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定义我们的心理健康？|人格|弗洛伊德|心理健康|心理学|焦虑症|精神病

第一次听说自恋型人格障碍（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简称NPD），是我在一个仅有6人的微信群里，就有2人称在社媒上确诊了自己的父母是NPD。

小竹说和原生家庭根本无法沟通。每次假期回家，即使自己拒绝多次，父亲也坚持一定要来接机，但每次、每一次！都会在开车途中被骂。而自己的母亲，每次都保持沉默。

李老师则因母亲的容貌焦虑投射到了自己身上，便一直被母亲打压长相、能力等等，甚至在结婚时连妻子的戒指，母亲都要赶来挑选她认为好看的那款。他说：“这太NPD了!”

而我，在搜索了几次后，竟被大数据精准捕捉并推送标签成生日逃避型人格。这确实和我不喜欢过生日的行为，极其吻合。

随后，更多信息向我涌来，原来不想过生日的我，很可能是回避型人格，并且我还不擅长处理情感。

再进一步搜索下去，又发现回避型人格还分为恐惧型逃避、焦虑型逃避……我开始眼花缭乱……

为什么我们倾向患“病”？

恰如脱口秀演员于祥宇所说，“看之前我只是一个普通青年，看完后我现在是一个配得感缺失、没有钝感力、边界感过强但又习惯性讨好别人，活在原生家庭里的回避型依恋。”

虽然我理性知道同症并不一定同病，同病也并不一定同症。但在视频里的一个个金句和配乐的影响下，这些宽泛的信息还是如同病毒一般入侵了大脑，再加上算法的推荐机制，无数个相似“患者”的故事推至眼前，诸如“一吵架就沉默”“不主动给父母打电话”这种具体而琐碎的事例，令我不仅对这种回避型人格产生共鸣，甚至对讲述这些故事背后的博主感同身受。

如此一来更强化了自我诊断的倾向，此刻，我既是病人也是医生。而评论区更是大型回避型人格的报团取暖，纷纷确诊并讲述自己的病症。

例如：“我确诊了，我无法信任自己之外的任何人，包括父母。”“一看视频一个准，准得要命！”或是回避型人格受害者的吐槽地：“我老公就是这样的，跟他在一起非常累，感觉我都要抑郁了。”

而确诊了父母是NPD人格的小竹和李老师，却都提到了“释怀”。在了解到NPD就是自大、需要关注、赞美、人际关系肤浅以及缺乏共情后，他们反而感觉一切都找到了解释。

这种解释的背后也许隐喻着，父母并不是不爱我，只是他患病了，只是他是这种人格，只是他不得不这样做吧。而我再问李老师以后会如何与母亲相处呢？他笑了笑说：“还能怎么样呢？又改变不了，那就保持心理上的距离吧。”

而小竹则是选择一种隐秘的断亲方式，她通过过年不回家、平日不接电话、不回微信的方式，进行着沉默的抵抗。即使父母说在家乡为她买了一套房，还帮忙安排工作，她也不回去。她说她也曾试着交流，但一接起电话，前两句虚假的关心后，立马就扯到了相亲、结婚。因此，在确认父亲是NPD后，她更加相信自己的行为是绝对正确的。

谁在定义我们的心理健康？

我们就这么轻易、简单地仅凭看了几个视频，就能确诊自己和他人的人格与心理健康程度吗？

刚进大学，就被确诊为焦虑症的小梦，说：“事实上，所谓的专业也只是靠一个问卷、一场对话就可以定义了。”

小梦刚进大学就被军训吓到了，她说这不过是一场大型的服从性测试，仅凭站军姿、晒太阳究竟能习得什么呢？不过，在军训途中，她记忆更深的是第四天下午，大家被一个说话非常温柔的老师带去了心理咨询室，老师说：“心理病就像感冒一样，大家都有可能会生病的时候，不用觉得羞耻。心理咨询室，也会是非常安全、保密的地方。”她相信了。

当天晚上所有人都做了一个问卷，隔几天小梦就被辅导员通知去心理咨询室。那时候小梦觉得可能只是随机挑选。但进去后，并不是那天的老师，而是一个看起来没多少岁的男生。

男生问了些问题，小梦犹豫要不要回答，对方便主动出示了心理学研究生专业的学生证和保证隐私后，小梦知无不言。把军训时的不适，还有室友之间的小矛盾都告诉了对方，甚至还聊了聊原生家庭。

在结束时，对方对小梦说：“你可能是焦虑症。”那是小梦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

第二天，辅导员就向小梦打来电话，话里话外拐弯抹角地暗示小梦，这四年不要给学校惹事，如果有什么事，等到四年后再说。

小梦抬眼对我说：“你知道他说的事是什么事吗？”我摇了摇头，她语调升高，“不就是怕我有病，哪天想不开了死在学校。”后来，每次和辅导员见面，对方都会对她流露出一种既同情又担忧的眼神，同时问候一句：“你最近没事吧？”“天啊！我到底会有什么事啊！我唯一的事就是那天不该去见那个研究生，不该相信他！”

小梦抓了抓头发，我忽然觉得眼前正在上演荒诞的一幕。一个普通的大学生，被一个还没有拿资格证的心理学研究生下判断为“焦虑症”后，就被烙印成了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疯学生。而她，该如何让别人相信自己是正常的呢？她，为什么需要自证呢？这合理吗？

我开始查找，究竟是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区分了健康人和病人。据福柯描述，如果19世纪的精神病学话语是在正常和病态之间划分了严格的界限，那么，弗洛伊德则是系统地模糊了这一界限，并提出了一种新的正常范畴。随后，弗洛伊德理论风靡在各个机构，连接起心理学、神经学、精神病学和医学的专业实践。

1946年美国颁布了《全国心理健康法案》，又让普通公民的心理健康也被囊括到心理学家的管辖范围之内。1980年《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中更是扩大了精神障碍行为的定义范畴，出现了“回避型人格障碍”“表演型人格障碍”等描述。资本波澜助推，制药行业乐见其成。于是，有心也好，无意也罢，越来越多的标签来定义一个人的正常与不正常。

确诊，让我们更接纳自己还是否定？

心理治疗原本是为了帮助我们成为“完整”的自我，或是达成自我实现的目标。然而，在努力变得更好或是更自在的我们，又被各种信息提醒着自己仍被那个不受重视的童年、青春期的低自尊、亲密关系里的伤害捆绑着。

这样的精神痛苦或是焦虑，通过媒介的放大，不仅仅在能负担得起咨询费的阶级之内，而是人人都被触达。因此网上流传一个段子：患者来到诊室门口称：“感到很痛苦”，咨询师则说：“咨询费600，请先付。”患者立马说：“果然神医，我好了。”以此来反讽高价咨询费。

齐泽克则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本身”，马克·费舍也告诉我们，个人的精神痛苦从来不只是个人的，它和社会的结构性缺陷有关。如果你认为自己的情绪健康都源于自己，并应自行解决，这本身就是当下最突出的社会景象之一。这意味着，个体就连自我意识形态也被社会化、资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