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观堂先生輓词》里，陈寅恪先生说：“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很多人把“话明昌”理解成陈王二人谈论“清朝遗事”。蒋天枢先生误把“明昌”确定为金世宗年号。“明昌”实为金章宗的第一个年号。在《金史》明昌六年，王国维发现了早期蒙古的史料，是反映成吉思汗崛起的线索。“话明昌”即王、陈二人谈蒙古史之研究。王国维沉湖以后，陈寅恪纪念他，写了五篇研究蒙古史文章。陈有关蒙古史研究的情结，一直保持到晚年。
关键词：陈寅恪；王国维；輓词；蒙古史研究
在《王观堂先生輓词》里，陈寅恪先生说：“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犹有宣南温梦寐，不堪灞上共兴亡。”很多人把“话明昌”理解成陈王二人在谈论“清朝遗事”。那么“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就成了大清的两位遗少在清华工字厅彻夜谈论逊清故事，眼看着冯玉祥的部队又要打进北京，两个怀抱旧思想的人，相对哭泣。
我手边有一本傅璇琮先生１９９０年８月的油印本《陈寅恪思想的几点探讨》。此文第二部分说：“‘回思’句据弟子蒋天枢先生注，是指‘陈先生曾在清华工字厅与王先生话清朝旧事。’明昌是用元好问诗典，乃金世宗年号，那时正值金之盛世。”把“明昌”误作世宗完颜雍年号，是蒋先生的失误，清华大学出版社《陈寅恪诗集·附唐筼诗存》，在这首诗里，蒋天枢就是这样注释的。
“明昌”不是世宗年号，世宗只用“大定”，从公元１１６１年到１１８９年，总２９年。世宗于正月初二日崩（１１８９年１月１９日），其孙完颜璟继位，翌年改明昌，是为章宗。金章宗用了３个年号，“明昌”、“承安”、“泰和”。世宗时期，大金国日抵鼎盛，人称皇帝“小尧舜”。到了章宗，大金国开始走下坡路。《金史·章宗本纪四》赞曰：“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乃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灿然一代治规。又数问群臣汉宣综核名实，唐代考课之法，盖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亦可谓有志于治者矣。然婢宠擅朝，冢嗣未立，疏忌宗室而传授非人。向之所谓维持巩固于久远者，徒为文具，而不得为后世子孙一日之用，金源氏从此衰矣。昔杨雄氏有云：‘秦之有司负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负圣人之法度。’盖有矣夫。”西北蒙古兴起，从明昌元年（１１９０年），到成吉思汗元年（１２０６年），中间只有１６年。蒙古灭金之势，已经萌现。
傅先生说：“一九二六年陈寅恪刚入清华，与王国维同寓工字厅，所居比邻，学问切磋之余相与话清朝遗事，理所当有，但何至以清季与金之盛世时相比，并且还至于南冠而泣，这也使人致疑。笔者以为，要了解陈寅恪的这些话，还应从他的家庭影响来作若干探索。”傅先生认为“陈宝箴虽主维新图强，”但“作为地方大吏与富商士绅的政治代表，他更带有对清政府的依赖性。”“陈宝箴直到死，仍然以清王朝的孤臣孽子自居。”“陈三立经历了辛亥武昌起事及清帝逊位、民国建立的大变化，”但“他的思想感情竟与亡清遗老完全相同。”“他把清政府的被推翻，称作‘国亦旋覆’。”“我们应当足够估计他所给予陈寅恪的影响。散原老人把这些遗老们的言行比之为‘屈子泽畔，官升辽东’，与陈寅恪诗中所述的‘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情绪上是十分接近的。这里面很可能也倾注了陈寅恪的家世兴衰之慨。对于这位受传统影响很深的学者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
傅先生探讨陈宝箴父子两代对逊清的感情十分中肯。他们在主政的湖南积极变法，从小处讲，是为大清国祚延绵久远；从大处讲，是为中国的振兴。这种狭义和广义的爱国思想，陈寅恪不仅接受了，并给予积极评价。他晚年所做《寒柳堂记梦稿（残）》，专门记载祖父两代在湖南推进维新运动的历史，陈寅恪说，他的祖、父在湖南推行的，是与康梁变法不同的另一条维新之道路。因此，他有必要把它写出来。可惜文稿之一部分，在十年“文革”中丢失。
