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在唐代是个存在感不强的少数民族势力,一直受大唐军队的庇护,为唐王朝牧马养羊二百年,直到唐王朝末期才开始有了走上棋盘的资格。但这么个连黄巢起义军都打不过、实力弱小的民族,百年后却建立了威震西北的西夏国,屡次击败大宋军队,成为宋王朝的心腹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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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图未必符合史实,党项人汉化程度没那么深)

【“弃暗投明”的党项】

党项是汉代西羌的一支,自汉、魏、晋包括南北朝时期,中原北方政权一直都在不断的打击羌人势力,强盛的羌人部落纷纷被消灭,本来弱小的党项族就成了仅存的“强大”羌人势力了。

当然,这个强大是相对的,党项各部落人口应该不少,包括拓跋部在内的党项八部能有几十万人口;占地面积也不小,但却处在吐蕃、吐谷浑、中原政权之间,是个标准的受夹板气的地方。

最早在唐武德九年(626年)年底,那时的皇帝已经是李世民了,党项族和周边各族到长安朝贡参加新年团拜会,这是党项在唐代史书上的第一次出现。

当时党项各部受其北方的吐谷浑控制,但党项本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势力,有些与汉人打交道比较多的部族就能和大唐建立联系,这次入贡并不能代表全体党项人的意志。

这样的势力最受唐王朝欢迎,分散就容易被控制,安置起来也相对容易。

吐谷浑统治下党项人的日子过得并不好,随着唐王朝在西北的扩张,党项人就成了西北各羌族当中的带路党,率先归附了大唐,到贞观六年,“前后内属者三十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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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圈为党项初始居住区,五星为庆州,方框为银州灵州,大致位置)

也正因为有党项等西北各势力的投靠,李世民才具备了彻底解决青海吐谷浑的条件。贞观九年,李靖、侯君集等人奔袭两千里,吐谷浑灭国,通往西域的大门被打开了。

其中党项拓跋氏的一支,在贞观初投靠大唐之后,被李世民封为西戎州都督,并赐姓李,这是党项族最早获得的汉族赐姓。“(拓跋)拜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旧唐书》)

原来党项各部内附唐王朝之后都是原地安置的,后来吐蕃强盛,党项各部纷纷向中原靠拢,分别被安置在庆州(现甘肃省庆阳市附近)等地,并设立了很多羁縻州,后来比较集中的居住区域是灵州、夏州、银州一带,也就是“长安正北约300公里的鄂尔多斯沙漠以南的长城边缘地带草原”,“今日宁夏和陕西的交界”等区域(《剑桥中国隋唐史》)。

内附的党项人以放牧为生,由于地理位置与关中比较接近,唐朝商人能够比较方便的与党项人进行贸易,逐渐党项人就成了唐王朝马匹和牛羊的重要供应渠道之一。

党项人可以牧马放羊换取中原的各种手工业产品,就不用像其他游牧民族一样需要骑着马挥舞着弯刀才能获得,这是党项人在唐代二百多年间一直相对安稳的最主要原因。

唐王朝也给党项人提供了足够的庇护,安置区域都是在大唐西北腹地,甚至为“护党项”设立了专门的军镇。二百多年虽然有些反复,但总体上来说,唐王朝对党项的民族政策取得了预想中的效果。

留在原地的党项人都归附了吐蕃,吐蕃人把他们称为“弭药”,这个称呼一直陪伴党项人几百年,直到党项人建立了西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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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党项人只是吐蕃的小跟班】

党项成为大唐顺民百多年,安史之乱后再一次出现,这次就成了大举入侵大唐的吐蕃人的跟班。

由于党项人的居住位置接近关中,所以比其他游牧民族更熟悉关中情况,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党项寇宝鸡,入散关,陷凤州,杀刺史”,之后仆固怀恩等大唐叛徒勾结吐蕃入侵,党项在其中也很是活跃。

但跟班就是跟班,党项人造成的危害远远不能和吐蕃人相提并论,《旧唐书》说党项人“自至德以后,常为吐蕃所诱,密以官告授之,使为侦道,故时或侵叛,寻亦底宁。”意思是党项人受吐蕃人威逼利诱才成了入侵大唐的带路党,最后还是安稳了。

除了党项之外,类似的还有吐谷浑、奴剌等族,他们都是最早归附的一批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也都比较靠近中原腹地。但这些势力实力都很弱小,且内部亲唐势力占主流,所以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危害。

到了唐代宗时期,西北局势开始好转,党项人协助吐蕃的行动也有所收敛,这就使吐蕃和党项人之间产生了矛盾,吐蕃多次攻打党项,“掠党项羊马而去”。

唐王朝也不想把党项人彻底推到吐蕃人一边,所以并未对党项进行大举清算,只是通过贸易手段进行限制,唐德宗时期规定“商人不得以口马兵械市于党项”,断绝了党项人军事物资的来源,你们就老老实实养羊吧,打仗的事儿唐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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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唐党项成为大唐“国患”】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由于地方官的欺凌,党项再次“引吐蕃入寇”,被当地唐军击退。史书上认为这个事件具有代表性,并评价党项已经成为大唐的“国患”。

当时,当地地方官叫田缙,“(田)缙前镇夏州,私用军粮四万石,强取党项羊马,致党项引吐蕃入寇故也。”“自田缙统夏州,以贪狠侵扰,党项苦之,屡引西戎犯塞。

虽然党项人怨声载道,但地方官的贪鄙行为并未受到控制,到了唐文宗时期,“籓镇统领无绪,恣其贪婪,不顾危亡,或强市其羊马,不酬其直,以是部落苦之,遂相率为盗,灵、盐之路小梗。

