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岳山 唐晴雨
1949年冬，任弼时与家人在北京东山寓所
任弼时信念坚定、对党忠诚，一心为民、服务群众，不辞重负、鞠躬尽瘁，实事求是、善作善成，被称为我们党内的完人。任弼时16岁参加革命，46岁英年早逝，把一生都献给了党和人民。那么，他又是怎样对待自己家人的呢？
“惟祷双亲长寿康”
1921年5月中旬，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介绍，任弼时“到列宁的故乡去学习革命”。启程的当天上午，他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想到大人为家庭“奔走一世之劳”，“泪随之下”！但现在“苦于能力莫及”，“虽时具分劳之心”，“恐难成望”！为了学习“化世之能”“治事之才”，把处于“存亡生死”之际的社会，“造成大福家世界”，建立“同天共乐”的幸福的新社会，他选择了“北行之举”。“惟祷双亲长寿康”等理想社会实现了，双亲可与全天下的百姓都过上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生活。同时安慰父母，路上安全，同行有伴，自己也会谨慎小心，费用已交涉清楚，请大人不要为儿子的远行担忧。另请父亲打听未婚妻陈琮英读书的事，这是“为终身之谋”。
1924年3月，任弼时从莫斯科捎信回家，告诉父母“身体如常，学识亦稍有进步，饮食起居当自谨慎，你们尽可放心”。大革命失败以后，他从汉口给家里寄信。此时父亲已经病逝三年，他向母亲报平安，“儿等近况如前，身躯无恙，望勿为念”，并询问培星、培辰两个妹妹下学期开学的时间，为她们筹寄学膳用费。任家是书香门第，任家新屋是聚族而居，每次任弼时寄信回家，都要在信的最后给长辈们请安，写上一句“亲长前均此请安”或者“各亲属叩安”等语。
任弼时革命30年，中间只回过一次家。那是秋收起义失败后，中共临时中央特派任弼时“全权代表中央”处理长沙暴动问题。工作告一段落后，任弼时回唐家桥小住了几天，帮助母亲挑水、扫地、煮饭、炒菜，陪母亲过了一个生日。任弼时又到板仓看望了杨开慧母子，然后在白水车站乘火车返回武汉。
把爱情融化在对党和人民的爱里
陈琮英12岁到任家做童养媳，14岁进入长沙一家织袜厂当女工，没念过什么书。任弼时11岁到省城读书，留过学，在上海大学当过教授。像他这样的青年才俊，想在十里洋场找一位年轻貌美的妻子不是难事。然而，任弼时身居闹市，一尘不染，毫不三心二意。1926年，他把陈琮英接到上海完婚，住在小亭子间里，一张床、一张桌、一个书架就组建了一个家庭。陈琮英在任弼时的指导下做秘密交通工作，送信件，搞油印，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她的穿戴都很土气，街上的少爷淑女们对她冷眼相待，而任弼时却鼓励她：“不要怕，我们是在这里做党的秘密工作，是同敌人进行斗争，你要学会斗争。”
1928年10月，任弼时赴安徽巡视。因南陵县党团组织破坏严重，为了解情况，他决定参加城关地区党团骨干会议。由于叛徒出卖，在到达会议地点香油寺附近时被国民党南陵县自卫队逮捕。在由芜湖解往安庆的船上，任弼时机智地交给原来长郡中学的工友、同乡彭佑亭一封信，内容是他被捕后的口供，说自己是伟伦纸庄的学徒，去收账，名叫胡少甫。陈琮英接信后，向组织报告了任弼时被捕的消息，随即抱着长女苏明爬上拉煤的火车赶回长沙。在堂叔任理卿的帮助下，陈琮英找到任弼时的堂姑爷、大律师何维道，同赴安庆和任弼时见面。随后，党组织和律师一起想办法，把任弼时从警备司令部转到法院。陈琮英则赶回长沙，以伟伦纸庄老板的身份应对长沙公署的盘查。任弼时终于在年末获释。不幸的是，一岁多的苏明随着母亲奔走于上海、长沙、安庆，感染了风寒，夭折了。
为了加强苏区和红军的工作，任弼时于1931年3月率中央代表团去了苏区。因顾顺章叛变，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受到毁灭性打击，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陈琮英也被捕了，带着出生百日的女儿远志住进了牢房。任弼时两次在狱中坚贞不屈、沉着冷静的英勇表现时时鼓舞着陈琮英，任凭敌人怎么威吓，她一口咬定：“我是农村来的，我什么也不知道。”后经周恩来亲自布置营救，陈琮英出狱了。一年之后，他们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相聚。任弼时对陈琮英说：“得知你被捕的消息，我很难过，但没有影响工作，我知道你一定会经受住考验的。”他又说：“我们是革命的夫妇，同是党的儿女，我们的爱情是融化在对党、对人民的爱情里的。”陈琮英在苏区加入党组织，此后即长期担任任弼时的机要秘书。
他们互敬互爱，相濡以沫。在敌人的封锁下，苏区没有粮吃没有食盐，中央领导和普通战士一样，生活很苦。任弼时睡眠不足，常常生病，瘦得可怕，依然日夜工作。陈琮英怕任弼时坚持不下去，只好卖了几件从白区带来的衣服，买些鸡蛋给他吃。任弼时则经常提醒陈琮英不要忘掉学习。长征路上，陈琮英在阿坝草地生下远征，什么都没得吃，任弼时和朱老总就亲自钓鱼给她吃。在山西抗战前线，任弼时把自己每个月5块钱的薪水都托人交给陈琮英。在延安时，陈琮英生病住院，任弼时每天中午都抽空来看她，耐心地坐一会儿，轻言细语地陪她说一会儿话。
任弼时去世后，陈琮英把斯大林送给任弼时的吉姆轿车和他生前使用过的软床、钢琴全都交还国家，就连女儿骑的自行车也一并上交。毛泽东称赞陈琮英：“不为名，不为利，是革命的贤妻良母。”
学习做新中国的建设者