如果把王、陈两位大师，１９２６年冬到１９２７年春，在清华工字厅的长夜谈话，仅仅局限于一对清代遗少回思逊清、慨叹故往，进而停留在“相对南冠泣数行”上，恐怕低估了王、陈二人的思想境界，丢掉了二人学术交流这样一桩重大事件。研究陈寅恪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即陈寅恪是勤奋好学的人。他的求学，突显于在东西洋。如果简单地按月积累，他在国外学习也有十几年；倘若按照傅璇琮先生推算（这是学术界通用的方法），“他十三岁首次东渡日本学习，”“直到三十六岁受聘于清华大学研究院返国，”“共二十四个年头。”陈寅恪５岁时，跟从祖、父，在家学读书。到清华担任导师，陈寅恪依然按时进城师从冈和泰学习研究梵文。如此好学的陈寅恪，得获与当时中国第一学人（“鲁连黄鹞積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同住清华工字厅，他能不抓住这千载难逢之机会，向王国维求教么？根据当时学生回忆，王国维经常到独居的陈寅恪宿舍长谈。（那时梁启超住在城内。）就在王国维沉湖的前一天，王国维还同陈寅恪谈话。沉湖之下午，人们发现静安先生失踪，四处寻找，尚有人赶往陈舍。那天，陈寅恪正在城里，与唐筼相见。
陈王相会于清华国学院，细算起来，不足一年。根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他是１９２６年秋七月，抵北京，这是农历。１９２６年农历七月三十日，为阳历８月６日。阳历９月６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书，说陈寅恪已进入清华。因此，我们大致可以确定，这天或前几日，陈寅恪进入。到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王国维沉湖，中间只有８个多月总３００天。据吴宓《日记》载，陈寅恪于七月七日到北京，住新宾旅馆。七月八日由吴宓接到清华，住西客厅。晚９时访问王国维。七月八日是农历，阳历为８月１４日。根据吴宓《日记》陈王在清华园相聚为３２３天。“回思寒夜话明昌”，不能仅仅局限于字面。诚然陈、王二人促膝长谈，只有一个寒夜。但那是从秋入夏的代称。王国维一生治学，难得一个称心如意的弟子；陈寅恪半世求学，经历过多少名师，但是像王国维这样的老师，中国外国，能有几个！不能把“回思寒夜话明昌”，理解为闲话开元天宝遗事，二人谈到伤心处抱头痛哭。１９２３年５月１１日，王国维致信唐兰：“前奉手教，敬悉一切。弟北上在下月上旬，现在书籍行装尚未整理，应酬尤为频繁，不敢有劳玉趾，因恐无畅谈学问之暇也。入都后，舍馆既定，仍可时时通书商量旧学也……”。因此，王、陈二人之“寒夜话明昌”，是“商量旧学”。
傅先生重视陈寅恪在１９２９年作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话：“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傅说“陈寅恪最鄙视的是以学问为利禄的工具。他非常看不惯做学问上一种只求‘速效’的‘夸诞之人’，他讽刺这种学风为‘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他认为具体学术成果可能会被后来者所推翻或代替。但他始终相信严肃的学术研究中那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将‘与天壤而永久，共三光而永光’。限于他当时的思想条件，他当然还不可能对他所谓的‘独立’、‘自由’作出科学的界说，并且他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称赞王国维也未免过当，但他把这种‘独立’、‘自由’与‘俗谛’相对而言，明显是表示一个愿以终身奉献学术事业的研究者应有的高洁的志趣。在这方面，他把学术的分量是看得很重的。（傅璇琮文２９－３０页）”
