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
送外卖与中国的城镇化、数字化有着怎样的纠葛与互动？
我们如何理解劳动的过渡性？
过渡劳动是如何被生产和塑造出来的？
平台经济给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这本书用“过渡劳动”这一概念来形容送外卖，却也不止于此。实际上，过渡性正在成为现代人劳作的基本形态。当被问到送外卖的原因，“过渡一下”成为绝大多数外卖骑手的回应。
当人们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成为一种社会镜像和时代隐喻，整体性的社会关照将由此形成
九亿劳动人口中有2亿人在打零工（数据来源自中国新闻网：《中国灵活就业者已达2亿人》）。
这个群体（外卖骑手）是跨阶层的，像一个三棱镜，照进一束光，会折射出一道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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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
孙萍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978-7-5760-4711-0
2024年7月
98.00元
本书是一部关于平台劳动的人类学民族志作品，深入探讨了中国平台经济背景下外卖骑手的劳动形态及其社会意义。通过在19个城市历时7年的田野调查，作者带着行动主义的热情，记录下骑手悬浮于正式与非正式劳动之间的真实状态，关注到平台从对劳动者本身的控制转向对劳动过程的精细控制的关键转变，提出了“过渡劳动”这一颇具解释力的劳动概念，反映出劳动者对未来职业发展的关切。
书中深入探讨了算法技术对骑手劳动的影响，特别关注了女骑手在家庭和工作中的双重挑战，并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田野数据和新的研究视角。
如今，平台化正在形塑全新的社会关系。外卖、家政、物流、打车等数字平台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也催生了大批依附平台的零工劳动者。本书在对骑手零工进行记录反思的同时，相信个体在不确定性中塑造生活的经验和勇气，憧憬一种更加良性向善的算法。
作者简介
孙萍，香港中文大学传播学博士，现任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系主任。从事平台经济与数字劳动、性别、技术与社会发展等方向的研究，长期追踪平台劳动者的职业发展与变迁。
曾获国际传播学会（ICA）“最佳论文一等奖”、中国互联网研究学会（CIRC）“年度最佳论文奖”、中国新闻史学会“优秀论文奖”、中国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奖”、青年新媒体启皓奖“卓越学术奖”等。
目录
序一 文/卜卫
序二 文/邱林川
导论 建构过渡性
控制之外
过渡劳动
外卖：平台与骑手
我的田野
视角与结构
第一章 组织化与灵活性
细化的类别
扩张的中介
站点
隐匿与转变
第二章 算法与系统
“初识”算法
加入“游戏”
无限游戏的二重奏
系统的进化
系统困局
第三章 学做骑手
“自由的选择”
“学习”服务
黏性劳动
第四章 区隔劳动
风险与“不确定”
时空的阶层感
何以为家
第五章 女骑手
家的藩篱
拥抱未知
媒介化的姐妹情谊
身份的桥接
第六章 数字韧性
“小白骑手”：过渡与悬浮
“逆算法”的实践策略
媒介化社群
结语 从“过渡劳动”到“永久零工”？
流动的“投机者”
碎片式无助
为什么留下，为什么离开
参考文献
名家推荐
01
那些年轻的生命风雨无阻地奔跑着，连成了一条条城市流动的人体输送带。高精尖的数字智能技术与低端劳动之间的巨大反差，已经成了我们熟视无睹的生活日常。年轻的孙萍博士（和她所在的调研小组）花了7年多的时间、跑了19个城市、访谈了200名骑手，这算得上是当今中国乃至全球学术界的一个壮举。这样的行动主义激情终于透过这本书得以呈现：技术、市场、制度、人性如何“共谋”制造了高科技下新的不平等关系？透过这些骑手的生活和访谈，城乡、阶层、性别等社会问题得到了一一的剖析。
社会人类学家项飙近年来提到“悬浮蜂鸟”，用来形容那些流动中停不下来的生命状态。孙萍的“过渡劳动”，将“不稳定劳动”（precarious labor）做了更聚焦、更深切的概念拓展。“过渡劳动”使外卖劳动所涉及的社会问题显得尤为尖锐：劳动者愿望的临时性和他们对平台的依附性、“过渡”本来蕴含的一个可期许的未来与现实中成了“永久且常态的存在”。