任弼时十分关心孩子们的学习。远远7岁时，任弼时为他写了大字模，“小孩子要用心读书，现在不学，将来没用”。大女儿远志15岁才见到父亲，进入延安中学读书。为了让她学会吃苦，远志在学校生病了，任弼时也没有让人去接她回来。在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转战陕北的高度紧张的日子里，任弼时也没有忘记孩子们的学习。获悉远志他们过了黄河到了三交镇，找到教员在补习国文、算术和英文，任弼时非常高兴，在回信中交代远志：“读书主要在乎自己用心，希望你能坚持用功学习，而且在国文、算术方面多用功。平常要多看解放区出版的报纸，借以增加你的政治常识。”沙家店战役后，任弼时再次写信，叮嘱远志：“你来延后一年中，因战争关系未能很好学习，晋绥环境安定，你应当安心好好学习。”他还在“安心好好学习”几个字下边加了点。
在西柏坡的时候，任弼时在给远志的信中说：“你们这辈学成后，主要用在建设事业上，即是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上，需要大批干部去进行。建设事业就是要有科学知识。学好一个工程师或医生，必须先学好数学、物理、化学，此外要学通本国文并学会一国外国文。”他表示寒暑假帮远志补学俄文。由于身体原因，任弼时没有出席开国大典，远征就把开国大典的细节讲给他听。他感慨地说，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多少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才换得了这伟大的胜利！他要远征好好学习科学文化技术，将来当一名工程师，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他把新中国成立的喜讯写信告诉了远在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的远芳，希望远芳“更加努力学习”，“在苏联完成学业之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专家”。
堂妹任培珊来北京读书，见面第一句话，任弼时就问：“你准备学什么？念哪一系？”任培珊说：“我想学农，念农艺系。”任弼时听了高兴地说：“好得很，希望你将来做一个拖拉机手，努力学习做一个农民需要的选种专家，好好为人民服务。”他问堂弟任易：“你最喜欢学什么？你将来预备做什么？”任易按照哥哥的意见进了工农大学学习。在苏联治病的时候，一大群孩子星期日去他那里玩，都会向他征求意见：“在苏联学什么最适合？”他总是特别提到要学建立水电站、学管理集体农庄、学办人民福利事业等。
任弼时认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他热切期望孩子们刻苦学习，长大以后做新中国的建设者。
“缝缝补补又三年”
在生活上，哪怕是一些很小的事，任弼时也对子女要求严格。他说：“进城了，我们照样要注意节俭！”他经常嘱咐孩子们：一定要节约用电，做到人走灯关；自来水用时不要开得太大，用完要关紧水龙头。对于穿衣，他更是说，“新穿三年，旧穿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有几次，陈琮英让远志、远征把破旧衣服拿出来，打袼褙做鞋底用。任弼时走过来，一一翻看着，拿起这件说领子破了可以缝缝，拿起那件又说袖子可以补补再穿。结果，那些破旧的衣服补一补又开始穿。
孩子们装衣服的箱子都是从延安撤退时用来装文件的木箱，粗糙简陋，平时就放在卧室的窗下。有一次忘记了关窗，赶上大雨，木箱被淋个透湿。陈琮英把淋湿的衣服拿出来晾晒，任弼时注意到远征的衣裤补了又补的样子，“嘿嘿”笑了两声。1949年，小妹任培辰在香山见到了阔别22年的哥哥，看到他们家用简单，餐桌上的碗都是搪瓷碗和竹筒碗，有的已缺口；筷子上系了绳子，还是行军时使用的。陈琮英穿着朴素，和普通女工没有区别。
任弼时一生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任弼时的言传身教也在子女的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读书时，他们从不主动要钱，身上有三分钱就坐三分钱的车，一分钱没有就全程走路。远志参军后，里里外外一身军装。节俭朴素的习惯贯穿了他们一生。
一丝一毫也不能特殊
延安时期，侄子任楚找到任弼时，要求参加革命，任弼时便介绍他去解放社印刷厂当学徒，他后来成为排字工人。根据一般人的想法，中央领导的亲属总是应该多念一些书，将来做些大事，但任弼时却把侄子送到工厂里去学习，让他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1949年，小妹从湖南到北京来看望他，临走时，请哥哥给湖南省委写信，替她丈夫介绍一份工作。任弼时想了想，觉得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断然拒绝了妹妹的要求。
进城以后，任弼时一家住在景山东街一所临街的房子里。他的办公室西晒，车马喧闹，影响工作和休息。组织上多次要为他换房子，陈琮英也带着孩子们去看了几处地方，但回来向任弼时一说，他就是不肯搬，不是说：“那房子太大了，我们住太浪费了！”就是说：“那是一个机关，怎么能因为我一个人而牵动一个机关呢！”组织上打算给他买一套合适一些的房子，他说：买房子要花钱，又要费手续，麻烦得很！还是住这个房子吧。组织上准备把他的住房修缮一下，他说，现在国家还很困难，还是把钱用到建设上去吧！能将就着住，就不必整修。一直到他逝世，房子都没有调换过来。
养病期间，任弼时常到景山散步。他身体很弱，不能走远路，警卫员建议他从一个较近的小门进去。这个小门横着一条铁丝，挂着“游人止步”的牌子。任弼时拒绝了这个善意的建议，说：这是园里的制度，我们不能破坏。
任弼时一贯反对特殊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经常教育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凡事不能违反制度，一丝一毫也不能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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