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战略文化的意义在于引导人们从文化动因层面解释国家的安全政策，从而使得国家的战略决策和战略走向变得有章可循。中国博大精深的战略文化强调防御为主，并追求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而印度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则决定了其战略文化中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二元共存的特征。中印都是历史悠久、由众多民族构成的亚洲文明古国，这一共性决定了两国的战略文化必然会存在“同”。不过，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两国战略文化的“不同”近年来日益凸显，并体现于战略目标、战略偏好、战略实践和战略愿景几个方面。虽然两国战略文化的“不同”有碍于中印相向而行，但中印完全可以基于两国战略文化的“同”来理性思考符合共同利益和维护地区和平的战略选项，从而在有效化解其“不同”带来的不利因素的同时，在总体上维护两国关系的平稳发展。

关键词：战略文化 “大国竞争” 中国 印度 “同”与“不同”

作者简介：方宸，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副研究员；丁皓，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

随着世界战略格局、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国际战略竞争呈现急剧上升的态势。近年来，美国采取极端敌视中国的策略并全方位地对中国实施打压，将世界拉入“大国竞争时代”。中国作为“大国竞争”中的一方，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战略挑战。如何有效应对这种挑战，在危局中纵横捭阖、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是当下亟待认真研究的命题。印度是南亚地区大国，也是我国的重要邻国，其经济、军事实力都在较快地发展着，极有可能在21世纪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是美国在“大国竞争”中实施“全方位围堵中国”战略需极力拉拢的对象，其战略决策对中国有效应对中美竞争具有重要影响。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战略决策过程“不是一个单纯以当下为基础的抽象构建，而是浸透于构成其战略文化的信仰、偏好、传统和文化认同之中”。也就是说，战略文化对于判断一个国家的战略动向意义重大。为准确把握印度的战略动向，本文将在“大国竞争”背景下对中印战略文化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对两国的战略文化历史与现状，以及两者“同”与“不同”的分析，加深对印度战略文化的理解，从而做到“知彼知己”，为在战略实践中制定应对之策提供理论支撑。

一、战略文化的定义

战略文化的概念由美国学者施耐德（Jack Snyder）于1977年在为兰德公司撰写的报告《苏联的战略文化：有限核行动之可能后果》中首次提出。根据他的界定，战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战略共同体成员通过训练或模仿获得的思想观念、有条件的情感反应和习惯行为模式之总和”。这一界定并无深厚的历史根基，而是产生于历史经验、意识形态、高层政治、组织利益和地理缘由等因素的组合体。施耐德之后，战略文化的概念虽不断得到阐发，但并未形成一致认可的定义。格雷（Colin S. Gray）称战略文化“指的是与军事力量有关的思想和行为模式，这些模式来自民族历史经验的感知、民族意义上对责任行为的渴望……公民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布斯（Ken Booth）则将战略文化界定为“一个民族的传统、价值观、态度、行为模式、习惯、风俗、成就，以及适应环境和解决与威胁或使用武力有关之问题的特殊方式”。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认为：“战略文化是一套完整统一的符号系统（即用于论证的结构、语言、类比、隐喻等），它通过构想有关军事力量在国家间政治事务中的作用和效用之概念，并将这些概念蒙上一层真实性的光晕，以使得战略偏好看似绝对现实和有效，从而确立无处不在且经久不衰的大战略偏好。”李际均认为：“战略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并以这种思想和理论指导战略行动和影响社会文化与思潮。它具有观念形态、历史继承性、国体与区域特征等属性。”上述有关战略文化的定义，共性在于都认为战略文化是一种文化形态，不同之处在于西方学者将战略文化等同于价值观、行为模式或符号系统，而中国学者更强调战略文化的民族性和历史性。不过，无论强调点如何，战略文化的研究都意味着在确定国家行为时更倚重历史和文化的作用，而非“结构性的变量”，因此“拒绝用非历史、非文化的现实主义框架分析战略选择”。

