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笔记珍本丛刊·第二辑》前言

文 | 陈红彦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

國家圖書館作爲國家總書庫、藏有古籍特藏約二百九十八萬餘册件，由甲骨、金石拓片、敦煌遺書、善本、普通古籍、名家手稿、革命文獻、古舊輿圖、少數民族文字古籍、西域文獻、老照片、年畫、外文善本等門類共同組成。這些珍貴的典籍一方面承襲南宋以來皇家珍藏，與南宋緝熙殿、元翰林國史院、明文淵閣、清翰林院及内閣大庫等一脉相承，又有新中國成立後中央政府向國家圖書館的多次調撥，成爲國家圖書館藏珍貴典籍的基礎；另一方面來自歷代藏家畢生積聚的慷慨捐讓，如瞿氏鐵琴銅劍樓、傅氏雙鑒樓、潘氏寶禮堂、周叔弢自莊嚴堪、常熟翁氏、涵芬樓等明清以來纍世寶藏，著名的公私藏書如百川歸海，陸續入藏國家圖書館，形成國家圖書館珍貴典籍的豐富多彩；再一方面是國圖人不遺餘力的積極搜求和多方面的努力，形成了今天國家圖書館典籍的洋洋大觀。這些負載着中華文明、凝聚着民族智慧、記録着中外文化歷史交融的典籍，積聚在中國國家總書庫，以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的形象，訴説着一個個動人的故事，印證着文化作爲人類共同語言的生生不息。走過一百一十二年歷史，得益於代代館員的極力搜求、社會賢達的慷慨捐讓，特别是政府機構的支持，國家圖書館成爲世界上藏中國古籍善本數量最多、品質最佳的收藏單位。

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近年來合力推出專題文獻出版項目，將館藏珍貴古籍善本以影印或整理的方式公之於衆，方便學者研究的同時也推廣閲讀，致力於讓典籍裏的故事活起來，讓傳承文明、服務社會的服務理念真正得以貫徹。

本次選題爲《清代筆記珍本叢刊》，擷取館藏中尚未出版過的清代筆記二百一十九種，分爲第一、二輯影印出版，旨在服務學界，普惠愛好者。

“筆記”一詞出自南梁劉勰《文心雕龍》卷九：“路粹、楊修，頗懷筆記之功，丁儀、邯鄲亦含論述之美，有足算焉。”《三國志》裴松之注等描述，這裏的筆記應爲奏議詔策之屬。《隋書·經籍志·雜家類》中著録了被後世稱爲筆記的書，如《博物志》《論衡》《金樓子》等。宋代的宋祁將前代泛稱“筆記”作爲自己書的書名，其後明清時期便常常有用“筆記”做書名的作品，如《蘆浦筆記》《北軒筆記》《學易堂筆記》等。“筆記”主要是以隨筆的方式記述史事，内容龐雜，體例隨意。有學者據此總結筆記應有四層含義：一、筆記是個人情志的表露和記録；二、筆記本身内容涉及廣泛，雖有諸多不足，但對經國教化也有極大幫助；三、筆記不拘形式，而又以精煉爲要；四、筆記的語言雅俗共賞。

流傳至今的筆記作者往往爲在任、歷任的官員或學識淵博的大儒，他們親歷、親見的重要事件多，其參與程度或關心程度高於一般百姓。此類文獻具有記述詳盡、可讀性强的特點，作者在描述事件時會加入自己的觀點，以當事人的視角分析時事，可補正史之缺，又爲今天研究者提供重要參考。

此次，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和國家圖書館古籍館一起從館藏目録中遴選出的清人筆記具有稿鈔本多、迭經名家遞藏、名家作品多的特點。如《蘅華館雜稿》不分卷，清王韜撰，稿本。

