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至上神”：考证发现大不相同，难怪周王从不称“帝”|“至上神|上古|周武王|周王|商周|商朝|天神|嬴政|战国|黄帝

商朝时期，商朝最高统治者生前称王、死后为帝，但到了周朝后，周朝最高统治者或称王或称“天子”，没有使用过“帝”。战国中期，秦齐两国不愿与其他“称王”的五国平起平坐，于是两国一个自称西帝、一为东帝，但很快又取消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开始在称呼中正式使用“帝”。

问题在于，无论生或死，姬周最高统治者为何从不称“帝”，而是称为“天子”？其实，根本原因在于周人至高神不同于商人，商周属于两种文化体系，我们现在常说的“天帝”，属于商周文化融合的结果，但在商周早期并不能混用。

史前考古表明，上古中国存在六大文化区系，不同文化区系的宗教信仰不同，至上神自然也不同。商周属于不同文化系统，其至上神自然不同。

首先，商人崇帝

殷墟甲骨文中，没有找到表示“天命”的词汇，所有的“天”字也不表示天神，商人的至高神是“帝”，学者董作宾指出“总观殷代人对于宗教信仰，以为帝是至高无上的神”。因此，商朝至上神非常清晰，就是我们熟知的“帝”。

关于“帝”之来源，有学者考证认为是星象的形象，还有认为是祭台的象形，有学者认为是一种祭祀方式，总之如今还没有定论。

其次，周人崇天

周易中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康诰“天乃大命文王”、诗经大明“有命自天，命此文王”等，无不表明周人信仰的是“天”，至上神是“天神”。王朝更迭时，新王朝承接的是“天命”，比如商革夏命、周革商命，后世王朝也以“天命”来解释政权合法性。

其中，学者邹衡在《论先周文化》中指出《天姬自作壶》“可以证明天族是姬姓”，国语中也有“我姬氏出自天鼋”的记载。也就是说，周人崇天，与黄帝（“天鼋”应为“轩辕”的通假，另“黄帝”之名应为后起）是同一族群，或者说姬周是黄帝族群中的一个分支。

因此，商人崇帝、周人崇天，属于两种神系。

学者柴克东在《“神话即古史” ——以“刑天”“夏耕”为中心的夏史求证》中考证指出：“天神和帝是同时并行的源自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至上神。天神崇拜主要分布于西部地区，夏文化、先周文化及其相邻的文化均有此信仰。帝崇拜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先商文化是持有此信仰的主要族群。”

可见，周人崇夏，甚至自称“有夏”，是有其文化渊源的。

问题在于：商周至上神的本质是不是相同，或者说只是同一内涵的表述不同，即相同的本质，只是商人表述为“帝”、周人表述为“天”？

首先，殷墟甲骨文中没有天命表述，也没有祭天记载，其中的“天”也不代表天神，但在周人的周原甲骨文中，却有“□告于天（明显是指天神），甶亡咎”的表述。

其次，商朝具有神性的文字，往往都有“辛字头”，比如甲骨文中商、龙、帝等，但“天”却很平常，像正面站着的“人”形，突出头部，以示人之顶颠，没有什么神性可言。

第三，学者蒋立甫在《 <诗经> 中“天”“帝”名义述考》中统计，诗经中含“天”字诗句165个，共有166个“天”字，但“帝”字43 个，其中称“上帝”24处，并指出“不能不承认其间（天与帝）存在着差异”。

笔者发现，诗经中含“帝”诗篇，往往要么是商末作品，要么是西周中后期作品，比如大雅生民是商末周人作品，讲述周人起源的诗篇，其中使用的“帝”应是受商朝文化影响，后期含帝诗篇应是商周文化融合的结果，且更多的似乎是东部诸侯国使用“帝”。

第四，山海经中，“天”与“帝”既非一体，亦不和谐，而是处于敌对关系，上述学者柴克东就指出“《山海经》的作者对于天和帝之间的敌对关系有着清晰的认识，二者之间不存在派生关系”。

所谓山海经，虽然成书于战国年代，但考证其书，实质是上古事迹在民间的流传，包括五帝夏商周某些历史，后人将之整理成书，因此其中“天”与“帝”对立也能反映了一些真实历史。

因此，天与帝的内涵，在某些方面或有一些重叠，但总体而言是不同的。

至于为何周人文献中有“帝”、“上帝”之说，原因应该在于周人要安抚拉拢商人遗民、稳定东部统治，后来逐渐就将天与帝文化融合。周朝分封时，经常可以看到使用“因其俗”这个词，孔子也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就是周朝继承了部分商礼，包容了商朝文化习俗，由此继承吸收了帝文化，所以西周中晚期的诗经作品上就出现了一些“帝”或“上帝”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