陈寅恪就是通过评介王国维，来昭示自己的学术思想。这在１９５３年汪篯到广州请他北上任中国科学院历史二所所长时，明确说过：“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说“回思寒夜话明昌”，指的是他们二人探讨蒙古史问题。还是在与汪篯的谈话中，陈寅恪说：“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
１９２５年４月２５日，王国维进入清华国学院。至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二年多的时间里，他的研究方向全部集中在蒙元史学和西北地理。
把这两句解作王、陈二人谈论逊清遗事，是从蒋天枢先生开始的。蒋注释这两句说：“陈先生曾在清华工字厅与王先生话清朝旧事。《遗山集》《除夜诗》：‘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甲子两周今日尽，空将老泪洒吴天。’明昌，金世宗年号，金之盛世也。”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中，蒋天枢也说：“王静安先生已于上年移家清华园，与先生识趣特契，时来工字厅与先生话旧事，后来挽诗中所谓‘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者是也。”人们一般认定，蒋的注释，一定从陈寅恪处得来，自然不会有误。但蒋把“明昌”归到金世宗一朝，就是错误。这种错误绝不可能发生在陈寅恪身上。所以，蒋先生注释此句，就有可怀疑，或者只是他个人之理解。谈论逊清故事，是王、陈二人在工字厅宿舍长谈八个月之主要内容，但是这个内容不是这两句，是后边的两句：“犹有宣南温梦寐，不堪灞上共兴亡”。关于这个问题，作者将另作文章探讨，兹不赘述。
王国维的学术研究是二人长谈之主题。王国维的研究，于佛教典籍涉猎较少，他不懂梵文、粟特文和吐火罗文，也不懂满文、藏文和蒙古文。而这些恰恰是陈寅恪的长处。在王国维向陈寅恪讲述治蒙元史心得的时候，他不可能不向陈寅恪求教相关知识。而陈寅恪在王国维逝世后，一连写出４篇研究《蒙古源流》的文章：《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１９３０年）、《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１９３０年）、《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１９３１年）、《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１９３１年）。还有《元代汉人译名考》（１９２８年）。可称“蒙元史研究五题”王国维生前，陈寅恪在清华“讲授翻译文学”。１９２８年秋，陈寅恪把北大授课的“佛经翻译文学”改授“蒙古源流研究”。
１９３１年，陈寅恪开始给清华大学中文系学生讲授“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和“唐诗校释”等课。给史学系开“魏晋南北朝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等课。从此，陈寅恪对蒙古史的研究结束了。统观以上５篇论文，实为用东西方蒙元史学界之研究成果，利用梵文、蒙古文、满文、藏文、波斯文讨论唐代及以后文献记载有关蒙古的资料。这是陈氏专门擅长的古今中外语言学功夫之探讨。这一定是“话明昌”时的内容。此课题非陈氏所喜好者，是王国维主动讲述的。在北大开课也罢，结集成文也罢，当与纪念王国维有直接关系。陈寅恪研究蒙古史学之情结，到１９４９年以后仍未放弃。可惜他没有指导学生，再作探讨的机会了。他个人受精力和身体状况的限制，不能独立做此工作。
