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纬国晚年回忆抗战时期在重庆的蒋介石，非常苦闷，经常在浴室洗澡时候长时间的大叫，有时候叫“天”；有时候喊“妈”。可以想象当时他的孤单和无助的感觉。
01 淞沪战败，南京沦陷，国民党高层多数主和
自1937年８月13日开始的淞沪抗战，中国政府调集80万军队血战３月，终以敌强我弱，被迫撤退，日军乘胜进攻南京。
淞沪会战前线
12月13日，占领南京，首都沦陷。蒋介石立即通电声称中国军队撤退，“绝不致影响我政府始终一贯抵抗日本侵略原定之国策，其惟一意义，实只有更加强全国一致继续抗战之决心。”
11 月5 日，在中日之间负责调停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将日方提出的新议和七项条件转达给蒋介石。即:（一）内蒙自治；（二）在华北建立非军事区，成立新的亲日政权；（三）扩大上海的非军事区；（四）停止抗日；（五）共同反共；（六）降低日货关税；（七）尊重在华外侨权利。
陶德曼（中）
日本提出的条件对国民党内高层的一部分悲观主义者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一时间主和之声甚嚣尘上。12 月2 日下午, 蒋介石在南京邀集高级将领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钱大钧等讨论日本所提条件，诸将认为日方所提之七条并不苛刻，当可讨论。
在日方提出的七项条件中，不仅没有要求中国承认伪满洲国的问题，而且没有提到战争赔款的问题。但为蒋介石所婉拒。此时蒋对正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国会议抱有幻想。
１２月１５日，蒋介石召集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结果是： “主和主战，意见杂出，而主和者尤多。”汪精卫本来对抗战就信心不足，次日他向蒋介石提出，“想以第三者出而组织掩护”。显然，汪企图抛弃抗战国策，在国民政府之外另树一帜。孔祥熙这时也从“倾向和议”发展为“主和至力”。
１２月１８日，蒋介石日记云：“近日各方人士与重要同志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
1２月２７日，蒋介石召集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讨论，主和意见仍占多数，于右任等甚至当面批评蒋介石“优柔而非英明”。会上，蒋介石坚持拒和方针。蒋介石认为，与日本议和，外战可停，而内战必起，国家定将出现大乱局面。其日记称：“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
应该承认，南京沦陷，中国抗战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但却是蒋介石的抗战精神表现得最坚决的时期。
11月20日，蒋介石发布迁都重庆命令，宣示进行持久抗战。日记云：“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蒋介石明白，中国军队大败之际谈和，只能是屈辱的“城下之盟”。由于蒋介石的清醒与坚持，中国抗战度过了第一个艰危时刻。
02 广州和武汉沦陷，汪精卫投敌，投降势力暗流涌动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迅速控制邻近地区。自此，中国南方自海外获得物资的补给线被切断。27日，在东、南、北三个方向被包围的情况下，中国军队撤离武汉，南京沦陷之后形成的中国行政、军事中枢被迫再次转移。
武汉会战期间，汪精卫虽被选为国民党副总裁，但其求和、妥协之心依然如故。在他看来, “日本是东亚的一个强国, 经济军事文化著著先进”，中国虽是“东亚一个地大人众历史深长的国家”，但却“事事落后”，“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 胜负之数不问可知。”
武汉失守之后，汪精卫对抗战更加没有信心，认为“中国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 “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他派亲信与日本代表在上海密谈，决定联合云南、四川、广东、广西四省反蒋势力，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新政府”。
中日两国国力、军力悬殊太大，对此蒋介石有清醒的认识。他之所以力主抗战，其原因之一在于他对国际形势变化和国际援助存有期待。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曾指望将中日战争国际化，“在外则望英美联合，激起国际干涉”，他甚至企望“与英、法、俄进行共同作战之计划”。