有关战略文化的构成，学界的阐释亦不尽相同。江忆恩认为，作为“符号系统”的战略文化由两个部分构成，分别是核心战略范式（central strategic paradigm）和大战略（grand strategy）。前者指关于世界秩序的基本假定，包括战争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敌手的本质、使用武力的效用等方面；后者指由核心战略假定推导出来的与具体操作策略有关的次要假定，即以一个国家的军事、政治、外交乃至文化资源为安全之目的而进行的协作，常见于政治家、军人、学者、评论者、外交官等在不同场合的叙述。这两个部分实际上指构成战略文化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两个方面，前者为战略文化相对稳定的“压舱石”，后者为战略文化对行为选择产生直接影响的“因子”。朗赫斯特（K. Longhurst）在讨论德国战略文化的分析框架时指出，战略文化通常包含三大要素：第一，特定战略文化在原始或形成阶段就具有的深层、基础性特征，这些特征谓之“基本要素”（fundamental elements），包括与使用军事力量有关的基本信念，极不易发生变化；第二，基本要素的延伸， 则是该战略文化可感知的外部表征，即基本上以提供意义和运用渠道的方式，将该战略文化的核心价值主动运用于外部环境的长期政策和实践，称作“调节性实践”（regulatory practices），不那么易于变化；第三，在这两者之间的是“安全政策立场”（security policy standpoints），即如 何最好地通过政策渠道使核心价值得到改善，并作出在当下能被广为接受的阐释， 也就是说它们设定政策选择的偏好。上述三大要素的存在及作用，意味着战略文化处在一种相对于外部现实以及社会内部的变化，不断进行自我评价的状态。因此， 在社会持续稳定之时，这种评价将会被消声，并变得不那么显而易见；而在社会出现动乱或文化出现断裂之时，评价会通过决策精英的论辩和其他形式的争论得到凸显。这时，战略文化将会经过一个调整、更新乃至崩溃阶段，其结果如何，取决于现有核心价值的合理程度。

“战略文化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但不会因某一届新政府的“突发奇想”而变化。新政府的议程固然重要，而且可以据此准确预测这个国家安全政策的下一步动向。然而，这些安全政策问题并不能等同于“战略文化”，因为战略文化乃是具体的政府议程借以得到处理的媒介。正如江忆恩所言：“如果战略文化确实发生变化，它也是缓慢的，滞后于‘客观’条件的变化。”战略文化的变迁有微调和根本性变化两种主要形式。在两者中，前一种更为常见。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出现问题，都会对战略文化的既有基本要素构成挑战，因此就需要进行微调。决策精英会以不同的方式对压制现有战略文化和政策模式的挑战进行解读。尽管在平稳时期，对基本要素和首选政策模式的主导性解读居于优势地位，且不大会遭到质疑；可是在形势不明朗时，就会出现众多对立的解读，各方都想争夺解读的主导权。这时，战略文化就会得到调整，从而使现有的核心价值适应新形势，其途径是修改安全政策立场，以至于可以见到安全政策和实践的显著变化。战略文化的根本性变化不太常见，它具有断裂性特征， 通常出现在社会创伤严重到影响现有战略文化的有效性之时，需要确立新的核心价值，并相应地以新的政策和实践加以应对。鉴于这种根本性变化不是本文关注的要点，此处不作详述。

整个人类都处在文化的浸染之中，战略精英也不例外。尽管相较于客观的物质现实，文化不那么具体，且重要性相对较弱，可是如果不能认真理解文化在战略思想中的作用，就无法对战略进行有效分析。战略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其意义在于引导人们从文化动因解释国家的安全政策，从而使得国家的战略决策和战略走向变得有章可循。对于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印两国来说，情况尤其如此。中国学者根据看待战争的态度，将战略文化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冲突型战略文化，二是合作型战略文化。所谓冲突型战略文化，即视战争为解决棘手问题不可避免的一种形式，将零和当作冲突的必然特性，主张以暴力作为保护自身和消除安全隐患的有效手段；合作型战略文化则与之相反，始终将合作当作解决棘手问题的有效方式，旨在通过和平手段消除安全威胁。如果从战争的性质考虑，战略文化又可以分为防御型和扩张型两种。前者诉诸武力是为了防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印度、苏联、越南的战争都是为了防御自卫；后者则是为了扩张，比如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同类型的战略文化不能被视为非此即彼的选项，而是有可能同时存在，并具有互补性。