１９２６年９月６日，王国维给罗振玉信说：“顷陈散原幼子名寅恪者已至学校，此人学东方语言学，言欧洲学问界情形甚详，言伦敦有汉文摩尼教赞颂一卷，已印行，此卷甚有关系。又《元秘史》原本藏圣彼得堡者，今在伯希和处。拟设法拍照之，但所费稍钜耳。”这是陈寅恪进校第２６天。陈寅恪是８月１４日自杭州来校。陈寅恪一生只写出这５篇关于蒙古学的论文，实在是蒙元史学界的遗憾！在与汪篯的谈话中，陈寅恪说将来带徒弟：“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１９５８年，他响应号召，说可以帮助内蒙古培养一位研究蒙古史的青年学者。汪篯在１９５３年南下广州的报告中写道：陈寅恪“对于杜甫、刘禹锡、李商隐、温庭筠的诗等有不少见解，多未写出。佛教翻译文学、蒙古史、晚清史学亦如此。对陈垣《二十四史朔闰表》（当为《二十史朔闰表》作者）有意见，他认为应该重搞一下，这些方面似乎还少有人掌握到，须有人从他学。困难在于他不愿把研究范围弄得太广，动员他亲自想，亲自写不大容易。最好有人拟定有关这些方面的论文题目，请他指导。这样应可以挖出不少东西。”
王国维着手研究西北地学和蒙古学，根据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是在１９２５年春。“是岁春，始拟治西北地理及元史学。”罗振玉评此时的王国维，“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生王考》及《殷周制度论》，义据精深，方法缜密，极考证家之能事”，“言之尤为真切。自来说诸经大义，未有如此之贯穿者。盖君之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其术皆由博以反约，由疑而得信，务在不悖不惑，当于理而止。”到１９２６年正月，已经完成清华国学院８月出版的《蒙古史料校正四种》以及其他相关文章。可以说，自１９２５年到１９２７年６月，一年半里，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几乎全部集中于西北地理和蒙元史研究中。
１９２６年４月，王国维在《清华十五周年纪念增刊》发表了《耶律文正公年谱》之《余记》。这个《年谱》，是上年８月出版的《蒙古史料校正四种》，同时还包括《萌骨考》和《鞑靼考》两篇论文研究的基础。那些文章里，到处可见利用此《年谱》之痕迹。在耶律楚材《年谱》里：“金章宗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公生。”
实际情况是，自１９２４年初，王国维已经着手西北地理和蒙元史的研究了。
１９２４年３月，王国维从《庶斋老学丛谈》抄出耶律楚材《西游录》。１９２７年，他沉湖前数日，收到神田喜一郎从日本寄来的《西游录》足本，补足了中国藏刻本之所缺。１９日又从《连筠簃丛书》内抄出《长春真人西游记》，开始研究耶律楚材与丘处机在西域的一段共同经历。因为二人的活动，都是在成吉思汗身边，所以他们的著作，就成为当时记载成吉思汗的第一手资料。他们二人宗教信仰不同，丘处机回到燕京后，弘扬道教，侵占寺院，广建道场，引起楚材不满，所以《湛然居士文集》里有４５首诗，本是和丘处机诗而作，楚材却把他们改成“和人”。王国维在这篇《余记》里说：“是公于长春，实深致不满，故和其诗而没其人。”
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１９２５年９月：“是月，先生读《金史》发现‘阻’字样多处，而《元史》中并无此种部族，乃大疑。一夕读《元秘史》，见卷四所载大金因塔塔儿不从命，王京丞相领军来剿，于吾泐扎河破之；与《金史·完颜襄传》参之，地望人名悉合。因悟《金史》之‘阻’，即《元秘史》之‘塔塔儿’，而‘塔塔儿’一语，即唐宋间‘鞑靼’之对音。乃摘录载籍中所言鞑靼、阻卜、阻事，草《鞑靼年表》及《鞑靼考》。是年冬，即提出此问题为北京历史社会学会演讲之。”赵《谱》１９２７年４月：“改定《蒙古上世考》（即《辽金时蒙古考》）为《萌古考》，至初八日写毕。继又改定《鞑靼考》，至十四日写毕。复摘录《元朝秘史》眉端笺识之可存者凡七则，（中有刘郁《西使记》劄记一则。）为《蒙古札记》。此均先生最后之定稿也。”
大金国派右丞相完颜襄讨北阻䪁叛，在明昌六年。这应该是“回思寒夜话明昌”的古典吧。《萌古考》，赵万里《年谱》说，完成于１９２５年１２月到１９２６年１月。这篇论文最初撰写时，题名《辽金时蒙古考》，因在辽金文献中“蒙古”多写作“萌古”，故王国维于１９２６年八月出版时，更名为《萌古考》。此文之原名，亦可见证王氏研究蒙古历史，是从《辽史》、《金史》入手，这里说明了王氏对中国文献之精博与约通。亦为“话明昌”之一佐证也。
