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7月的一天,正值酷暑时节,京城的天气闷热难耐。在位于西郊的一处僻静院落里,七十四岁的周希汉正坐在树荫下纳凉。身为开国中将的他,为革命事业操劳了大半辈子,于两个月前正式离休,终于可以安享晚年了。

不过,虽然已经离休,但忙碌惯了的周希汉还是闲不下来,他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写回忆录上。老将军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系统回顾自己的军事生涯,为军史研究提供宝贵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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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他在屋子里写累了,便走到院子中的树荫下小憩片刻。阵阵凉风袭来,周希汉望着湛蓝的夏日晴空,思绪却飘到了金戈铁马的战争年代……

周希汉是我军历史上著名的战将之一,他出生于“将军之乡”湖北麻城,15岁即参加红军,参加了历次反“围剿”及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战时期参加了百团大战等多场重要战役,组织指挥了神头岭大捷,日军曾称他为“瘟神”。

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任第二野战军十三军军长,转战了大半个中国,取得生擒61名国民党将领的辉煌战绩,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卓越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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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周希汉曾任海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参与领导我军核潜艇、导弹驱逐舰的建造工作,为人民海军的建设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战争年代,周希汉以英勇善战、能打硬仗的作风著称,刘伯承元帅曾称他为“我们的赵子龙”。和平时期,他为海军的发展壮大呕心沥血,周总理高度评价他是“海军专家,少有的英雄”。

回到前文,正当周希汉徜徉在久远的回忆中时,他的小女儿周晓红却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对父亲说道:

“爸,有位老同志想要见您,我看他挺不容易的,就把他带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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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希汉回过神来,这才看到女儿的身后跟着一位老农模样的人,他大约六十多岁,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穿着一身打着补丁的破旧衣裳,似乎从很远的地方赶来。

对于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周希汉似乎并不感到意外,不过他的表情看起来并不十分愉悦,因为这位老农之前已经找过他两次了,但都被他的秘书给挡了回去。

究竟原因,是由于老农口口声声要找周希汉,但却不愿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秘书以为他是骗子或坏人,便没有放他进来,周希汉自然也得知了此事。

没想到的是,这位老农竟然如此地执着,又通过女儿找上门来。周希汉之所以不高兴,是因为从外表上看,他真的不认识这位老农,不明白对方为何几次三番地找他,这不是无理纠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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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为了把事情搞清楚,他还是客气地接待了这位老农,还让女儿端上了茶水。没等他开口,老农就打开了话匣子。

“首长,我是山西人,当年您在太岳军区当旅长的时候,我当过您的通信员啊,后来负伤回老家了,您还记得我吗?”

周希汉仔细地搜索着大脑的记忆,没错,1942年的时候,自己确实是在太岳军区任职,不过并不是旅长,而是参谋长。最关键的是,他想了半天,实在想不起来自己曾经有过这么一位通信员。

也许是年龄大了,记忆力衰退了,让周希汉的记忆出现了缺失。为了搞清老农此行的具体目的,周希汉又问道:

“那你找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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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希望首长能为我做个证明,证明我是1942年入伍和1947年入党的。”老农郑重其事地说道。

周希汉的表情变得有些复杂,老农则继续说道:“现在家里的经济很困难,我的身体有残疾,子女也多,如果能把身份问题落实了,待遇就能提高一点,也能减轻一点生活的负担。”

“组织上一年给你发多少生活费?”周希汉突然加重了语气反问道。

“400。”

“哎哟,这可太惨了!”一直在一旁倾听他们对话的周晓红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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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希汉却咳嗽了一声,说道:

“400?那不错嘛!政府养着他们全家,比我们活得还好嘛!”

老农听出了周希汉话里的怒气,以为首长不相信自己的身份,便开始讲述当年太岳军区的工作的经历,试图让周希汉回忆起他这个通信员。

虽然很多细节都能和历史对上号,但周希汉实在记不起来曾有过这么一位通信员,他打断了老农的讲述,问道:

“你为党的事业做过什么?”

