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和契丹、女真一样，党项族也是从草莽阶段直接过渡到封建帝制，由于内部制约因素实在太多，导致西夏在面对蒙古这个强敌时还没有发育成熟，只能复制和北宋、辽国一样的悲剧命运。
女主干政，外戚专权是许多王朝的一大痼疾，作为从部落制过渡到封建帝制的西夏，实行联姻以增强皇室实力的现实需求导致外戚势力在创业阶段就成为牵制皇权的存在。
当年，李继迁在和北宋博弈争取党项独立的过程中为了整合资源就娶了南山野利氏的一个女子为妻，从此，野利氏就如辽国的萧氏一样，以女主和外戚的身份深度影响西夏政局。
在李元昊筹划登基称帝的阶段，野利氏家族的野利旺荣和野利遇乞就被分别任命为西夏军左、右翼的首领，以外戚的身份掌控了西夏军队，成为元昊登基称帝的重要支撑力量。
看看西夏军队的结构设计，就明白了这两人在西夏军界的地位。元昊在改革军队时将西夏分为12个被称为“监军司”的军事区域：
六监军司为左厢，治夏州东部；六监军司为右厢，治西部。
由左、右厢的两名首领来统领所有的西夏军。
也就是说，野利氏不仅统帅着西夏的全部军队，还通过军队将个人权势覆盖到了西夏东西部的所有定居和游牧区域，同时还以军事力量为支撑，在女主的协助下左右着朝政。而野利氏对皇室的忠诚度则完全取决于皇帝的个人威势：
皇帝是元昊这样的雄主，西夏则能维持表面的稳定；失去雄主坐镇，外戚马上就会侵蚀皇权。
这一点，元昊心里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才会干出将儿子已经订婚的新娘纳为自己的妃子，目的就是培养新的外戚势力以制衡野利家族。
但结果却是，元昊成功打击了野利家族，但没藏氏却以新的外戚身份填补了野利氏出局的权力空白。没藏讹庞先是忽悠太子宁令哥弑杀了皇帝元昊，然后又以惩治凶手为由诛杀了太子，并扶立没藏氏和元昊的孩子李谅祚为皇帝，是为西夏毅宗。
此后，没藏讹庞就以辅政大臣和外戚的身份成为西夏的实际统治者，请注意没藏讹庞的标签——家相，这个职位是可以世袭的，西夏外戚的强悍由此可见。
1056年，皇太后没藏氏去世，1061年，14岁的毅宗强势铲除了没藏讹庞的势力。为了寻找新的合作者，毅宗就娶了梁氏为妻，并任命梁氏的弟弟梁乙埋为新的世袭家相。
这就说明，西夏的皇权必须得依靠拥有强大部落势力为支撑的外戚作为自己的代理人才能制衡宗室和别的部落，而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外戚势力不断循环，始终以权臣和辅政大臣的角色成为西夏内部的一大痼疾。
1067年，毅宗驾崩，年仅20岁，毅宗长子7岁的李秉常继承了皇位，是为惠宗。当然，作为外戚和辅政大臣的梁乙埋自然代理了皇权，成为西夏王朝实际上的统治者。为了进一步延伸梁氏家族的权势，梁乙埋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惠宗。
1080年，由于惠宗放弃了梁太后此前于1070年制定的党项风格的朝廷礼仪，转而采用汉人礼仪，所以马上就遭到了太后和梁乙埋的打击，被软禁了起来。
由此可见，在失去雄主元昊坐镇之后，西夏皇帝已经彻底成为了同时佩戴“外戚”、“权臣”、“辅政大臣”标签的外戚势力的傀儡，根本不能伸展自己的个人意志。
1085年，梁乙埋去世，他的儿子梁乞逋继承了父亲的地位，成为新任国相。次年，惠宗也去世，3岁的李乾顺继承了皇位，是为崇宗。
崇宗虽然努力在集中皇权，但西夏还是被外戚政治所捆绑，1138年，崇宗册立宋朝降官任得敬的女儿为皇后，任得敬后来以国相的身份控制西夏朝政长达二十年之久。
任得敬的权势到底有多强悍，一件事情就能说明——1160年，他被皇帝册封为楚王，是西夏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册封的汉人。
当时，国相是以控制的中书省和枢密院来压制皇帝，而皇帝则只能以翰林院和御史台等机构勉强维持着和国相的平衡。
1139年六月，崇宗驾崩，终年53岁，16岁的李仁孝继承了皇位，是为仁宗。仁宗虽然在位时间极长（1140—1193年），但大多数时间都受制于权臣任得敬。
可见，外戚政治始终是束缚皇权的存在，严重制约了西夏王朝的发育成长。同时，由于外戚是女主的延伸，所以，女主干政也是西夏王朝的一大痼疾，野利氏、梁氏都是深度左右皇帝和朝局的存在，梁氏甚至还有直接控制的军队以深度贯彻自己的意志。
而且，当外戚垄断朝政之后，其就已经佩戴上了“权臣”的标签，所以说，权臣也是西夏王朝的一大痼疾，最具体的表现就是——1225年，成吉思汗由于在用兵西夏的过程中被野马摔伤，所以就想暂时和西夏谈和，但却遭到了西夏的强烈反对，而西夏的这个决断却是完全出自于权臣阿沙敢。