王韜（1828—1897），原名王利賓，又名王瀚，流亡後改名爲王韜，江蘇吴縣甪直鎮人。甪直鎮在清代雍正初年曾由元和、昆山、新陽三縣分治，故王韜多稱自己“南武人”“新陽人”，南武即是昆山别稱。甫里是甪直的古名，王韜亦稱自己爲“甫里邨民”。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王韜以新陽縣第一名成績考中秀才，此後三年接連不第，僅以設館教書爲業。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甪直一帶因發洪水，加之父親去世，王韜頓陷困頓，此時上海的英國傳教士麥都斯邀請他到墨海書館參與編校譯書的工作，遂之滬。他因此廣泛地接觸了西方的科技文化和思想，并向當時的國人介紹西方科學文化，長達十三年之久。清同治元年（1862）王韜因太平天國運動投奔麥都斯的好友——香港英華書院院長、漢學家理雅各，并翻譯了《尚書》《竹書紀年》等古籍。同治六年（1867），理雅各返回蘇格蘭，後邀請王韜去歐洲游歷。王韜藉此機會乘輪船從香港出發，取道新加坡、錫蘭、檳榔嶼、亞丁、開羅、出地中海，經墨西哥、抵達法國馬賽。他在巴黎游覽了盧浮宫，拜訪了索邦大學的漢學家儒蓮。後又去倫敦，參觀了大英博物館、聖保羅大教堂等，牛津大學還特地邀請王韜進行了漢語演講。這是第一位登上牛津大學講壇的中國人。同治十三年（1874），他在香港創辦了我國第一家以政論爲主的民辦報紙《循環日報》。王韜一生積極傳播西方科學文化，被譽爲“中國出洋看世界第一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第一人”。王韜的思想對於洋務運動、維新變法和立憲運動，都産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王韜的著作多以游記、漫録、雜稿爲主，真實記録了中國人早期睁眼看世界時的情况，他多與各國傳教士、清末政要交往，其日記、雜稿具有較高的史學價值、文學價值及社會學價值。《蘅華館雜稿》即爲王韜生平雜著的合集，其在法國、日本的游歷、見聞最爲罕見。

又如《道光時夷務雜鈔》不分卷，清翁心存輯，稿本。

翁心存（1791—1862），字二銘，號邃庵，江蘇常熟人。自幼聰穎好學，才華横溢，七歲能屬文，知州唐仲冕見而奇之，將其收入門下，親自授學。清道光二年（1822）中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大考擢中允，督廣東學政，任滿入直上書房，尋督江西學政，遷大理寺少卿，督貴州學政。此後歷任户部、工部、兵部、吏部、刑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體仁閣大學士等職。清同治元年（1862）入直弘德殿，携祁寯藻等授穆宗讀。是年冬病逝，賜謚“文端”。著有《知止齋詩集》《知止齋日記》等。翁心存是翁氏藏書的始祖。他精於版本、校勘等，道光間曾收購“稽瑞樓”藏書四萬餘册，奠定了翁氏藏書樓“知止齋”的基礎。翁心存有三子，翁同書、翁同爵、翁同龢。翁心存逝後，翁氏藏書多傳於長子翁同書，翁同書逝後將全部藏書傳給了翁同龢。一九四九年後，翁氏藏書大部分由翁氏後人翁之熹捐獻給了北京圖書館。

此本鈔録自道光二十年（1840）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的上諭、奏摺、硃批、信件、告示、軍報等約一百四十餘則，主要是第一次鴉片戰争期間各類事件的相關資料，包括兩廣總督林則徐、奕山，浙江巡撫劉韵珂，廣東巡撫怡良，山東巡撫托渾布，欽差大臣琦善等大臣的奏摺，英國公使來文，英軍俘虜供詞，廣州、福州等五口與英通商章程等。事涉廣州禁烟、虎門海戰、定海失守、撫恤難民、和戰之争、中英談判等鴉片戰争中的各種重大事件。這些資料不但對當時情形有詳盡説明，從中亦可見各方立場，頗有文獻價值。其中浙江巡撫劉韵珂著名的《十可慮》，從實事求是的角度誠懇地分析了鴉片戰争的進程，至今仍受到學者的關注。

再如《覃溪雜鈔》不分卷，清翁方綱輯，稿本。

翁方綱（1733—1818），字正三，號忠叙，又號覃溪、蘇齋等，順天府直隸大興人。清文學家、經學家、金石學家、四庫館臣。善書法、能詩文，精研經術，尤精金石之學。清乾隆十七年（1752）進士，授編修。乾隆三十八年（1773）充任《四庫全書》館纂修官。歷督廣東、江西、山東學政，官至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鴻臚寺卿。著有《兩漢金石記》《漢石經殘字考》《粤東金石略》《通志堂經解目録》《石洲詩話》等。

是書爲翁方綱手稿輯存，分爲四部分：

一爲修撰《四庫全書》而辦理的内府本提書單。提書單或爲翁氏據清廷藏書目録所擬，或爲内府下發至翰林院辦理四庫全書處，翁氏爲做校訂、提要準備而鈔摘。天頭處標示提書地，有御書房、南書房、懋勤殿、養心殿、清漪園、静明園、暢春園、齋宫、古董房、瀛臺、書舫齋、圓明園、天禄琳瑯、續天禄琳瑯、景陽宫、摛藻堂、五所前庫、御書房撤下書籍等。二爲史部訪書擬目。三爲備試詩題。四據内容分析，是對《明史》《清太宗文皇帝實録》或清宫滿文老檔的摘鈔。曾爲何紹基東洲草堂所藏，并傳至第五代後人何詒愷處，後散出。