为此，他在撤出武汉后，迅速召见英国大使卡尔，要求英国切实援助中国，并和美国一起在“远东采取联合行动”，但是，任凭蒋介石说得口干舌燥，卡尔或推托，或仅表示“彼个人对华尚有深切之同情”。
国际援助无望，加强了主和派与日本妥协的决心。12月，汪精卫两次在重庆与蒋介石辩论。汪力主“和平”，而蒋介石则力言： “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汪精卫见说服蒋介石无望，于是自重庆出逃，经越南河内，转赴香港，与日本谋和。
日本原来态度顽硬。1938年1月16日，近卫首相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骄横狂妄地宣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11月3日，近卫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放软调子，声称“国民政府果能放弃过去之指导政策”，则日本“当亦不予拒绝”。12月22日，近卫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以甜蜜的语言提出“互相善邻友好”等“三原则”，企图诱引抗战中的动摇分子。汪精卫立即发表《艳电》，拥护近卫声明。
日本侵华罪魁祸首—近卫文麿
汪精卫出逃河内路经昆明时，曾与云南省主席龙云两次长谈，此后，龙云一面敷衍重庆国民政府，一面暗通日汪，联络西南反蒋势力，待机投降，山西阎锡山也产生动摇，秘密接触日军，此时的重庆国民政府面临着外有强敌，内有忧患，投降暗流涌动的艰危局面。
03 豫湘桂大溃败，日军进占贵州独山，美军建议迁都昆明
1944年4月，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日军先后侵占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140多个城市和6000余万人口的大片国土；损失了厂矿总数的三分之一；丢掉了年产粮1.2亿石的重要粮区；中国官兵伤亡50万人，丧失空军基地7个，机场36个；日军打通了南北大陆交通线，并将国民党统治区东西分割开来。
蒋介石在战役后悲哀地说：“1944年对中国来说是在长期战争中最坏的一年”，“我今年58岁了，自省我平生受到的耻辱，以今年为最大”。
其间，最为艰危的是11月间的桂柳会战。日军攻入抗日大后方的广西，占领南宁。12月２日，进一步攻克贵州南部战略基地独山，重庆因之震动。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军将领魏德迈向蒋介石提议，如贵阳失守，准备迁都昆明。
当时，中国军队的精锐主要是缅北的远征军，他已征得美英联合参谋团同意，拟从中抽调两师归国增援，不过，由于天气不良，空运困难，英军统帅蒙巴顿又提出抗议，使得蒋介石的这一计划无法实现。他在日记中慨叹：“情势至此，前途等于绝望，苦痛悲惨，未有如此之甚者。”
蒋介石计划如日军继续进攻，则放弃贵阳，固守乌江，等待来自东、北、西三方面的主力部队集中，再图反攻，其日记称：“若至最后绝望之时，乃坚守重庆，决与此城共存亡。”
豫湘桂战役中的日军
在重庆的各国使馆可不像蒋介石那样镇定。驻渝美国使馆计划下令撤退在渝侨民，蒋介石立即命宋子文与美国驻重庆使馆交涉，撤销此举。继美国使馆之后，英国驻重庆使馆也准备下令撤侨，苏联使馆则准备与英国使馆一致行动。
这使蒋介石更为痛心，日记云：“呜呼！所谓盟邦，所谓友军者，其推波助澜，不惟对我失败与困迫之时不稍加协助，凡不急要之举于彼无害者，而亦不愿疑为顾及，任令我民心更为动摇，社会更现恐慌也。”他立即命人和英、苏两使馆联系，中国政府负责保证其安全，两国使馆表示暂不撤退。
豫湘桂战役中，日军远离后方深入中国西南腹地，消耗过度，至进入贵州，已成强弩之末。独山沦陷后，中国军队迅速反击，日军决定后撤。12月８日，中国军队收复独山，13日，克复广西南丹。14日，双方在广西车河一线对峙，战局遂趋于稳定。
日军侵占贵州独山意味着已经攻入中国抗战的大后方，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罗斯福报告，如果日军继续西进，中国必然垮。12月9日，蒋介石在中写道：“八年以来抗战艰危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然而自信心如常，毫不觉有危险。即使敌寇深入贵阳，自信可从此转败为胜，亦不受中外逼迫形势恐慌之影响。”
结 语
罗斯福曾在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对自己小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欧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参考资料
杨天石《中国抗战的三个艰危时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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