……我们无法寄希望于制造了过渡劳动的资本、技术、生产能让生命顺利过渡到彼岸，那么，如何摆脱过渡劳动的枷锁？我们需要从这本书中寻找答案。
——丁未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02
本书彰显了平台社会变迁中一种非常强烈的观感，即永久性的过渡劳动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这是一本鼓舞人心的作品，作者为此付出了持久的、令人钦佩的努力。骑手们精彩的故事、人生经历和街头智慧汇聚于此，想要了解中国平台经济与零工劳动的人，不能错过此书。
——胡正荣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
中国社科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03
好的学者，应该将宝贵的知识从象牙塔中解放出来，对社会问题产生真实的冲击。三年前，基于孙萍的田野研究，那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报道，就产生过类似的社会轰动。此“檄文”一出，所有O2O行业的老板们都如坐针毡，悚然自省。
其中，也包括我。
那篇报道，不仅引起了广泛社会关注，也唤醒了平台企业的良心质问和自我纠偏。2021年9月，“美团”开始向全社会公开骑手配送时间的算法，接受公众监督。2022年1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要求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坚持主流价值导向，积极传播正能量，不得利用算法推荐服务从事违法活动或者传播违法信息。
历史，就是这么一小步一小步，被孙萍这样的“孤勇者”推动。
而这本《过渡劳动》，就走得更远。它势必会促进更深入广泛的公众和企业界思考——如何在骑手、用户和企业竞争市场份额之间，寻找更公正的平衡边界。它在拷问所有人，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共情和同理心，去探索一种兼顾了大多数人福祉的：
“人民的算法”。
我推荐你立刻买一本。开始读。
——黄宾
e代驾创始人
04
对于孙萍笔下的外卖骑手来说，他们从事的是一种过渡劳动或临时劳动；但是对于所有劳动者而言，过渡劳动中去中心化但又无比精细的数字化和平台化控制技术，正在成为工作的常态，渗透到各个行业。因此，关切他们的状态，就是在关切我们自己。
——刘海龙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05
“过渡劳动”关注的是“临时”的现象，却因为突破了对骑手的单一苦情描述，超越了批判的控诉话语，展现了千千万万生命个体丰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世界，从而具有了“长时段”的生命力。七年多的田野调查，作者不仅访谈了骑手，还有店家、平台、消费者等等。作者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我初见时青涩的年轻人，成长为“现场有神灵”的活榜样。只有有着丰富体验和同理心的人才能做出这样“平视”的书写。这本书，也因此适合每一个试图在结构压力和系统困顿之外寻求意义的你。
——吕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拥抱未知
走上街头
对于许多女骑手来说，走上街头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勇气。送外卖是一项流动性工作，外卖骑手穿梭于大街小巷，在诸多目的地之间游走。当外卖骑手穿上工作服，带上餐箱，跑在大街上，就像一个个流动广告牌，不断地向路人宣示和展现自己的劳动。外卖劳动既是流动性的，也是展演性的。由于大部分女骑手来自农村地区，受到“男主外女主内”这种传统家庭分工的影响，习惯了从事诸多“不可见”的家务劳动与照料工作，不太“抛头露面”。当不得已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时，她们表现出了极大的不适。对于这些女性而言，跑外卖的过程带有鲜明的羞耻感。这种羞耻感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状态和社会情绪，即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实践活动带有自我蔑视的体验感。这样的羞耻感与我们在第三章所阐释的农民工污名化、标签化联系紧密。当然，对于女性而言，还多了一层应对乡土社会公序良俗的压力。
