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顺宗的第一次大朝会】
唐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二月初三，长安，唐顺宗继位之后的第一次大朝会。
自从7天前太子继位，朝臣们已经先后三次请新皇帝临朝听政了，但从内宫传出来的答复都是陛下忧思过度，暂不听政，这已经远远超过正常所需的三天。
郑珣瑜、高郢、杜佑几位宰相在政事堂反复商议，“国不可一日无主，我等应继续力劝陛下除服听政！”
朝臣们这几天一直没能见到这位唐王朝新的一国之主，宰相上书要通过内侍李忠言转交给皇帝，皇帝的回复也由李忠言转告大臣，包括7天前继位大典也只是远远的看了一眼
据说只有王叔文曾经进入内宫见过皇帝，之后才有了这次大朝会。
站在群臣当中的杜佑，回想起这7天的变化，又看到被朝天冠基本上遮蔽了面容的皇帝，站出跪拜说：“陛下居忧过礼，群臣惧焉，愿一睹圣颜。”我们很担心你，露脸让我们看看。
闻听此言，所有朝臣的目光都投向了御座上的皇帝。
站在皇帝身旁的李忠言示意，两个小宦官上前把皇帝的朝天冠稍稍抬高，露出了一脸病容的皇帝。
群臣齐齐拜下，杜佑代表群臣说：“陛下至性殊常，哀毁之甚，臣等不胜惶灼。伏望为宗庙社稷割哀强食。”多吃些东西吧，你看看你都虚弱成什么样子了。
【王叔文的谋划】
朝会过后，王叔文松了一口气。
只有借助皇帝，自己才能一展胸中抱负。而皇帝如果不经常露面，朝臣们不配合，自己的措施也无法推行。过了今天，就可以大展拳脚了。
但皇帝的病情确实难办，自己要和时间赛跑，皇帝彻底垮掉之前，有太多事情要做了。
宰相班子里要有自己的人，自己和王伾的官位太低，刘禹锡和柳宗元更只是低级御史，都没法放到宰相位置，幸好翰林学士韦执宜已经成了自己人，可以提升到宰相，自己和王伾升任翰林学士负责诏书起草。
杜佑要争取过来，至少不能成为自己的障碍。好在此人不是争权夺势之人，给他加一个盐铁转运使的要职，自己再兼任盐铁转运副使，让与杜佑有渊源的刘禹锡协助，这样就可以控制国家财政大权。
军队方面最为重要，准备用老将范希朝和自己志同道合的韩泰任神策军主将和行军司马，把军队从宦官手中夺过来。
有几个人要拿下，尤其是御史中丞武元衡，此人对御史台中任职的自己几位同志从来都没有过好脸色。
（杜佑的《通典》远比他本人有名）
【会叫的狗不咬人】
宦官俱文珍一直在冷眼旁观。
自从唐德宗病亡，自己等人准备改立舒王李宜的打算失败之后，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俱文珍就一直在观察。
王叔文的一系列举动，明显是对唐王朝现有体制的一种颠覆，俱文珍不喜欢这种变化。
王叔文唯一依仗就是皇帝，而病重的皇帝，日常只有李忠言和一位牛诏容才能见到，俱文珍曾经为此与李忠言多次争论，但都未能取得效果。
朝中的情况很是诡异，皇帝在偶尔才有的朝会上一言不发，大臣们的上书都是通过李忠言转达。而皇帝发布的各种命令都来自王叔文，王叔文有什么想法就告诉王伾，王伾告诉李忠言，李忠言告诉牛诏容，这就相当于禀告皇帝了。之后皇帝的“决策”由韦执宜牵头执行，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在外具体操作。
王叔文一党太猖狂了，闻听各人府邸前都是车马不断，甚至为了见这几个人，有些人就在周边酒垆、饼肆整晚守候，一晚的过夜费用就要一千钱。
只能采取特殊手段了——册立太子，俱文珍下定了决心。有太子在，皇帝病重期间太子监国名正言顺，王叔文等人就不能借皇帝名义任意行事了。
（唐朝太监俑）
【太子册立】
三月下旬的一天，趁李忠言去内侍省离开皇帝寝宫，俱文珍等人不顾牛昭容阻拦，与几位翰林学士一起闯入了皇帝的寝宫。
