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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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招待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部分委员。会后用餐时，前来参会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手持请柬走到自己所在的第37桌，却发现桌上没有摆放写有自己名字的桌签。工作人员上前解释，说此前毛泽东看过名单，看到钱学森被安排在第37桌，特意亲笔把他的名字勾到第1桌，与自己坐在一起，位置就在毛泽东的右手边。就在这时，毛泽东在全场的掌声中来到宴会厅，热情招呼钱学森：“学森同志，请坐这里！”钱学森惊喜不已。一落座，毛泽东就与他热情交谈起来。毛泽东高兴地对钱学森说：“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五个师呢！我看，对我们来说，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得多。我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挥我国的经济建设。”这时，摄影师抓住两人微笑的瞬间，按动了相机快门。

钱学森先后至少六次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这背后的故事还要从头说起。

钱学森1911年出生于上海，1934年在当时的国立交通大学毕业后，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深造，之后在这两所大学任教，长期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研究，是知名的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专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钱学森十分振奋，认为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当时，美国麦卡锡主义泛滥，他被关押起来，多年来积累的大量笔记、资料也被没收。钱学森在美国受到迫害的消息传回国内，国内科学家积极组织声援。毛泽东、周恩来得知后，也通过外交途径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争取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尽快回国。几经波折，直到1955年9月，钱学森才得以偕妻子和一双儿女踏上归国的客轮。可以说，正是钱学森的拳拳报国之心支撑着他舍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久经沙场、指挥过大兵团作战的将领并不缺，但像钱学森这样站在本领域制高点的顶级科学家，则是凤毛麟角。钱学森的归来，不仅对我国航空航天事业有着不言而喻的重大意义，而且对吸引更多留学人才科技报国具有示范作用。出于对科学家、爱国者的由衷敬佩，毛泽东每次见到钱学森等科学家都要抽空与他们深入交谈，倾听他们对科技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询问他们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困难，并再三叮嘱和勉励他们多为祖国培育科技人才，特别是年轻科技人才。

1956年1月25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主要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钱学森等科学家也受邀参加。由于要讨论的内容较多，会议拖到了晚上，大家临时决定稍事休息，吃些东西后继续开会。钱学森在休息室休息时，毛泽东来到他面前与他亲切握手，询问了他的近况。闲聊中，毛泽东还就“基本粒子是否可分”等问题询问钱学森，并表示“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由于当时观测水平和研究水平的限制，国际学术界就这一问题还没有作出定论，钱学森既不好肯定，也不好表示否定。但后来物理学的发展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推进了一步。钱学森曾表示：“毛主席对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

刚刚归国几个月，就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钱学森无疑是欣慰且激动的。此后，1956年、1958年，毛泽东又先后两次与钱学森深入交谈，不仅谈工作、谈生活，而且就我国科技发展的宏观战略问题作过深入探讨。历史证明，毛泽东对钱学森等科学家是无比信任和充满敬意的。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中远程导弹的迅速发展，双方都开始着手研究如何有效防御对方的导弹对自己本土发动袭击的问题。美国相继部署了“奈基-宙斯”“哨兵”“卫兵”等导弹拦截系统，苏联则部署了能携带核弹头的“橡皮套鞋”反导拦截系统。为了打破美苏的核威胁，在积极发展“两弹”的同时，毛泽东等领导人也提出要研究开发我国自己的“反导防御战略”和装备。

1964年2月6日，毛泽东邀请竺可桢、李四光、钱学森到中南海谈科学工作。在与钱学森谈到国防科技领域的尖端技术时，毛泽东表示，美苏等国都将反导技术作为本国在战略上赢得主动的关键一招，反导武器及其相关的战略战术是高度复杂的，要有专门的人员来研究，“总要搞防御的，有矛必有盾。搞少数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的”。

对此，钱学森表示赞同，并结合自己的专长提出了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一个多月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钱学森主持召开弹道导弹防御技术讨论会。这次会议上，中国的反导技术研发工程被定名为“640工程”，其下还有多项子工程。尽管后来由于工程超出当时国内技术水平和受“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而未能取得全胜，1982年工程最终宣布下马，但这项工程在实施过程中还是攻克了许多关键技术难题，为后续的航空航天科技和国防工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技术和经验。今天，我国的弹道导弹技术、反导技术、反卫星技术、先进火炮、先进雷达和各种配套的测控技术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就，与这项工程的实施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文革”十年中，毛泽东对钱学森等科学家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始终十分惦念，多次指示要给予保护和关照。1970年，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中，钱学森作为观礼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再一次与他进行了亲切交谈，并勉励他“走到群众当中去，同群众结合”。1975年，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之际，毛泽东专门叮嘱周恩来查查代表名单中有没有钱学森和侯宝林两人，如果没有，一定要补上。

毛泽东逝世后，钱学森悲痛不已。1976年9月16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终身不忘毛主席的亲切教诲》一文，回忆自己六次受到毛泽东接见的情形，寄托哀思。这篇文章的首段写道：

在极为悲痛的时刻，回忆往事，历历在目。二十一年前，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关怀下，经过艰苦斗争和美国朋友的支持，我终于回到了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回国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多次亲自教诲我，每一次都给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每一次都给我增添了登攀高峰的力量。我之所以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

可以说，毛泽东与钱学森的交往，是那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尊重科学、尊重人才，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殚精竭虑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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