孙丽丽42岁，河北承德人。认识孙丽丽是在2021年疫情期间的一次采访中。因为疫情，我们未曾谋面，一直用微信语音沟通。她说话直率，并不避讳。每次讲起自己加入外卖的经历，她都觉得“很丢人”：
看见路边有跑单的外卖员，就问人家。下载了一个软件，摸着石头过河。一个人在街上，找不到地方，一直低头看手机，搞不明白，挺丢人的。（别人看见）一个女的来回在大街上晃悠，不像那么回事。不知道等单去哪儿。导航也不会变通，面对的是一堵墙，封起来了。傍晚的时候，在那儿绕，怎么也出不来。超时很急，感觉又害臊又难。
孙丽丽以前在河北老家种过香菇、做过餐厅服务员，但从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跑外卖。2019年冬天，丈夫因为脑血栓住进了医院，家里还有一个六岁的女儿。一下子没有了经济来源让她很慌张。孙丽丽从朋友的丈夫那里得知，在北京跑外卖能挣钱。“说第一个月挣了六千，第二个月七千，到后面能挣到一万多。”孙丽丽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可是家里人并不同意，觉得太危险，让她继续留在县城工作。她兜着县城找了一大圈，没有地方收留她。家人无奈松了口。2020年春天，孙丽丽来到北京，在朋友丈夫的帮助下，进了北京西城的一个站点。
自认为丢人或者羞耻这种情绪在女性刚进入外卖行业时尤为突出。作为初来乍到的“少数人群”，不熟悉路况、对外卖一知半解，难免会担忧和害怕。“有点担心”“不知道自己行不行”等话语常被她们挂在嘴边。刚开始跑单时，孙丽丽不好意思与男骑手走得太近。临近午休，当骑手们三五成群坐在路边或躺在电动车上聊天时，孙丽丽很羡慕，但她并不靠近。她说自己“不好意思过去”。
那时候我不认识他们（男骑手）。他们在广场边上，一排排在那儿等单子。我不好意思跟他们说话，又不知道他们会对我是什么态度，就一直没理过他们。如果在那边，我就会一个人躲在后面。
我在调研时经常看见诸如此类的场景，一边是男骑手三五成群地抽烟聊天打游戏，一边是一个或稀疏的几个女骑手坐在那里静静地等单，并不怎么说话。女性的难以融入尤为明显。不少学者曾论述过职业或行业劳动实践中的性别藩篱，朱迪斯·M.杰森和凯西·佩斯使用了“边界”（boundary）这一概念。她们认为，性别的边界一方面有划分类别的功能，另一方面展示了社会空间分配上的性别关系，它彰显着一种微妙的彼此隔绝的关系，即“谁应该被接纳，谁应该被排除”。企业文化、夜间生活、酒吧文化等都带有显著的性别边界感，对男性气质的召唤往往使女性难以融入。多数女性在访谈时都会提到家人劝阻自己跑外卖，认为这份工作“不好”“不体面”。这种不好并不是说收入不高。相较于工厂，跑外卖的收入其实更加可观。“交通事故”“抛头露面”“风吹日晒”成为主要的刻板印象。在实际的劳动实践中，女性走上街头也的确会遇到性别审视的问题。
拉珍是一个藏族姑娘，来自四川康定。2021年采访她的时候，她二十岁整，已在北京跑了一年外卖。在此之前，她一直在成都和老家之间往返工作，并在成都跑过半年外卖。
在成都的时候，有些老保安居然调戏我，客户（都）从来没有调戏过我。我就想，都这么大的人了，调戏我干嘛。但是你不能表现得特别脆弱，就是软弱的那种，你越软弱他越会调戏你。要表现得强硬一点，他看都不敢看你。……我也不敢骂他，我害怕被打，但是我态度就是那种很强硬的，给他一个眼神，让他自己体会。
拉珍讲自己和成都“老保安”斗智斗勇的故事，言语幽默，逗得调研小组的同学哈哈大笑。但是这背后她为此吃的苦头以及产生的内心波澜，可能只有她自己能够深切体会。在外卖领域，“男性审视”依旧非常明显地存在着。这给初期加入外卖行列的女骑手带来了严重的身体羞耻和情绪焦虑。对这些女性而言，克服性别藩篱和基于此而形成的羞耻感十分有挑战性。在劳动的过程中，女骑手一方面要规划自己并不熟悉的接送单路线，另一方面因无人指导而焦虑难耐，经常会觉得自己孤立无援。柳方是北京房山城关站点的一位女骑手，加入众包骑手时的新手经历让她难以忘怀：
众包需要抢单，不停地刷手机，老抢不到。一开始有新人奖励。每天给10单，一单5.2元，每天52元。房租每天50，吃饭好几十。拿到手里50多，想哭。孩子不去学校，也还有消费。其他外卖员介绍我外挂神器，没什么用。你会抢单心切，抢一个距离有五六公里的单，到了结果电瓶车没电了，只能推着回来。
孙丽丽和柳方的入职经历十分相似。作为女骑手，她们一开始很少参与街边对话，也难以融入男性骑手社群，因此她们也无法参与男骑手们临时发起的转单、抢单活动。这对她们一开始的骑手成长之路产生了影响。街头的男性骑手三五成群，时而开口说黄腔，柳方表示自己不知道怎么参与。由于脱离街头社群，她们无法知道抢单的技巧，也无法得到骑手间转单的庇护和照应。这在客观上增加了她们跑外卖的难度。柳方跟我讲述自己熟悉环境过程中的一些故事，十分有趣。下面是其中一例：