再如《雜著》一卷，清梁顯祖撰，清刻本。

梁顯祖，生卒年不詳，主要生活於清初之時，遼寧義縣人。《［民國］義縣志》載其傳記，稱“自幼力學，爲文敏瞻”，考授翰林院筆帖式，先後任内弘文院辦事中書、内秘書院撰文中書、都察院都事、刑部員外郎。《［民國］義縣志》記載作者所著之書曰：“《群言瀝液》八卷，所以醒世也；《教家編》二卷，所以誨子孫也；著有《静中吟》一卷，所以闡性命也；《雜著》一卷，所以破積習也；《學辨》一卷，所以正學述也；《述懷詩》一卷，所以叙生平也。”

本書前有桐川授業夏澍序，言：“是集所著，皆本躬行實踐中來，非徒逞懸河之舌而已也。抑先生是集刻於甲戌之秋，嗣後數加芟改，益底於精，其刊本之行於世者，前後互异，讀者細校知之。”全書共有二十二篇，包括《鬼神説》《生死説》《數説》《命説》等，每篇後面有馬怡齋、胡原仲、鄭魚門、王復旦、馬雍時等人評語。著者服膺程朱理學，所論多不出其右。

梁顯祖所著之書，多於康熙時刊刻。其中《群言瀝液》，因有吕留良之語，乾隆時列入禁毁書。《雜著》一書“弘”字不避諱，當亦是康熙時刊刻之物。書中引有吕氏之語，頗爲珍貴。

再如《退筆録》一卷，清沈廉撰，稿本。

沈廉，字補隅，一字閒田，浙江嘉興人。

《退筆録》爲沈廉筆記。卷首題曰：“偶於禾中書攤上得此書。閲之，爲閒田先生筆。先生諱廉，字閒田，爲禾郡人。録中所言皆有根柢，大半康熙雍正時人。此録似已付梓，而余未之見。客於禾中訪之。”禾中爲嘉興之舊稱。其後爲清雍正十三年（1735）秋田姚鑾序，稱：“閒田先生其爲人敏而好學，博通群書。中年遨游四方，所至山川名勝，人物土風，必一一咨訪，閲歷既多，見聞彌廣，與人談上下古今，瞭如指掌……近年以來，倦游杜門，觸□□感，成《退筆録》一書。其間或大而綱常名教，或小而日用飲食，或達而立朝經濟，或窮而山林隱逸，或精而理學文章，或粗而百工技藝，語不繁而事則賅，文無奇而理已至……昔王充著《論衡》，中郎得之爲枕中秘，而後世論者猶謂其氣骨衰颯，則閒田是書，謂其高於《論衡》也。可讀者寶之如中郎可也。”對本書内容介紹并評價。序後鈐“秋田鑾印”。其後爲《自序》，稱：“《退筆》者閒田老農抱影衡門，無所事事。記憶三十餘，年放浪湖海所見所聞事，其有可備山林鐘鼎故實者，間亦及之，而交游之文章軼事，耆宿之嘉言懿行，以及偶有一得，并雜綴焉……隨記隨録，不復詮次……不過借殘毫剩墨以消磨歲月，殆東坡所謂候蟲時鳥，自鳴自已，何足道哉。甲寅花朝後一日閒田老農自識於息存山房之南窗。”末鈐“沈廉”“閒田”等印。書眉爲校核文字，有“删改”“已刻”等提示，應爲刻前寫稿。卷末語未竟，應爲散佚。

《四庫全書總目》：“雜説之源出於《論衡》，其説或抒己意，或訂俗訛，或述見聞，或綜古義，後人沿波，筆記作焉。大抵隨意録載，不限卷帙之多寡，不分次第之先後，興之所至，即可成編。故自宋以來，作者至夥。”筆記之體源遠流長，清代筆記具有創作數量衆多、作者層次多樣、傳播手段豐富、受衆面廣的特點。清代對筆記淵源流變、内容分類、體制風貌、審美特徵、功能價值、傳播接受等理論問題的認識也是豐富而深刻的。希望這次影印出版的清人筆記對進一步開展筆記本身研究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同時也希望這些清代筆記對歷史、文化等方方面面的資料在文史研究中發揮“取筆記之精華，補正史之缺失”的作用。

陳紅彦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 文章来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古籍编辑室

供稿 | 潘竹 编辑 | 王自晨

监制 | 张颀

审核 | 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