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党中央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的构想,为了集思广益,党中央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在征集意见当中,就有人提出以特赦战犯表达诚意 。到1956年1月,周总理提出,为争取“早日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可以释放十几个战犯看看。后来周总理提出逐步释放战俘,时间定于1959年,国庆10周年的时候,而这些战犯刚好满10年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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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中央决定特赦第一批战犯,这些战犯主要都是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们,在被特赦的33名战犯里面就有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邱行湘、沈醉、杨伯涛等,而其中有一位被特赦的战犯十分特殊,他是清朝末代的皇帝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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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犯们被特赦之后的工作

这些战犯被特赦之后,一个个激动不已,他们被特赦之后的第十天,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这33名战犯。

他们被改造了十年,一个个都改变很大。历经10年的改造和学习,他们已经和社会完全地脱钩了,出去之后靠什么生活呢?很多人都觉得,出去之后,这辈子只能做一些体力活养活自己了。

但是在十天之后,他们对新生活却充满期望和感激。他们被特赦的十天之后,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这33名战犯,很多战犯满怀激动的泪水。寒暄一阵之后,周总理问他们:面对新生活,你们都有什么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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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很多都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杜聿明说自己有点手艺,打算出去做一点木工活;杨伯涛,原国民党18军军长,他说自己农民出身,如今“尘归尘,土归土”,打算返璞归真,回去种地当农民;邱行湘则是有名的“大力士”,在战俘营里经常帮大家扛东西,干重活,说自己出去可以做一名搬运工…

等他们一个个都说完了自己的想法,周总理却说:你们能从自身的实际考虑生活,很好!不过,我有一个更实际的想法,你们就写自己知道的历史吧。

这些战犯都成了文史专员,主要负责揭示和澄清重要的历史事实,曾经的战犯突然变成了国家干部,他们一个个都很认真、用心地写。而且不少的战犯还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这令他们更是激动不已,感恩新中国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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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发挥的力量也是很大的,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文史资料。比如杜聿明留下了关于淮海战役很珍贵的资料;还比如国民党“军统三剑客”沈醉,他写了《我这三十年》《我所知道的戴笠》《军统内幕》,现在我们很多有关军统的资料都是沈醉当年留下的

而另外一人写的文史资料,直接把身在国外的一位“末代总统”给写回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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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总统”受“末代皇帝”的影响誓要冒死回国

1987年,有一部电影叫《末代皇帝》播出之后大受好评,而这部电影是参考《我的前半生》拍摄的,作者——溥仪

这本书是溥仪被特赦之后,做文史专员期间写的,当年的这本书影响很大,它既竟还改变了另外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前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

李宗仁在1965年回国,回国的原因很多很复杂,其中影响他回国最大的原因就是看了溥仪写的《我的前半生》这本书。他看完这本书后认为:“末代皇帝”溥仪都愿意留在新中国,那我为什么不可以回到我的祖国呢?所以经过再三考虑,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回到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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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投石问路”

1949年12月,蒋介石逃至台湾时候,李宗仁见大势已去,以去美国治病为由,飞往美国,在美国度过了十六年的流亡生活。

1958年,曾帮助李宗仁迫使蒋介石下野的程思远女儿林黛从美国回香港探亲,她向程思远吐露出李宗仁在美国住得不习惯。不久后,程思远在香港接到李宗仁的来信,说是自己收藏着一批文物,希望奉献给国家。

1959年10月,程思远来到北京,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11月程思远回去之后,将此行写信告诉了远在美国的李宗仁,特别是得知周总理对他将那些字画奉献给祖国的想法大为赞赏,也得知了战俘被特赦一事。而当李宗仁看到溥仪写的《我的前半生》这一书,毅然决定哪怕是丢掉性命也要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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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李宗收藏的文物从美国到香港,然后辗转到了北京,有关部门鉴定之后,这批文物很多都是赝品,最多值3000美元,与李宗仁所说的11万多美元相差甚远。于是决定只给他最多3万。

毛主席知道后哈哈大笑:“恩来呀,我们统战工作要讲策略。他说11万多,就给他12万!这叫投石问路嘛!”

后来这笔钱被交代让李仲容设法亲自交到李宗仁的手里,不要经过银行,不要经过外人。

李宗仁得知消息后,十分激动,连声称赞:“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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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死回国

1965年4月22日,李宗仁又再次来到纽华克城的移民局,申请去瑞士度假,这一次美国终于批准了,6月13日,李宗仁一个人离开美国到达了欧洲,7月12日,李宗仁等到了程思远和他夫人之后,下两点多从瑞士又飞香港。

7月20日,冲破层层险阻,李宗仁和他的夫人郭德洁终于从美国回到了北京。在1956年4月到1965年6月,将近十年间,他先后五次派程思远到北京见周总理,为他回归祖国作准备。

而这其中自然是凶险万分的,万一被美国当局和蒋介石知晓,那么一定会派特务追杀。而美国当局又对他看管得很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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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时代的一次握手

李宗仁到达机场之后,周总理带着各民主党派人士、全国工商联系人、无党派人士、曾参加国共和谈的代表、以及国民党起义的将领们,共111人在机场迎接李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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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周总理还特意安排了溥仪也到了机场,李宗仁下机之后,周总理特别介绍了李宗仁和溥仪见面。当“末代皇帝”和“末代总统”握手的时候,很多人感叹:这一幕恐怕也只会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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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这件事情在海内外影响很大,一个昔日的“末代皇帝”,一个是昔日的“末代总统”,新中华能让这两位旧势力的代表一起握手,坐在一起。而两个人都拥护新中国,这给了仇视新中国的势力狠狠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