刚开始那闹的笑话可多了。有一次我去永辉超市拿货。不知道配送点在哪里。我从正门进去，没找到，收银员跟我说在另一边。我走过去，还是没找到。我又从正门进去，碰见保安，保安见我不知道，带着我去了楼下仓库，才知道取货点在那里。从仓库拿了东西出来，发现是从后门出来的。电动车还在正门。离着有两公里，可远了。不知道怎么办。（笑）碰见一个同事，骑电动车把我给带到正门。
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也许是慢慢习惯了街头人们并不怎么关注的眼光，孙丽丽和柳方在后面几个月的跑单过程中变得大胆了起来。柳方开始尝试在等单的时候跟男骑手主动搭话，问他们一些问题。一旦迈出第一步，打破尴尬，她开始发现身边的男骑手其实“比较好相处”。有的人听说她是新手，会热情地给她讲一些抢单的技巧，告诉她如何根据远近、楼层、餐品来挑选“好单子”。柳方逐渐开始知道其中的窍门。有的骑手在她送餐着急的时候，还会主动帮她在送餐柜上找餐。几个月后，柳方慢慢地和附近的众包外卖员混熟了，知道了骑手们相对固定的聚集地。在没有单子的时候，她会主动跑去聚集点找人聊天。有一次晚上我们找她做采访时，她甚至跑去了男骑手的宿舍，跟他们一起聊天、玩游戏。
与男性打成一片成功地帮助柳方克服了心理上的羞耻感和孤立感，她不再像刚开始跑外卖时那么唯唯诺诺，有时候甚至可以在街头很大声地与男骑手逗乐、开玩笑。当然，这样有效的融入并不多，众包的女性多被困于母职需求中，劳动时间相对灵活，难以像男性骑手那样形成持久的街头社群关系。
女骑手的劳动场景让我看到，性别的展演并不单纯地存在于市场或家庭中的某一场域。相反，性别的展演有效地融合了市场和家庭两个场域。如果把性别的建构看作个体生命政治的一部分，那么，平台的送单劳动与家庭再生产场域的非物质劳动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一点在女骑手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她们并没有将自身的家庭和平台的劳动分开，恰恰相反，她们在既有的社会再生产领域所积累的经验成为其平台劳动的重要支撑。在此过程中，再生产劳动通过“补给”和“调试”的方式支撑着她们的生产劳动，生产劳动又通过市场化的支持反过来“支撑”和“改造”女性的现有生活。
例如，女骑手在参与送餐劳动时面临着由性别身份向劳动身份转型的挑战，这样的身份调试使女骑手在具体的情境下不得不展现“示弱劳动”的一面，而基于家庭场域形成的策略和强支撑关系常使女骑手的“示弱劳动”转弱为强，有效地帮助其实现个人劳动效益的最大化。同时，以平台外卖劳动为契机，女骑手积极参与社群的建立和社交媒体的“仪式性”展演，她们建立了家庭外延式的“姐妹情谊”，形塑了基于独立自强和“家人关系”的社群文化。虽然受到再生产领域性别规范的羁绊，但是她们在外卖场域下的性别劳动并没有完全复制传统性别规则下的女性身份，而是带有强烈的能动性和策略性。
换句话说，女外卖员是具有理性的、主体性的个体。她们进入外卖行业有着自己具体的、个人的原因，包括赚取额外收入、照顾家庭、争取经济独立等。平台劳动的低端数字红利给予了她们一定的机会，女骑手利用这一机会来获取自我收益。平台劳动可以作为其临时性的过渡。在这一过渡中，零工劳动的市场化正在对家庭领域形成虹吸效应，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市场化生产领域。外卖平台承载了劳动赋权和性别隔离的双重角色职能。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平台为女性提供了争取权益平等的渠道；作为一种组织管理形态，平台复制了不平等的性别劳动关系。但女骑手并没有被束缚于平台既有的性别规范之中，而是在送餐实践中展现了一种“桥接式”的性别展演。这种展演从家庭再生产领域进入了市场生产领域，并最终产出了基于女骑手社群文化和女性独立的性别身份认知。
性别是社会建构的表征机制之一，换句话说，性别是一种复杂的政治机制。它不仅是解释社会行为的重要变量，更是解释社会等级差异的重要变量。既往的女性媒介研究过于偏向流行文化、语言符号、内容话语等层面的不平等，却忽视了女性在根本上无法占领物质性生产资料的普遍事实。女性主义的研究需要我们从“她”的实践经验出发，观照和了解她的世界，而不是自上而下地、轻率地对她们进行判断或评价。
本文节选自《过渡劳动：
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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