俱文珍是宫中高级内侍，可以面见皇帝，之前俱文珍只是不想和李忠言撕破脸而已。
病榻上的唐顺宗似乎对这些事情毫无察觉，只有微睁的眼睛和起伏的胸膛证明他还活着。
翰林学士郑絪并未多说，只是拿出了一张写着“立嫡以长”的纸，展示在唐顺宗面前。
之前俱文珍等人掩盖唐德宗死讯、要改立舒王，郑絪也在场，并对宦官们的想法表示了坚决反对，唐顺宗因此才得以继位。
现在郑絪又成了俱文珍等人立太子的支持者，在此人心中，只有唐王朝的利益是第一位的。
在众人注视下，唐顺宗似乎是看清了纸上的文字，微微点了点头。
所有人拜倒，只有牛诏容和刚刚赶到的李忠言面色惨白，李忠言是王叔文一党自然知道利害，而牛诏容是有儿子的。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王叔文的脸色也变得惨白，宫中必定发生了大变。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不知为何，王叔文心中浮现了诸葛武侯祠前的这两句诗，并不禁吟诵出来。
时间越来越紧迫，一些事情要提前，一是要尽快与韦执宜商量对策，另外掌握军权的事情也要开始办了。
王叔文这位以棋侍诏的国手，越来越觉得无子可走了。
【韦执宜的烦恼】
王叔文快马来到了皇城，不顾中午宰相们已经开始用餐就闯了进去。韦执宜并不想轻易暴露自己与王叔文等人的关系，但王叔文既然已经来了，只得安排一处与王叔文商谈，其他杜佑、郑珣瑜、高郢几位宰相也放下筷子等韦执宜回来。
可是好久也不见韦执宜回来，安排去打探的小吏回来禀报，说王学士已经让人上饭了，正在和韦相边吃边谈。
杜佑、高郢二人二话不说，拿起筷子就开始吃饭。
郑珣瑜怒火中烧，叹息道：“拿我等当摆设么！这个宰相我当不下去了！”安排人备马回府，从此托病不出。
（长安大明宫）
韦执宜也很烦恼，自己是进士出身，二十多岁就进了翰林，但唐德宗时期一直未能上到高位，只得借助王叔文搭上了太子的线，才得以在唐顺宗即位后当上了宰相。
但王叔文的很多做法不但朝臣们不满意，自己也有不同意见。为了撇清与王叔文的关系，自己还要经常发表不同意见，事后还要私下和王叔文取得谅解。时间久了，关系就开始不如以前了。
尤其是有两个人，王叔文想让自己给二人定罪，还要最严厉处置，这有些过分了，于是没按王叔文的想法办理。
其中一人是来自蜀中的刘辟，奉镇守蜀中的韦皋之命拜访王叔文，要求全面负责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以换取韦皋对王叔文的支持。
王叔文大怒，自己正在努力削平藩镇和宦官两大祸患，岂能做此苟且之事。不但拒绝了刘辟的请求，还要求韦执宜给刘辟治罪。
韦执宜认为王叔文的想法不可，如果仅凭王叔文一人口诉，就给领军边将治罪，这简直是儿戏。而且刘辟的意思是不是韦皋的意思还不确定，不能轻易下结论。
另一个人是个小官，大庭广众之下公开批评王叔文，弄得京城沸沸扬扬。王叔文为了杀一儆百，要求韦执宜请皇帝诏命将此人斩首，被韦执宜拒绝。王叔文又要求在大理寺审讯时杖毙此人，又被韦执宜拒绝。
王叔文失去了对自己情绪的控制，当众说韦执宜忘恩负义，双方彻底决裂。
（长安大明宫）
【王叔文最后的手段】
王叔文的一切谋划都没取得预想效果，尤其是立太子一事，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左右。
四月六日，唐顺宗的长子、广陵王李纯被册封为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唐宪宗。这离唐顺宗继位不过短短两个月。
王叔文知道自己还有机会，过去两个月，不但提拔了大量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中低级官员，还发布了一系列诏书，虽然还没取得决定性效果，但一些短平快的措施还是得到了长安百姓的支持。