这段时间也是唐王朝的一个低谷时期,长安城里各种事情不断发生,边境的这些事情根本排不上号。

觉得自己受欺负了的党项人不再找吐蕃当后台了,而是自己上了。由于武装力量薄弱,“器械钝苦,畏唐兵精,则以善马购铠,善羊贸弓矢”,开始了自身军事武装力量的建设。

唐文宗太和末期的河西党项第一次叛乱,当时的天德军节度使刘沔“屡诛其酋渠”;之后开成年间“党项杂虏大扰河西”,刘沔率领吐谷浑、契苾、沙陀等部族万人、马三千匹,直接杀到了党项人聚居地银州、夏州,“大破之,俘获万计,告捷而还。

党项人当时的战斗力与唐王朝正规军差远了,一点儿也没有后世威震西北的战斗民族的风采。

这是因为地方官的错误导致的又一次重大事件了,之前武则天时期河北的营州都督府都督就引发了契丹和奚族的反叛,天宝年间南诏的反叛也起因于地方官的处置失误,每次都给唐王朝带来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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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唐武宗时期,党项人仍然不安分。

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九月,“时党项叛,命亲王以制之。”这也是比较少见的情况,说“叛”,但没有反叛的具体后果,至少说明当时党项人并没有大肆袭扰边境各州;而唐武宗任命亲王主持对党项的处置,这个规格有些超标了,明显表现出不想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态度。

为了配合安抚工作,唐武宗会昌六年正月,唐武宗下令“诸道兵讨伐党项”,这两年史书上仍然没有党项人具体反叛的行动记录,说明党项人闹归闹,但还是有分寸的。

讨伐令下了之后,紧接着的第二道命令清楚的表明了唐武宗的态度,“征党项行营兵士,不得滥有杀伤”,把党项人都杀光了谁去放羊?

但这场仗没等开打唐武宗就去世了,继位的唐宣宗更是政治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辅,甚至连宰相白敏中都被派到西北主持工作,前后数年才逐渐缓和了与党项人的关系。

党项人毕竟是内附唐王朝的少数民族,其反叛的性质和农民起义类似,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说“国患”实际上有些言过其实。

【黄巢起义,党项人正式走上棋盘】

当年秦人也只是周王的养马人,后来有了勤王护驾之功才成了诸侯国。

党项人虽然不是汉人,也走的是同样的路线。黄巢起义时,党项拓跋部的首领拓跋思恭占据了宥州,就是当年为了“护党项”而专门建立的城市,并自称为刺史。

这时的唐僖宗已经没有精力去管这些事情了,拓跋思恭也算对得起这个官位,出兵勤王与黄巢交战。

实事求是讲,当时党项人的战斗力也就是一般般,士兵人数也不多,中间还因为损失过大逃回了夏州,“思恭以锐士八千频与贼战”,屡次被黄巢击败,其弟拓跋思忠在长安战役中阵亡于朱温手下,当时的朱温还是黄巢的手下,率领的是农民军。

最后黄巢起义还是被镇压下去了,党项人没功劳也有苦劳,唐僖宗封拓跋思恭为夏绥银节度使、夏国公,并赐姓李,这是后来西夏国国号和李元昊等人姓氏的来源。

当年李世民给拓跋族族长赐姓李,根据《西夏书事》记载,此人就是拓跋思恭的始祖。唐王朝一头一尾两次给党项人赐姓李,都落在拓跋一家人身上了。

即使是国公了,党项仍然只是占据西北数州之地的一个小势力,和被封为郡王的沙陀李克用等人根本没法比,在收复长安战役中,拓跋思恭只是受雁门节度使李克用节制的人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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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党项人表现出极度的忠君爱国,无论唐僖宗有什么昏聩的决定,让打谁就去打谁,虽然未能揽狂澜于既倒,但也付出大量的辛苦和牺牲。

但自从唐僖宗光启二年(886年)开始,党项人学精了,为什么送死的都是我们?为什么皇帝总是让我们去攻打不可战胜的敌人?在唐僖宗再次召唤党项人出战的时候,拓跋思恭,这时叫李思恭,就开始观望逗留,不再把族人战士的性命扔在中原的血肉磨盘当中了。

之后的党项人,或者说大唐夏绥银节度使李思恭,已经像一个汉人节度使一样了,服从皇帝的命令,但不会为皇帝的命令损耗自己的实力。

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年),李思恭死去,他的弟弟李思谏(拓跋思谏)接替了夏绥银节度使的位置,这是党项人占据西北夏州等地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统治权世袭。

一直到这时,党项仍然没有资格逐鹿中原,并不是党项人有超人的智慧和判断力,而是无论和谁打都是失败,之前打不过黄巢和朱温,后来打不过藩镇王贸贞,王贸贞被朱温击败后,朱温的一支偏师就轻易就打败了党项人,“自是夏州服于梁”,党项人成了朱温的手下,一直到唐王朝灭亡。

五代时期,党项一直保持对中原政权胜利者的服从,并不积极参与中原血战,如此下来近百年,未经战火的党项控制地区得以修生养息,并由于一些偶然因素才有了北宋时期西夏国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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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要吐槽一下党项人的战斗力,唐代党项一直不是一个擅于战斗的民族,无论对手是唐军、黄巢农民军还是藩镇将领,党项都没有取得过酣畅淋漓的胜利,更不用说当时强盛一时的沙陀李克用了。而到了北宋,党项西夏几乎压着宋王朝打,不知道是唐代普遍战斗力高还是宋朝战斗力太差,或者是党项人突然觉醒了战斗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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