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秋瑾和鲁迅，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并不陌生。
他们一个投身革命慷慨赴义，一个为了中国人觉醒弃医从文，都是伟大的革命先贤。
但不为人知的是1905年，两人都在日本留学期间，秋瑾曾拔刀插在讲台上，并当即丢下一句狠话便乘船归国。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生在官宦人家的革命者
1875年，秋瑾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官宦人家，其祖上世代为官，父亲更是贵为一州知州。
家庭富裕让秋瑾锦衣玉食的长大，并且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对秋瑾来说，她的童年是幸福的。
幼时秋瑾没有学于封建帝制下的女德女训，好诗文文史，喜欢骑马射箭。可以说，秋瑾从小的兴趣爱好便是和传统的大家闺秀不一样，能文能武。
她年少时常常以花木兰、秦良玉等民族英雄和女中豪杰自喻，自小的志向就是在做个伟大的女性，而不是男人的附属品。
1896年，秋瑾和自己的丈夫王廷钧结婚，婚后夫妻相敬如宾，很快就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当了母亲的秋瑾也有过感慨，感叹闺中生活的无聊，可依旧做好了一个好妻子、好母亲。
后随着王廷均调京为官，秋瑾也跟着丈夫来到北京定居。
初入北京的秋瑾仿佛一下子打开了眼界，彼时的北京城已经受到了洋务运动的洗礼，整个城市充斥着外来文化，他们夫妻二人甚至专门请了老师在家学习外语。
直到1904年，经历八国联军侵华的秋瑾看到了百姓所受的苦难，她开始寄希望于出国求学找到强国之路。
而刚刚经历明治维新，能和世界列强掰手腕的亚洲国家日本，无疑是最好的借鉴和学习例子，因此她不顾丈夫的反对，自费东渡日本留学。
时至乱世，大批能人志士出国求学，以求救国之道。秋瑾虽为一介女流却巾帼不让须眉，在日留学期间，一心渴望民主自由的她从未懈怠。
那时秋瑾积极参入日本的革命活动，打破身上的封建桎梏，反抗清廷推翻帝制，并且主张女性地位的独立。
她在日本认识了许多留学中的仁人志士，其中就有如周树人（鲁迅）、陶成章、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并在后来加入了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
即使家境殷实，自己作为封建帝制的既得利者，秋瑾依旧坚定自己的革命之心。
二、秋瑾和鲁迅的矛盾
1905年的清政府，不仅列强虎视眈眈，民众也不愿自己的国家再受列强欺负，纷纷举起革命的大旗。
为了维持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清政府不断打压国内外的革命势力。
因此，在外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并且深受民主自由国家气息熏陶的留学生群体，更是成了清政府着重关注的对象。
为了防止在日学生“打着留学之名，行革命之实”，在清政府的要求下，日本当局出台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
旨在约束在日留学生的行为规范，杜绝学生混文凭，趁机闹革命。
由于日本官方的翻译问题，以及一些报社的大肆报道，此规程被称之为“取缔条约”。
而在日俄战争中，中国遭受的民族耻辱以及日常生活中留学生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随着“取缔条约”的颁布，积压在学生中的反日情绪瞬间爆发。
其中秋瑾为代表的人，认为日本此举是联合清政府打压留学生的革命热情，是日本政府和清政府狼狈为奸。
他们主张罢课并且退学归国，称之为“激进派”。
而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方认为不该如此激进，一是革命力量需要保存，在日留学生的革命火种需要延续，革命党人回国将会受到清政府的迫害。
二是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既然外出是为了求学，继续完成学业才是革命的长久之道。
为此，两派学生争论不休，甚至大打出手。
同年12月8日，学生陈天华（华兴会创始人之一，同盟会创始人之一）因反对《取缔规则》，写下《绝命书》，愤然跳海自杀。
陈天华的自杀让本就情绪激动的激进派更加激愤。
在其追悼会上，秋瑾面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众“维持派”人员十分愤怒，拔出随身短刀，掷立于案，怒声道：
“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者），吃我一刀！”
说完后便乘船归国。
三、秋瑾就义
秋瑾回国后第一时间投入革命建设之中，创办公学，并留在女校任教。
任教期间，秋瑾不仅宣传女权的主义，还在为革命积蓄力量，她积极吸纳诸多能人志士加入同盟会，其中就有在学校中主持教务的徐自华及学生徐双韵等。
1906年，为创办《中国女报》秋瑾回到婆家募捐经费，在募捐到大量经费后，和家人断绝关系。
清政府混乱不堪，对待革命势力百般打压，若是事情败露，后果不堪设想。秋瑾自走上革命道路开始，就做好了为革命赴死的决心。