二、中印战略文化的历史与现状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经历数千年的历史沉淀，具有丰富、深厚的思想内涵。李际均指出：“中国战略文化的传统是天下一统的国家观、兼容并蓄的文化观、和而不同的交往观、克勤克俭的生活观、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以战止战和争取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观。”戚建国也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协和万邦’‘天下大同’‘天人合一’理念，赋予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灵魂：重防御、求和平、大一统。”这种源自先秦诸子的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灵魂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分别是“‘大一统’的战略追求”“以德安邦的战略眼光”“富国强兵的战略根基”“文武相资的战略手段” 和“安国全军的战略境界”。在当代中国战略文化中，传统战略文化“重防御、求和平、大一统”的灵魂清晰可见。当然，在表现形式上与上述五个方面不尽相同，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现在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因此在守住灵魂的前提下进行适当调整，更加符合战略文化的正常演进规律。

中国的战略文化属于防御型，这一点已经得到国际社会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始终坚持防御性国防政策。近年来，中国在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都显著增强的情况下，依然坚持防御性国防政策。2019年7月24日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称：“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为贵’的中华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始终不渝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这段话既表明中国现有国防政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又反向证明了中国战略文化的防御属性。中国防御性战略文化在国防政策上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坚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严格控制国防费用的增长；二是解放军执行积极防御政策，战略上采取“后发制人”；三是反对军备竞赛；四是国防建设不针对任何国家，不与任何国家建立军事同盟；五是致力维护世界和平，永不称霸。

与中国一样，印度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其数千年的文明史历经兴旺、衰落、复兴的过程，对当代印度社会政治影响深远。虽然印度历史上鲜有著名的战略思想家，但其文化传统同样影响着其战略文化。印度人具有一种试图吸收传统哲学观和神话思想的文明意识，这种文明意识乃是印度核心价值的根源。有学者将构成印度战略文化的哲学和神话因素归纳为以下五点：（1）印度战略文化具有一种集体意识，认为印度性的起源是神圣的，这种集体意识赋予作为一种领土表述的次大陆以神话和形而上学意义；（2）印度战略文化的集体参照点永不过时；（3）印度认为其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天赋的”，而非必须“争取的”；（4）印度文明崇尚把真理作为行动和力量的关键；（5）印度战略文化是属于“精英”和贵族的。印度是佛教发源地，阿育王笃信佛教，放弃“杀伐”，印度国父甘地进一步发展了“非暴力”原则，形成了以“非暴力抵抗”为思想内核的理想主义政治理念。与此同时， 由于独特的地缘环境、历史经纬和文化传承，再加上印度的文化包容性和英国殖民统治对印度传统文化的影响，现实主义的战略文化在印度也颇有市场。这两种互相矛盾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印度的战略偏好会随着战略环境的变化作出调整。也就是说，印度的战略文化在涉及具体的战与和、外交或防务政策、拥有和使用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问题时，既会固守理想主义的战略文化这个根本，又会从现实主义出发，表现出较强的灵活性。

印度政府从未发布过明确陈述国家防务政策的官方文件抑或有关其国防战略的白皮书，但其国防安全依旧遵循着以下不成文的原则：（1）保护领土、领海、领空安全，包括陆地边界、岛屿范围、海岸线和海上贸易通道的不可侵犯；（2）在宗教、语言、种族、社会经济和谐的基础上，保证内部环境安全，反对对其统一和发展构成的任何威胁；（3）能够对邻近国家施加一定程度的影响，以增进邻国与其国家利益相向的和谐关系；（4）能够有效地对地区和国际稳定作出贡献。印度国大党于2019年发布的《印度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居于印度国家战略目标核心的是印度人民以及印度的国家性质。作为占有世界六分之一人口的大国，印度人民渴望拥有繁荣安全的未来，以便能够无所畏惧地追求梦想。这就要求国家创造一个有益的内外部环境。这个环境要能让印度在国际事务中占据应有的地位，规避全球和地区性风险，并享有和平。该报告将印度的战略目标设定为：（1）维护印度国家主权；（2）保护印度领土完整；（3）在国际事务中提升印度至应有的地位；（4）确保印度国内局势安定；（5）为公民营造公正、平等、繁荣的环境。在此基础上，该报告将印度安全战略的原则表述为：“获得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应有的地位；实现与邻国关系的安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保护我们的人民；增强我们的能力。”从这种表述看，印度的安全战略不包含侵略扩张性质的内容。考虑到后冷战时代，国大党已经多年未能执政的政治现实，其所设定的战略目标在人民党执政的形势下难免会大打折扣，但某些深入文化肌理的东西亦非一朝一夕就能从根本上改变。也就是说，依赖于政治手段解决国内外争端，依然是印度安全观的核心主题。虽然主要是由于地理原因，印度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对次大陆以外地区执行非侵略、非扩张政策，但随着印度国力的持续增强以及右翼人民党政府长期的强势执政，为达到实际主宰南亚次大陆事务之目的，其极有可能对域内国家表现出扩张型战略文化取向。印度战略文化在国防政策上的体现可以归纳为五点：一是追求大一统国家；二是将南亚次大陆视为其势力范围；三是将西北部的陆上安全作为首要关切；四是在强调发展军事力量的同时注重以外交手段达到战略目的；五是在国际事务中寻求战略自主。