笔者以为，１９２６年８月到１９２７年６月，清华工字厅两位专家彻夜长谈的内容，主要是蒙古学和西北地理学。何以知之？１９２５年３月２５日。王国维致蒋汝藻书：“数月以来。忧惶忙迫，殆无可语。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现主人在津，进退绰绰，所不足者钱耳！然穷困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顷轧，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于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漫，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耳。”“滬上诸老想均安善……古老、孟劬等须常晤，祈即以此书示之。弟月内拟迁居，届时再有书奉闻也。”
“主人”指溥仪。王国维自１９２３年４月到此时，以“南书房行走”在溥仪左右供职。１９２４年１１月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以后住在天津。所谓“小朝廷内”，各派系仍争斗十分激烈，王国维厌倦了，他要跳脱这勾心斗角的漩涡。正好清华学校成立国学院，由胡适亲往天津，聘请他做导师，他当时谢绝了。１９２４年２月，溥仪同意他应聘，致蒋汝藻的信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人们能从中看出清末遗老的颓唐心情吗？王请蒋把此信给沪上诸老出示，可见此信之分量，亦可见王氏对小朝廷的态度。
一年又四个月以后，１９２６年７月２２日，《致蒋汝藻书》：“……天道剥而必复，人事愤而后发，实有此理，非漫慰藉也。弟半年中在鼙鼓声中成《皇元圣武亲征录校注》一卷、《长春真人西游记注》二卷，《蒙鞑备录》、《黑鞑事略笺证》各一卷，又有《鞑靼考》、《辽金时蒙古考》两短篇，共六种，合印一小丛书，于月内可以印成，当奉寄请教。……”
在王国维书信中，这样罗列学术成绩，难掩自我满意之兴奋心情的文字，是不多见的。结合上一封信，可以得出这样结论，他不满意侍从的工作和“殊荣”，本着一颗拳拳学子之心，崇尚读书治学，传道授业。同时也反映出，王国维在人生的最后时间，转向西北地理学和蒙古学这个新领域。
自此以后，一直到１９２７年三、四月，王国维致学界朋友的信中，详细介绍他近两年有关西北地理学、蒙古学之成就、内容等，超过１５封，收信人包括北京、上海学界朋友，以及日本学者。在《王国维全集》第１５卷所收７４４通书信中，他人生最后３年（１９２４－１９２７年），很多封信谈到蒙古史和西北地理研究，其欣然之状，犹如青年学子，刚刚获得成就，喋喋不休。这正是先生天真可爱处。要知道，当时他才５０岁。同时，读者应该注意，陈寅恪对汪篯说：“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决非漫然道来，他指的是王国维晚年一片学术新天地，是组成“观堂学林”的又一领域。
因此，对“回思寒夜话明昌”，就更不能轻而视之。
至于王国维的学术成就，１９２５年６月，他为清华学校暑期学校演讲《中国近二三十年来新发现之学问》已见论述。“其目凡五：一曰殷墟甲骨文字，二曰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三曰敦煌千佛洞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四曰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五曰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陈寅恪总结的王国维之学术成就，概脱胎于此。
