜想的金水桥畔，深情地仰望着广场中央的五星红旗和城楼正中的毛泽东巨幅画像。他满含激情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我终于回来了！”

他看到这古老的都城到处是一片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新景象，感到无比欣慰。他庆幸祖国的新生，对祖国的挚爱更加炽烈了。

祖国人民热烈地欢迎他回来。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表示了格外的珍视与厚爱。周恩来派人把钱学森接到中南海，专门为他设宴洗尘。他要钱学森先到各地看看，熟悉祖国的情况，并对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建议。

就在这年的12月，在北京中南海小礼堂，党、国家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听取了钱学森关于火箭导弹技术的介绍。

1956年春，钱学森应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在会上发言。2月1日晚，毛泽东设宴招待全体委员，特地安排钱学森同自己坐在一起，并同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毛泽东对钱学森说：“新生的、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总是在同旧的衰亡着的东西作斗争中生长起来的。”

钱学森

他还勉励钱学森要致力于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些科技人员。毛泽东的一番话，对于刚从海外回国，又参与了美国极其秘密的军事工程研究的钱学森来说是极大的信任和鼓励。在以后的工作中，钱学森遵循着毛泽东的嘱托，为中国的科技发展，为培养扶植科技人才，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1956年春天，对于中国科技界来说，是一个值得追念的烂漫的春天。刚刚归国不久的钱学森更是感到春意盎然，心怡气爽。

1月20日，毛泽东在党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发出了“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的号召。

接着，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在毛泽东的号召和周恩来的鼓励下，归国才三个多月的钱学森怀着对新中国国防事业的强烈责任感和盼望新中国迅速强大起来的愿望，给中央写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

《意见书》提出了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组织草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步骤。这个意见书，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3月14日，周恩来亲自召开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元帅和钱学森等筹备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

钱学森剧照

4月13日，国务院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航空工业委员会，钱学森被任命为委员。

这年10月8日，正好是钱学森回归祖国一周年的日子，聂荣臻亲自主持五院成立仪式，钱学森愉快地接受了中央任命的院长职务。从此，钱学森开始了作为新中国火箭、导弹与航天事业技术领导人的长期经历，他的名字与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1956年的中国，国力是很贫弱的。钱学森深知要在中国这样一片落后的土地上建起现代尖端科技的大厦谈何容易。尽管国家处处给新成立的五院开绿灯，困难还是接踵而至。没有人，没有仪器设备，没有图纸资料，一切都得从头做起，就是院址也得现选现定。

面对这一切，钱学森没有后退。党中央、国务院和毛泽东、周恩来的高度信任，全国人民的股切希望，在他心中激起崇高的使命感和强烈的责任感，使他对工作抓得更紧了，从研制规划、技术决策到人员配备、研究室的设置、仪器设备的添置、研究课题的确定，乃至院址的选定，样样都得过问。同时，为培训技术人员，他还承担着繁重的讲课任务。

钱学森讲课

刚回国，钱学森就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1957年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8年，钱学森踌躇满志，潜心研究人造卫星、火箭技术等。

夏末的一个星期四，毛泽东在中南海自己的寓所内，又一次接 见了钱学森及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毛泽东是请他们来介绍我国导弹和原子弹技术情况的。当谈到困难时，毛泽东把视线转向了钱学森：“你也说说吧！”

于是钱学森从对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工程的理解出发，提出了“要组织全国大协作”的建议。此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的思索，他不由自主地“哦”了一声，停止了吸烟。

钱学森继续说：“核弹是现代多种科学成果的高度凝结和结晶，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应该成立一个攻克核弹技术难关的研究机构。”

对此，毛泽东十分肯定地说：“ 这个建议很好！”并表示要让周恩来尽快落实。

1958年10月27日下午，毛泽东到中关村参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成果展览会。毛泽东在这里又同钱学森见了面。

毛泽东鼓励钱学森说：“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1958年5月29日，聂荣臻同黄克诚、钱学森一起部署了我国第一枚近程导弹的制造工作。

1960年11月5日，在聂荣臻亲自指导下，以张爱萍将军为主任，孙继先、钱学森、王净为副主任的试验委员会，在我国酒泉发射场成功地组织了我国制造的第一枚近程导弹的飞行试验。

