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误己误国论早已有之。“东林党”指明末历经神宗万历、熹宗天启和思宗崇祯三朝的江南士大夫官僚政治集团，起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 高攀龙 钱一本等讲学于“东林书院”（原名“龟山书院”由杨时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 1111年）。

东林党 没有具体章程和严密组织，其政治主张是：

1/ 要求改变宦官专权乱政的局面，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

2/ 反对皇帝派矿监税使到各地横征暴敛，主张既重视农业也重视工商业，要求惠商恤民、减轻赋税、垦荒屯田、兴修水利；

3/ 反对科举舞弊，主张取士不分等级贵贱，按才录用；

4/ 加强在辽东的军事力量，积极防御满洲进攻。

东林书院和古代书院一样，讲学和研究内容也是儒家经史，但不论在内容、形式和方法上都针对性实用性较强，强调从实际出发，讲实学，办实事，有实用，求实益。这一点在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领袖言行中，都有比较清楚的反映。 其代表系杨涟为首的“东林六君子”。

由于东林党人开放言路指责朝政，触动了熹宗时专权的大太监魏忠贤阉党团伙，魏忠贤令开馆纂修《三朝要典》，造编《东林点将录》等文件上报朝廷，天启五年（1625年），明熹宗下诏烧毁全国书院。次年，东林书院被拆毁。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均遭杀害。

杨涟被害后，魏忠贤令毁灭罪证，下令仔细搜查杨涟随身之物；一牢头在搜检杨涟的枕头时发现了杨涟血书，在仔细阅读后，被杨涟的浩然正气所感动，于是冒着生命危险将血书保留下来，直到魏忠贤等被诛灭才将其公诸于世。

杨涟血书全文：

涟今死杖下矣！痴心报主，愚直仇人；久拼七尺，不复挂念。不为张俭逃亡，亦不为杨震仰药，欲以性命归之朝廷，不图妻子一环泣耳。

打问之时，枉处赃私，杀人献媚，五日一比，限限严旨。家倾路远，交绝途穷，身非铁石，有命而已。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

惟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以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

涟即身无完骨，尸供蛆蚁，原所甘心。但愿国家强固，圣德刚明，海内长享太平之福。此痴愚念头，至死不改。

首先，明朝的崩溃，是多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单单把责任归结到东林身上，则未免太过草率。明之败亡，或与东林有关，然主要责任绝不在东林。

对于明朝灭亡的原因，不是这里探讨的重点。以简概括之，总体格局上，是全球环境下的小冰河时期与全球经济下的东方白银资本的过度积累与整体性经济危机。而具体言之，在环境、气候、全球经济等要素的影响下，从内部掀起了以李自成等为代表的明末农民大起义，从外部则是满人对中原的长期觊觎。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明朝趋于腐朽的体制与濒临破产的财政，根本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且由于皇帝与大臣的诸多人事的原因，明朝在面对危机时不仅没有设法解决问题，反倒是激化了多方面的矛盾，最终使明清易代成为不可逆的历史事实。

明非亡于东林，但对东林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却需要客观的评价。首先，需对东林作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位。在我看来，东林本身即是许多矛盾的体现。首先，东林早期与晚期的发展情况与内容大有不同，其所作所为不可一概而论；其次，东林内部亦呈现出理想化和现实的利益化的区别。

早有如杨涟、左光斗等士大夫的不屈抗争，后也有如李自成入京后一大批卑躬屈膝的如陈演、魏藻德之流，如果都将其混为一谈，未免太不可取。

东林党一共做了哪些事情呢？又何以须对明朝的灭亡负责。其清议朝政，与阉党进行不屈的斗争，表现出了不畏权势、正义凛然的精神。

东林自始至终都深陷党争，给政治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破坏，这的确是必须承认的事实，但这并不代表其热衷于党争。事实上，东林党对党争的危害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是对其深恶痛绝的。

顾宪成即指出，“结党”而“尽用之于相争相竞，而不用于相补相救也。”他对党争起源与危害也有清醒认识，“大都起于意见之歧，而成于意气之激耳。”“窃见长安议论喧嚣，门户角立，甲以乙为邪，乙以甲为邪，甲以乙为党，仪亦以甲为党，异矣；始以君子攻小人，继以君子附小人，终以君子攻君子，异矣。长此不已，其酿毒有不可胜言者矣。”

东林党重要人物邹元标在被复用以后，就立刻呼吁停止党争，指出当时急务在“朝臣和衷”，“倘复党同伐异，在国则不忠，在家则不孝。”

东林何以拒斥党争而又深陷党争，便在于其壁垒森严，传统儒家的君子小人观念根深蒂固，将一切与其不同的政见皆斥为异端，乃至许多正直的中间人士都被逼入反对东林党的派系，而东林党人又往往自恃清高，使其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

1627年（天启七年），崇祯帝即位，魏忠贤被贬自杀，阉党成员被革职下狱处死， 崇祯二年（1629年），崇祯下令为遭到迫害的东林党人恢复名誉，修复东林书院。

明朝的东林党是工商士绅的代表，他们有一个观点为后世所熟知，常常被人提起，甚至老百姓也欢呼鼓舞，认为他们说的对，这个观点就是“藏富于民”。

古代中国一般都以农业税为主，为了保证一定的财政收入，有些行业实行专营，其他的私人商业税极少，甚至没有，没有的原因，也并不是皇恩浩荡，而是没有形成资本集团，都是小打小闹的个体户，因为征收成本高，故睁一眼闭一眼了。

到了明朝中后期，工商业开始发达，手工业制作的陶瓷、丝绸、铁器等产品的品质大大提高，并且在工艺上有了重大突破，如铜炼钢法、磁器制作工艺、纺织机械等，当时的国际贸易和海运业也得到了发展。

说到海运业，有人要质疑了，明朝有什么海上国家贸易，不一直是搞禁海么，搞闭关锁国么，被后来的文化人斥之为“小农皇帝的局限性”，这种说法是要存疑的，因为当时全世界贸易，大量的白银流入到中国，这怎么可能叫闭关锁国呢？

你要仔细地琢磨一下，禁海是有针对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