１９２６年９月９日，《元代史料校注》四册印出，送抵作者手中，王国维十分兴奋，立即写信，由马衡派来的人，带给住在城里的马衡。“拙撰《元代史料校注四种》已印成，附呈教正，乞察收为幸”。这正是陈寅恪进入清华国学院的第１６天。陈寅恪应该在“第一时间”从老师手中获得之。该四册书中所研究的内容，按照王国维当时的心情，一定会向陈寅恪讲述。而既擅长“东方语言学”，又能够利用梵文、藏文、满文、蒙古文做研究的陈寅恪，在听讲的同时，能不给老师以专业领域的必要帮助和提示吗？要知道，这对年龄相差１３岁的师生，同是德国兰克语言学派的继承人。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２４日王国维致马衡书：“……现在大学是否有满、蒙、藏文讲座？此在我国所不可不设者。其次则在东方古国文字学并关紧要。研究生有愿研究者，能资遣法德各国学之甚善，惟须择史学有根底者乃可耳。此事兄何不建议？亦与古物学大有关系也。”陈寅恪正是王氏主张培养的这样一个人才，所以他们二人之关系是“风仪平生师友间”。
“回思”的下句：“相对南冠泣数行”，我想，能不能把它看作，同前句一样，也是陈寅恪作主语，“泣数行”是陈向王遗体“三跪九叩”行大礼，伤心哭泣。王国维之死，必定与长沙叶德辉和武汉王葆心毙命有关。
王国维在日本，自称“南冠”。《壬子岁除即事》：“又向殊方阅岁阑，梦华旧事纪应难。缁尘京洛浑如昨，风雪山城特地寒。可但先人知汉腊，定谁军府问南冠。屠苏后饮吾何憾，追往伤来自寡欢。”壬子是１９１２年，岁除当进入１９１３年。民国元年（农历）十月中旬，王与罗振玉两家受日本京都大学诸教授函请东渡。诗中“南冠”，当为王国维自称。此或为陈寅恪“相对南冠泣数行”的典出吧。
姜亮夫《忆清华国学研究院》：“当天晚上（６月３日入殓，停棺学校附近刚秉庙。）殡葬后……我们二十几位同学行三鞠躬礼，但陈寅恪先生来后他行三跪九叩大礼。我们当时深感情义深浅在一举一动中可见。”
如果还有人认为，陈、王这对遗少，肯定会话前朝故事，则下面两句，是为所归：“犹有宣南留梦寐，不堪灞上共兴亡。”文中其他诗句，亦有所透露。
王国维沉湖以后，他的学生们多有文章纪念。这类文章，如同“问学记”式的“回思”。其中有两点，与本文涉及的问题有关。第一，当时学生们把王国维在清华开始的蒙元史学、西北地理学研究习惯称作“元代掌故”。所以明昌六年的突破性发现，在“掌故”中当然是关键了。第二，徐中舒说，他常到王国维的教授“研究室”去“接谈问难”。“先生谈话雅尚质朴，毫无华饰，非有所问，不轻发言；有时或至默坐相对，爇捲烟以自遣，片刻可尽数枝；有时或欲有所发挥，亦仅略举大意，数言而止；遇有疑难问题不能解决者，先生即直称不知。故先生谈话，除与学术有关者外，可记者绝少也。”陈寅恪也是这种性格的人。故不能把“回思寒夜话明昌”理解为“白头宫女说开元”。
陈寅恪在书信中，多次谈到有关蒙元史研究的问题。我查了《陈寅恪书信集》，从１９２９年到１９４３年，在致陈垣（４封）、胡适（１封）、浦江清（１封）、伯希和（１封）、陈述（３封）、闻宥（１封）、刘永济（１封）、方豪（２封），总８人１４封信中，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内容或借抄有关书籍，或通报国内外研究之状况，或回答对方之提问。
其中有４封信对此项讨论颇有启发。
（１）致陈述第十七封：……弟于蒙古史今已不敢妄有所论……１９４０年６月１１日。
（２）致陈述第十九封：（笔者按，讨论蒙古史问题４条，五百多字。这是陈寅恪在书信中谈学问最长的文字。似在回答陈述提出的问题。）１９４０年６月１３夕。
（３）致闻宥：……寅恪数年以来苦于精力之不及，“改行”已久……（笔者按，指研究西夏文、女真文、契丹文。）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１日。
（４）致刘永济：四、……弟廿来所拟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遗失。中有《蒙古源流注》，系依据其蒙满文诸本，并参稽其所出之西藏原书，《四库提要》所谓《咖喇卜经》等者，考订其得失。与沈乙庵书大异。后闻伯希和在库伦获《元秘史》元本，故欲俟其刊佈，再有所增删。用力虽勤而原书价值颇不高，今稿既已失去，亦不复谈论此事矣。１９４２年９月２３日。
转自《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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