也只有和早早和家人断绝关系，她才能保证自己的所为不会让家人受到牵连。
1907年1月14日，《中国女报》创刊，开始为女性发声。秋瑾任主编及发行人，提倡女权，宣传革命。
《中国女报》主张中国社会应开通风气，让女性独立自主，提倡女学。
这本报纸的问世，让更多的“大家闺秀”认识到女性力量的重要性，逐渐参与到中国女性的解放斗争中，对中国女性的觉醒有着重大的意义。
那时的秋瑾一边督办报纸，一边准备起义事宜，她起草檄文、告示商议从金华开始起义，州州响应，诱敌出击然后直击杭州，意图摧毁清政府对皖、浙两地的控制。
遗憾的是安庆起义失败，起义事件被泄密，秋瑾也于大通学堂不幸被清兵所捕。
当时清政府在杭州派出的300名新军赶往绍兴捉拿秋瑾时，她第一时间就得到了消息，也有足够的时间离开，但秋瑾并并未选择撤离。
她先是从容不迫的转移枪支弹药和各类文件，命令学生分散撤离隐蔽，随后将自己嫂子资助的银元都分给了学生。
一切安排好后，秋瑾坐在大通学堂的大堂内，安然等待着自己的结局。
1907年7月15日，面对清兵的迫害，秋瑾只字未吐，只留下一句“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遗言后便从容就义，年仅32岁。
所谓“舍生而取义者也”，这句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崇高品质，正是秋瑾的意志。
在秋瑾之前，谭嗣同面对死亡时曾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在秋瑾之后，林觉民面对清政府大臣的招安在狱中说：“只要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国家安强，则死也瞑目”
秋瑾身上的意志，不仅仅是她自己的意志。纵观中国历史，无数能人志士在他们那个时代，为了心中道义，坦然赴死。
纵观秋瑾的一生，从官宦人家的大户小姐到革命烈士，身份转变之快，革命意志之坚定，无不让人感慨。
从东渡日本求学开始，秋瑾的所作所为从未考虑过自身，一切的行为都是为了革命。
秋瑾的就义，像是春夜中骤响的惊雷，闪电划破黑暗的夜空给人们带来光明，雷声震醒熟睡的世人。
秋瑾的意志，不仅感染了革命党人，甚至抓捕她的县令李钟岳都深受感染。
抓捕秋瑾的李钟岳在整个抓捕过程中都消极怠工，甚至行动过程中故意弄出噪音，就是为了让秋瑾察觉到有时间逃跑。
在搜查秋瑾的住处过程中，李钟岳刻意绕开了秋瑾平时居住的房间，也正是这一举动，让秋瑾的家人幸免于难。
秋瑾被捕后，李钟岳亲自审问并未为难，甚至想帮秋瑾写下申辩之词，让她活下去。
手下人称，李县令在审问秋瑾的过程中，整个房间十分安静，仿佛老友闲谈。
秋瑾就义后，李钟岳辞官回到老家，在老家整日以泪洗面，嘴里念叨着“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没过多久，在家人不留意的情况下，这位心有愧疚的老县令在房中悬梁自缢。
四、君子和而不同
其实秋瑾和鲁迅二人亦是很好的朋友，在鲁迅的一些访谈中就能看出，他对秋瑾是十分欣赏的。
他说秋瑾是个很好的人，脾气直爽，说话也不拐弯抹角，能干还很爱唱歌，酒量很好，所有朋友间少见有不喜欢秋瑾的。
可见鲁迅对秋瑾的品格气质和行为是十分肯定的，若非如此，“深通世故而又偏不世故”的鲁迅不会说这么多恭维的话。
秋瑾去世两年后，鲁迅也从日本归来，在绍兴一所学校做教员，曾多次去秋瑾坟前凭吊，怀念这位特别的同窗。
即使后面出现一些矛盾，但在秋瑾就义12年后，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短篇小说《药》一文，以文中为革命牺牲的“夏瑜”颂扬和缅怀秋瑾。
并且在后续的访谈中，称其为女侠，无疑是对秋瑾的所作所为给予了高度肯定。
经历“取缔规则”回国后的秋瑾，也逐渐理解鲁迅等人认为在日本继续求学的想法。
她曾写信给日本同志，称不管当时是选择愤然归国还是忍辱在日本继续求学，虽然方式不同，但是爱国的精神相同，没有孰高孰低。
对于革命来说，秋瑾所作的一切固然重要，可向鲁迅这样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同样重要。
她和鲁迅，一个弃医从文，以笔为刀将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的糟粕一点点剥开，只为了在清政府统治下麻木不仁的国人能觉醒。
另一个敢为人先，事事以革命为主旨，主张中国妇女的解放和自由，并且敢直面清政府的獠牙，死而后已。
也因为秋瑾的大义，让中国革命人见识到了女性的力量，越来越多的女性崛起，加入了革命的队伍中。
面对乱世，有人愿意做暗室的兰花，慢慢散发自己的芬芳，就像鲁迅，水磨工夫一样让人们醒过来。
也有人愿意做星台，短暂一生，光彩炽烈，壮美无与伦俦，正如秋瑾。
就像秋瑾所说，虽然鲁迅和秋瑾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是方向是相同的，都是为了中国民主的伟大革命目标。
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伟大的道路纵使再不相同，却不会背道而驰，目标一致就是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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