三、中印战略文化的“同”与“不同”

战略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差异，决定了其社会结构、文化心理结构的区别，因此其战略文化也有所不同。这就意味着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战略文化，其基本要素“源自地理、民族文化和历史的变量”。中印都是历史悠久、由众多民族构成的亚洲文明古国，这一共性决定了两国的战略文化必然会存在“同”。

首先，中印两国都高度重视维护民族团结的大一统思想，也就是倡导、推崇、重视国家统一的思想。在中国，“大一统”思想对形成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意义重大，它使得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在其基础上凝聚成了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华民族”。从秦汉以来的历朝历代，这一思想一直都是统治者建立统一的强大王朝所遵循的根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始终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并坚定不移推进祖国完全统一，依据的也是这一思想。印度虽然在历史上很少有过统一的王朝，但消除分裂状态、建立大一统国家一直都是印度的政治精英孜孜追求的目标。在印度政治精英眼中，印度安全的主要挑战从古至今一直是如何加强并维持国内秩序。这是印度历史上诸多王朝统治者，也是印度现政府压倒一切的任务。

其次，中印两国的文化传统都主张用非战争手段处理对外事务。中华民族素以爱好和平著称于世，孔子在《论语》中提出的“和为贵”理念早已深入中华民族的骨髓，成为中华民族面对矛盾纠纷时的首要选项。1953年，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提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和为贵”思想的具体表达。印度早在阿育王时期就强调以“法胜”为基本的行为准则，甘地通过“非暴力不合作”方式带领印度实现民族独立，致使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法胜”思想在印度独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了其外交政策的走向。印度宪法规定，印度国策就是“要致力于促进国际和平与稳定；维护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遵守国际法；履行在国际组织中应尽的义务”。

再次，中印两国均奉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其渊源来自各自古老的文化。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求同存异”“类族辨物”的思维习惯。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与外国接壤最多的国家之一，因此在外交上总会寻求平衡各方利益，不与某些国家过于亲近，尤其是不能结成军事同盟，以免因结盟而树敌。今日之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结伴不结盟” 的国际交往原则，既是对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亦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传统和实践的总结与继承。印度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自我认知，视印度为潜在的世界大国。这种“大国观”决定了印度必须保持战略自主的大战略思想，其价值在早期不结盟政策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20世纪的冷战期间，印度发起“不结盟运动”并成为其领导者，有效地避免了卷入大国集团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后冷战时代，特别是最近几年，美国欲将印度作为其地缘战略的棋子，但印度仍能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比如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莫迪政府既不支持俄方诉诸战争手段，又不愿意听从美国号令公开谴责俄罗斯。这种在国际事务中寻求“中间立场”的做法，实际上就是战略自主的一种表征，可以看作“不结盟”思想的延续，有助于印度根据自身利益利用复杂的国际形势。

中印战略文化虽然存在“同”，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差异。尤其是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两国战略文化的“不同”日益凸显，其表现如下：