老农的情绪变得激动起来,他一边用手指着胸前佩戴的荣誉勋章,一边撸起右手的袖子,手臂上一道道疤痕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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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眼前的场景,一旁的周晓红再次被打动了,她对父亲说道:

“你看,老人是一位老革命,还负过伤,这个证明就帮他开了吧!”

作为久经考验的革命军人,周希汉有着自己的处事原则,那就是公事公办,决不能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因此,他不可能听信一面之词,更不可能凭感情用事。

更何况,证明历史身份是一个慎重问题,无论老农是不是他当年的通信员,都不应该由他个人出面证明,而是应由组织部门进行档案查证后做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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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周希汉对老农说道:

“我理解你的难处,但我确实不认识你,这个事你也不应该找我,你可以到大队和公社开介绍信,再到组织部门查人事档案,这样不就把问题搞清楚了么?”

见周希汉这么说,老农的神情一下子变得十分落寞,眼神也黯淡了下来。

心肠软的周晓红见状,还想劝说父亲帮帮忙,把老农的证明给开了,提高他的生活待遇,以解决家庭经济上的困难。

一听“待遇”两个字,周希汉忍不住地发了火,大声冲女儿说道:

“什么待遇?一个党员,无非就是三点嘛!一是交纳党费;二是参加党的会议、执行党的章程;三是为党的事业做工作。如果他真是党员和老革命,就不应该整天想着向组织上伸手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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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首长这么说,老农哑口无言,豆大的汗珠从脸颊滑落下来,打湿破旧的衬衫,瘦弱的身体微微地颤抖着,表情也变得有些不自然和愧疚。

周晓红了解父亲的脾气秉性, 她知道父亲已不可能再为老农开证明,便起身拉着老农赶紧离开了。

临别前,周晓红私下给老农塞了一点钱,嘱托他把家庭照顾好,因为别的她也帮不上太大的忙,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老革命的一片心意。

烈日当空,周晓红一直看着老农的背影消失在马路的尽头,才转身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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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里,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周希汉不近人情,连一纸简单的证明都不愿意开,这不是寒了这么一位老革命的心吗?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周希汉之所以不愿为老农作证,一方面是因为他无法确定老农身份的真假。那么,老农是否有可能是骗子,为了骗取荣誉待遇找上门来的呢?

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低,因为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比较淳朴,没有那么多的花花肠子。如果真要是骗子的话,也不会几次指名道姓要找周希汉,因为老将军肯定不认识他,见面以后势必会露馅,这不等于不打自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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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农的年龄、籍贯都能和那段历史相印证,而且他还获得了荣誉勋章。之所以没有被将军认出来,最大的可能是因为他在周希汉身边工作的时间过短。据老农自己所述,他在抗战期间的一次作战中负了伤,后来就复员回老家种地了,而周希汉在太岳军区任职也不过几年时间。

另外,通信员主要负责战时指令的传递,并不像警卫员那样时刻跟随在首长左右,见面接触的机会自然也不会太多。周希汉作为当时太岳军区的参谋长,平日里军务紧张繁忙,记不住甚至不认识手下的通信员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过,这并不是周希汉拒绝为老农作证的主要原因,作为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开国将军,周希汉身上有着老一辈革命家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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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无论是老革命还是老党员,都应该具有淡泊名利的情怀和自我奋斗的精神,不能因为自己曾经为革命立过功勋,就向组织上提出待遇方面的要求。如果人人都像老农那样,跑来跑去为自己争取待遇,那革命和建设工作还怎么开展?

当然,老农这么做也有自己的理由,毕竟他是为革命作出过贡献的有功之臣,家庭情况也确实比较困难。

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还有广大的革命英雄和烈士们,他们或他们的后人们都过着隐姓埋名的简朴生活,从不以自己的特殊身份自居,也从不向国家和组织伸手。正是他们这种牺牲奉献的宝贵精神,才有了我们如今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