很明显，阿沙敢的决策给西夏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并最终导致了西夏的迅速灭亡。权臣对西夏的影响由此可见。
除了女主、外戚和权臣，对皇权束缚最大的就属于部落传统。和辽、金、元一样，西夏也是由部落联盟直接过渡到封建帝制，所以，作为基因的一部分，部落传统始终都是束缚皇权的存在。
当年，元昊虽然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改革了军队，但每次用兵他都会通过组织打猎的方式来与各部落首领进行商议，充分尊重各部落的意见。可见，西夏皇帝权力的一部分是属于各部落首领的。
党项部落深度控制西夏政局的最直接表现就是，他们的职位是世袭的，各部落永远保持着对直属军队的绝对控制。没有人事权和军事权的西夏皇帝就只能培养外戚势力来制衡各部落，但结果就是外戚势力又成为威胁皇权般的存在。
当然，面对外患时，西夏皇帝也不能集中资源统一指挥，这也是导致西夏灭亡的原因之一。
部落制对西夏王朝的另一大束缚就是，西夏始终不能实现文化的融合以消弭胡汉矛盾从而统一人心集中资源。
严格来说，西夏的领土分为两个部分：以东部汉人为主体的鄂尔多斯政权；以草原势力为主体的河西政权。
这两块地方由于文化的不同始终不能被西夏王朝的大系统所兼容，甚至还有分裂的趋势，国相任得敬逼迫仁宗将西夏领土的东半部分封给了他并曾经试图在当地建立独立的政权就是具体表现。
对于此问题，西夏皇帝也曾做出过努力以汉化的方式兼容两大板块，惠宗在1080年想采用汉式朝廷礼仪，仁宗创建太学、实行策举考试就是最具体的表现。
但最终，西夏还是没有实现文化的统一以消弭胡汉矛盾。既然胡汉矛盾不能消弭，西夏的军事优势就不能最大程度发挥出来，当其面对蒙古大军的强势入侵时肯定就不是对方的对手。
所以，说西夏亡于胡汉矛盾也一点不冤。
同时，内斗也是削弱西夏实力、君权的具体表现。1206年，桓宗李纯佑被自己的堂弟（李安全，西夏襄宗）发动政变给强势废黜，一个月后，被软禁的桓宗离奇死亡。
和辽金元一样，都不能避免游牧势力因为利益分配而发生的内部消耗事件。
当然，作为只有三百万人口的西夏，战争的巨大消耗也是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西夏不仅得应对和宋、辽、金、蒙古、吐蕃等政权的战争，还得面对内部的起义，比如，仁宗统治的初年就面对内部起义频繁和盗贼遍地的严重局面——
1140年，一群契丹流亡者在李合达的率领下曾包围了灵州；1142—1143年之间，饥荒和地震又引发了夏州和兴州附近的严重叛乱...
可以肯定，内外战争严重消耗了西夏本就有限的收入，致使其财政问题愈发严峻。
除了战争的开销之外，西夏在佛教领域的开支也是居高不下，比如，西夏皇室大规模修造佛寺、做法事、翻译佛经等，都是大开销。
导致西夏灭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外交失误。当金国面对蒙古军队的持续打击丧城失地时，西夏却在1214年决定，与宋朝的四川频繁接触以谋取金国的西部领土。1216年，西夏还为蒙古军队借道，允许他们穿过鄂尔多斯地区进攻金国的陕西领土，为了讨好蒙古人，西夏甚至还派出一部分援军协助蒙古军队对金国的进攻。
直到1225年，西夏才和金国签订了合约，双方正式约定为兄弟之国，金为兄，西夏为弟，联合抗蒙，可是此时的西夏已经离灭亡不远，金夏联合的意义并不大。
也就是说，与金国的敌对关系导致唇亡齿寒也是造成西夏灭亡结果的重要原因。
1226年，在成吉思汗已经攻略河西的情况下，西夏皇帝献宗李德旺惊惧而死。1227年六月，绝望的西夏人最终决定向蒙古大军投降，西夏灭亡。
可见，比起辽国和金国，西夏的内部问题一点也不少，由于皇权被不断弱化，所以西夏仅有的资源也不能被集中起来保护自身，当其面对强大的蒙古势力时，根本就无力抵抗。
只能说，西夏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辽金出于制衡宋朝的需要才让其维持了189年的历史（1038—1227年）。
当然，在蒙古势力强势整合游牧和农耕文化的大趋势下，西夏和宋辽金一样，都不是其对手。
这是大势，非人力所能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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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的建立，是一场长期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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