太子册立对自己不利，但问题尚未凸显，只要皇帝还能坚持，自己就仍然有机会。
俱文珍等人现在比较活跃，宫内外消息传递稍微多了一些障碍，尤其讨厌的是，这些宦官假借皇帝名义让自己明升暗降，虽然升到了户部侍郎，但翰林学士的位置被免去。这个位置不但可以起草皇帝的诏书，还能够名正言顺的与自己一班人在翰林院商议事情。幸好在王伾往来协调下，俱文珍也做出让步，自己可以三五日一入翰林院。
这一切都不成问题，拿到神策军军权之后，这些人可以轻易拿下。
五月份被任命为左右神策京西都栅行营兵马节度行军司马的韩泰，已经到了军中一些时候了，并要求各路将领前往行营报到。
开始宦官们并没有意识到王叔文的这一举措会对自己有什么影响，但军中那些老兵痞可是清楚明白，尤其是知道韩泰是王叔文一党的人。
于是，这些将领们拖延了韩泰要求他们报到的命令，并向俱文珍等人报告，这样下去兵权可就不归你们了！
俱文珍等人得到这个消息后又惊又惧，转而大怒，一旦王叔文此计成功，自己等人必定死无葬身之地。于是连忙通知各路将领，不得交兵权。
而且，你做初一，我就要做十五，太子监国的事情要抓紧了。
此事重大，单凭几位翰林学士不足以推动，必须要有地方大员的支持，王叔文得罪过的韦皋就是个最佳人选。
【四面楚歌】
六月十六日，检校太尉、南康郡王、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一封《请皇太子监国表》送到了京城，同时一封写给太子的《上太子笺》更是直呼王叔文、王伾之名，把他们称为小人。
几乎同时，另两位封疆大吏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的表章也到了长安，与韦皋意思相同。
六月十七日，韩泰从军中快马回到了长安，向王叔文报告了夺取军权失败的消息。
六月十九日，王叔文以母丧辞去所有职务。
六月底，王伾多次奔走于皇宫和杜佑等人之间，试图让王叔文复职，未果。一天深夜，王伾在翰林院大呼：“我中风了！我中风了！”回府之后闭门不出。
七月中旬，侍奉唐顺宗的李忠言和牛诏容突然消失，俱文珍等人彻底控制了皇城内宫。
七月二十八日，唐顺宗下诏，由太子监国。太子感伤于皇帝病情，接受监国任务，但拒绝百官祝贺。
八月初四，唐顺宗下诏，禅位于太子，史称“永贞内禅”。
八月初五，唐顺宗被搬到了兴庆宫，并命太子于八月初九即皇帝位，改元永贞。进到兴庆宫时，据说一直不能行动言语的太上皇表示了强烈的要行动和说话的欲望。
八月初六，王伾被贬到1460里外的开州任司马，王伾被贬到2748里外的渝州任司马。
八月初九，太子即皇帝位，也就是后来的唐宪宗。
（唐顺宗丰陵）
唐顺宗，这位唐王朝历史上当太子时间最长、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连一个整年都没过去就失去了皇位，之后当了五个月太上皇后病亡，享年46岁。唐顺宗在位的186天中，任用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实行革新，史称“永贞革新”。
唐宪宗把得罪了所有人的二王等十人都贬为地方司马小官，也称“二王八司马”，实际上是十司马。不久，王叔文被赐死，王伾病死，韦执宜也死在了崖州，刘禹锡、柳宗元一生未受重用。
但唐宪宗对人不对事，只是要出一口恶气而已，永贞革新的有些措施仍然继续，这也为之后唐宪宗的“元和中兴”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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