祖国的地平线上，第一次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导弹，这一巨大成就，好像天空的一声巨雷，震撼了全世界。

1964年2月6日中午，钱学森接到通知，毛泽东要找他谈话。当他来到中南海丰泽园兰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时，见气象学家竺可桢已经在座。毛泽东亲热地与钱学森寒暄着，关切地询问他的工作和身体状况，话题很快转到了原子能工业方面。毛泽东仰靠在沙发上，对钱学森说：“我们搞原子弹也有成绩啊！"

钱学森微笑着点点头答道：“我有所闻。”

毛泽东笑了起来，风趣地问钱学森：“恐怕不只是有所闻吧。”

钱学森向毛泽东解释着自己刚才那句话的意思：“原子弹我实际上是只有所闻，我是搞运载工具的。”

毛泽东满意地对钱学森说起了自己对中国原子弹的设想：“是的，你们搞了个1000公里的，将来再搞个2000公里的，就差不多了吧。”

钱学森告诉毛泽东：“美帝在东南亚新月形包围圈上的有些基地有2800公里的距离。”

“那可以到夏威夷了吧？”毛泽东听了钱学森的汇报，关切地询问。钱学森答道：“夏威夷的更远了，不止4000公里。”

听了钱学森的话，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轻轻用手拍打着沙发扶手说：“ 总要搞防御、搞山洞、钻进去，地下就不怕了。”

钱学森听了毛泽东的防御设想，便向毛泽东谈起了中国现在对防御性导弹的研究情况：“我们正在遵照主席的指示，先组织一个小型的科学技术人员小组，准备研究一下弹道导弹的方法和技术途径。看来第三个五年计划中由于技术条件不够，还不能开展设计工作。”

毛泽东徐徐抿了一口茶，嘴角显出坚毅的线条，他看了钱学森一眼，用充满信心的口吻说：“有矛必有盾，你们要集中些人研究这个问题。5年不行，10年； 10年不行，15年。总要搞出来的。”

就在这年6月29日，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进行飞行试验获得成功。

同年10月16日，我国终于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建国以后，毛泽东一向反对给党的领导人祝寿、过生日。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破例过自己的71岁生日。这一天，毛泽东设家宴，请中央和各大区的领导人以及一些劳动模范参加，钱学森也是被邀请的一位，毛泽东还特地安排他与自己同桌。

钱学森参加毛主席的生日宴

在餐桌上，毛泽东望着陈永贵和钱学森说，搞建设，农业是个拳头，国防是个拳头。

可见，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钱学森在国防现代化的建设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他还特别赞扬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车，这很好！”

1966年10月27日，钱学森协助聂荣臻元帅，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 导弹飞行正常，原子弹在预定的距离和高度实现核爆炸。这一试验，又喜获成功，它标志着中国开始有了用于自卫的导弹核武器。

我国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在国防科研中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包括钱学森在内的我国科学技术工作者，在酒泉卫星发射场组织实施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工作。1970年4月24日，重量为173公斤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卫星上的短波无线电发讯机循环播送歌颂毛泽东的《东方红》乐曲，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五一节晚上，毛泽东、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钱学森、任新民等参加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工程的代表，向他们表示祝贺，勉励他们取得更大的成绩。

毛泽东的接见，给钱学森无限的温暖，毛泽东的教导给他增添了力量和信心。这位对航天技术、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作出开拓性贡献的科学家，更加奋力地去拼搏。

钱学森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得到了国际科学界的承认和高度评价。1980年5月18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两天后，美国合众国际社向全球播发了一篇题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的评论报道。

1989年6月29日，在美国纽约召开的1989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授予钱学森“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的称号。钱学森获得这

一殊荣是当之无愧的，而钱学森不同寻常的经历给人们的启示更是深刻的。

钱学森从被美国军方授予的上校成为“中国导弹之父"，成为“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他的名字与中国乃至世界科技顶峰联在一起。

臧克家纪念鲁迅先生时曾经写过这么首小诗：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显然，天降猛男毛主席和无双国士钱学森都是永远活在百姓心中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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