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都赋》的创作背景，浅析西晋王朝是如何正统化的|三都赋|司马氏|司马炎|曹魏|杜预|西晋王朝|陈寿

晋朝是一个很多人都很“看不起”的朝代，这又是为何呢？觉得大家都认为“晋朝得位不正”，是因为晋朝是夺了曹魏政权建立的，所以很多人都不将“晋朝”看成一个真正的王朝。原先也认为“晋”这个朝代跟其他朝代比根本没法比，但是静下心来想想，晋朝的“招黑体质”或许并不成立。

人们“黑”晋朝大都以“司马氏篡权”为依据，可是曹魏的权力又是从何而来的？

还不是从汉室得来的。古代谋权篡位者并不在少数，或许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让整个三国时代出了名，而司马氏打破了大众喜欢的“三国鼎立”局面，因此才招黑的。

西晋太康年间的代表文人左思创作的《三都赋》，很多人了解《三都赋》就是因为“洛阳纸贵”这个成语，但是忽略了一个《三都赋》最主要的特点，那就是它的写实性。

看了《三都赋》后，对西晋这个王朝又有了新的看法，今天就带大家看看从《三都赋》中发现了什么？

《三都赋》是由《蜀都赋》《吴都赋》《魏都赋》构成的，它们各有强调的重点部分。

通过对《三都赋》的构成的分析，能够从《魏都赋》里看出西晋王朝正统化的线索。

在《蜀都赋》里，左思重视蜀汉险峻的地理特征：至乎临谷为塞，因山为鄣，峻岨塍埒长城，豁险呑若巨防。

而在《吴都赋》中，强调东吴政权所依凭的江南地区的历史性：

昔者夏后氏朝群臣于兹土，而执玉帛者以万国。盖亦先王之所高会，而四方所轨则。

但是，在《魏都赋》里，左思在描绘蜀汉和东吴的险峻的地理性的同时，也对蜀汉和东吴进行了一些负面描述，并就曹魏王朝的优越地位加以宣扬：

正位居体者，以中夏为喉，不以边垂为襟也。长世字甿者，以道德为藩，不以袭险为屏也。

在看来，作者左思身为晋人当然不会丑化自己身处的国家了，再从地理位置上看的话古代所谓的那些“险峻之地”都是贫瘠之处，秦末刘邦被封为“汉王”地处汉中，条件自然不如平原地区，尤其是古代说是“险峻”其实就是“未开发”。而曹魏具有地理位置上的中央位置和道德方面的正统性。这正像王鸣盛所指出的“抑吴都、蜀都而申魏都，以晋承魏统耳”。

而《魏都赋》对于西晋王朝的正统性记述：

算祀有纪，天禄有终。传业禅祚，高谢万邦。皇恩绰矣，帝德冲矣。让其天下，臣至公矣。荣操行之独得，超百王之庸庸。追亘卷领与结绳，睠留重华而比踪。

这段史料记载的是，左思从曹魏王朝命数的限界上，强调从曹魏王朝到司马氏政权过渡的正当性，用魏晋变革来作为曹魏王朝的终点。《魏都赋》是以曹魏为主要对象的，而左思之所以赞赏曹魏王朝的恩德以及许诺成为西晋王朝的臣下，随后，还称赞曹魏君主的品行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代君主。值得注意的是，左思在这里把曹魏皇帝比作“重华”、即“舜帝”，他想突出的就是魏晋变革。

认为他把曹魏皇帝比作舜帝，那么司马氏也就顺理成章的被喻成了禹帝。但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左思在《三都赋》中强调西晋王朝正统性的政治态度。

这些西晋王朝的正统化特征，其实在西晋武帝时期的其他著作活动里也能看出来。陈寿的《三国志》卷四《魏书·陈留王奂传》中就有跟魏晋变革相关的叙述：

十二月壬戌，天禄永终，历数在晋。诏群公卿士具仪设坛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玺绶册，禅位于晋嗣王，如汉魏故事。

陈寿以曹魏王朝的终结以及天下最终归于司马氏来作为王朝替换的原因。这一点与《魏都赋》中的观点很相似。

东汉王朝是如何“变成”曹魏王朝的？不就是通过“禅让”吗？所以陈寿在《三国志》里讲了从东汉到曹魏再到西晋司马氏政权的一脉相承的正统性。陈寿对西晋王朝的看法，在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书法》中存有论述：

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正统在魏，则晋之承魏为正统，自不待言。此陈寿仕于晋，不得不尊晋也。

从这段史料中我们看出对于陈寿的看法，赵翼指出：

第一，陈寿开始撰写《三国志》时，西晋已经建国，所以他必须要把魏晋变革予以正当化。

第二，陈寿是西晋王朝的官员，不得不认同西晋王朝的正统地位。

另外，在杜预创作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里也能看出西晋王朝的正统化。有人可能认为《经传集解》里，杜预对于司马昭诛戮高贵公曹髦这件事给了一个比较正当化的解释，明确指出西晋王朝的正统性。在《经传集解》后序里还有关于创作时期的记载：

太康元年三月，吴寇始平。余自江陵还襄阳，解甲休兵。乃申抒旧意，修成《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

杜预自述创作《经传集解》是以太康元年（280）平定东吴为起因的。而《三都赋》创作于泰始八年（272）到太康二年，《三国志》也是创于平定孙吴的太康元年以后。因此可以确认杜预的《经传集解》跟《三都赋》、《三国志》是在同一时期创作的，所以这三部作品对于西晋的正统性态度的一致也就不难理解了。

左思、陈寿、杜预的著作里都主张了西晋王朝的正统性。而从建立西晋王朝的泰始元年（265）到平定东吴的太康元年，正是西晋王朝面临内忧外患的关键时期。

在内政方面前面有好多篇文章都分析了，皇太子司马衷根本就不具备当皇帝的才能（从晋武帝立储的心理入手，浅析晋武帝为何会立司马衷为太子；以司马炎称帝后干出的荒唐事为例，浅谈晋氏江山必不长久的原因），而晋武帝司马炎与同母弟司马攸之间又发生了不和，所以司马炎只能积极地采用跟权贵层联姻的政策来处理这些问题。具体而言，泰始九年，司马炎禁止了一般的通婚，而坚决实行大规模的“采女”政策。

咸宁三年（277）和太康十年，司马炎两次把皇太子司马衷的兄弟们封王，来支持外戚的扩张。在这一期间，太康四年司马攸被命令归藩激愤而死。左思的胞妹左芬，在实行“采女”政策前一年的泰始八年入宫。这应该也和当时的“采女”政策有关。

在外交方面就是有关平定东吴的事情了。当时围绕开战时间存在着两大派系，一是以司马炎、羊祜、杜预、张华等为代表的主张咸宁五年快速开战的一派；一是以贾谧、荀勖为代表的主张在太康元年秋冬时期开战的一派。因为主张秋冬开战的一派认为咸宁五年开战为时尚早，所以这两派激烈对立起来。晋武帝司马炎通过跟羊祜讨论，制定了平定东吴的计划。羊祜去世后，司马炎将杜预任为羊祜的后任并命之奔赴前线，同时命令张华在洛阳准备平定东吴的事宜。咸宁五年，司马炎不顾贾谧的强烈反对而下令向东吴出兵。太康元年，东吴最后一位皇帝孙皓投降。自东汉末期黄巾之乱以来的天下一统，终于得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