第一，中印两国在战略目标上的追求明显不同。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文化历来视霸权为低劣的对外战略选择和国际关系形态，认为运用军事手段维系的政治经济安排不仅代价高昂，而且难以持久，只有利益的融合和道德的感召，才能维持国家秩序的合法性和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因此，中国政府向世界庄严承诺，强大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印度文化则崇尚实力至上的观念，其《政事论》和《摩诃婆罗多》等古典文献中均不乏霸权主义思想。历史上印度一直将南亚次大陆视为其势力范围。自独立以来，印度逐渐推行地区霸权主义， 试图将南亚各国置于其控制之下，不仅吞并了锡金、控制周边小国，还出兵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肢解巴基斯坦，以达到确保其对南亚支配地位的战略目的。

第二，中印两国在战略偏好上存在差异。前文提到，中国的战略文化属于防御型，《孙子兵法·谋攻篇》中即有“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之说，可见“不战而屈人之兵”乃是中国战略文化的根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战略取向上采取积极防御政策。在历史上，中国极少借助武力主动侵犯邻国，在中国现代的大规模战争中，中国的战争行为也都表现出防御性的文化理念。反观印度，情况则有不同。虽然有学者认为印度传统文化中的战略取向更具防御型而非扩张型，但是由于现实条件的变化，既不可将当代印度的战略文化归为防御型，亦不可将其归入扩张型。也就是说，印度战略文化中既有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一面，又有崇尚武力的一面。冷战时期，印度的战略偏好强调“征服与占领”；冷战后，印度的战略偏好转向“威慑”，这充分表明印度战略文化中存在“好战”的一面。

第三，中印两国在军事上的战略实践截然相反。《道德经》倡导道法自然、以静制动、顺其自然的法则，因此中国自古以来便多采用“后发制人”的军事策略。20世纪60年代的中印自卫反击战就是运用“后发制人”策略的典型案例。相比之下，印度由于其民族心理深受长期分裂和外族入侵、特别是较长时期西方殖民统治的影响，更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表现在军事方面的战略实践就是遵循“攻势作战”“先发制人”的信条。

第四，中印两国的战略愿景迥然有别。中国传统文化素有“天下大同”的理想。中国人秉持“和而不同”“允执厥中”的中道思维，追求合作共赢愿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外交原则；反观印度，其战略愿景是实现与世界大国平起平坐的“大国梦想”。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的外交辞令和举措均出现相当大变化”，印度在积极与世界各国建立联系的同时热衷于大国外交博弈，除了在美俄之间进行战略对冲外，还在与美日等国的互动中扮演“施动者”角色，表现出“从不结盟到‘多向结盟’”的倾向。这种多向结盟虽然是印度保持“战略自主”的一种积极主动的战略姿态，既不意味着印度已经明确地选边站队，也不表明其仅寻求保持同大国等距离外交，却是其战略愿景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的具体表达。

结语

总之，中印战略文化的“同”有助于两国增进了解、建立互信、拓展合作；中印战略文化的“不同”，又会给两国在一些重要领域的合作造成困难，甚至还有可能成为两国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鉴于战略文化对国家外交决策和战略走向的重要影响，中印战略文化的“同”与“不同”都值得我国战略学界重视和研究。印度独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将中国视为其安全威胁。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面对美国对印度洋不存在霸权野心的承诺，印度更是逐渐放弃在“中印美战略三角”中的骑墙姿态，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博弈的对手，积极参与美国“印太战略”框架的构建。印度现任外交部长苏杰生在其新著中提出的印度外交的具体战略方针是：交好美国、对付中国、结交欧洲、安抚俄罗斯、调动日本、吸收邻国、拓展周边影响、扩大传统的支持者。其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战略图谋昭然若揭。这固然是“大国竞争”背景下印度战略文化受现实利益驱动所作出的调整，但其根源仍埋藏于印度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之中。也就是说，印度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的地缘政治环境共同决定了其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的必然战略走向。虽然印度和中国战略文化的“不同”有碍于两国真正相向而行，但军事冲突和“冷战”都不是符合双方利益的选项。即便在“大国竞争”的复杂背景下，中印也完全可以求同存异，基于两国战略文化的“同”因势利导、理性思考符合两国利益和维护地区和平的战略选项，在有效化解其“不同”带来的不利因素的同时，总体上维护两国关系平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