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2月9日，张学良在台湾软禁几十年后首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解释：“当时的中央不是蒋总统，是孙科，当时中央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认那时判断错误。

我下令不抵抗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除了所谓“错估局势”，张学良可能还有不愿直说的原因，那就是东北军根本不是日本关东军的对手，如果抵抗就是全军覆没。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中国军阀们，都是靠部队多少而存在的，没有了东北军，就没有了张学良的地位。

在日本关东军攻打热河之前，中国有识之士都认为张学良这个当时吸毒成性、沉湎女色的公子哥根本没有能力指挥整个华北的抗日，军政老将宋哲元、商震、庞炳勋等都要求蒋介石亲自北上，指挥抗日。

著名知识份子胡适、丁文江、翁文灏三人当时曾联名致电蒋介石，指出华北抗日，不是张学良能够领导的，热河如果再轻易失守，政府责任难逃，吁请蒋介石速来华北亲自指挥。蒋介石接到胡适等人电报后覆电说，他第二天就北上。

然而当天夜里，热河全境就被日军占领。地质学家丁文江批评张学良既无指挥能力，又不亲赴前线督师，但却恋权不放，陷东北百姓于水火，贻误国家。

东北失守之后，蒋介石为什么不同意张学良要抗日的主张，最后激发出西安事变？从常识和逻辑来说，当时连一般老百姓都无法容忍日本侵略，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怎么可能就不准备抗日呢？

从蒋介石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是强烈的民族主义分子，这点从无论如何都坚持“一个中国”中都可看出。蒋介石宁肯中华民国忍辱退出联合国，也绝不放弃大陆版图，更不走******。

从台海两岸出版的史料都可以证实，蒋介石并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时机上和张学良有严重分歧，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抗日之前，先统一内部，清剿红军。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无法与日本匹敌，必须尽量争取时间，以储备力量。

史学家黄仁宇在《从大历史读“蒋介石日记”》一书中说，当时蒋介石“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

因此蒋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

当时中国知识界对此保持清醒头脑的是胡适和他的弟子傅斯年等人，胡适发表“华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张“停战谋和”，指出以中国之国情“不足以对日言战”； “战则必大败，而和则未必大乱”。

胡适后来还提出，“日本倘能自华撤兵停战，中国不惜承认满洲国”。胡适为文解释说，当年比利时曾被德国占领，法国割两省给普鲁士，都是由于实力悬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后来有实力又收回。

张学良为什么发动兵谏？热河失守后，全国舆论沸腾。从此张学良被人骂为 “不抵抗将军”，连他的弟弟都因此被人羞辱。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曾任解放军海军参谋长，文革时被红卫兵批斗打死。

张学良本想通过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污名，不仅无法实现，而且东北军和红军交手两次，两次大败。张学良是在父亲被暗杀后匆促继承父业，成为东北军最高长官。

他从小不爱读书，喜欢的是毒品、女人，他的知识水平，可能都不如那些上街游行空喊抗日的学生，更谈不上对中国当时的国情认知到胡适那种水平；而且他对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根本不知情。

除此之外，张学良还有一个隐秘的动机，那就是利用兵谏逼蒋抗日之后，他就可以在西北联合红军和西北军而割据，洗刷不抗日的污名，且可与蒋分庭抗礼。

张学良当时噎看到回东北无望，因此联合红军和西北军建成“西北联军”，并成立以他为首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在西北割据和称王。

但张学良即使有这样的认知局限和隐秘动机，如果没有另两个条件，西安事变也不会发生：一个是他权倾一时。张学良从他的军阀父亲张作霖的所谓军事学校“讲武堂”一毕业，就被任命为旅长，那年他才19岁；而当年底就被晋升为陆军少将。

发动西安事变那年张学良才36岁，就已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是除了蒋之外，全中国最高军事领袖；另一个是他的东北人性格，张学良自己说，“东北人有优点，但毛病也很多，鲁莽，好冲动，捅娄子，我正是这种性格，而且人家让我捅一个娄子，我一定捅俩。”这

样的知识水平和军权，又加上鲁莽性格，不出西安事变才怪了。

西安事变造成什么后果？在西安事变爆发前一年，红军在江西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其间兵员损失惨重。

在西安事变前夕，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又带几万红军出走，毛的陕北红军仅剩下不足两万人，这时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加起来有33万人，红军处于空前的险境。但西安事变改变了这一切。

XXX军队不但不再被围剿，而且被正式承认为国民政府军队，建制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毛实行“三分抗日，七分发展”的内部政策，至抗战结束时，两万人的红军发展到八路军90万，新四军30万，*********有了120多万军队。

日本历史学家松元一男在《张学良和中国》中说：“在西安事变里获益最多者是中国XXX，蒋介石失去了身为国家元首的面子，张学良种下了被监禁半个世纪以上的开端，杨虎城也导致了被惨杀的命运，但是对XXX来说，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苏生、发展而取得天下。”

“中国XXX之所以有今天，是托张少帅之福。因为认清这个事实，中国*********一直把张学良看成‘千古功臣’。”

谁应该对西安事变负责？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具戏剧性的事件，因为中国两千年历史，从没有过这种方式的兵谏。

兵谏等同于军事政变，而政变不是取而代之，就是使最高领袖成为傀儡，因为无论从常识或逻辑上，在武力威逼下即使被捉者改变政见，一旦重获权力，绝不可能接受这种方式。

但张学良就是这样一个不按逻辑，不遵常识，不想后果做事的人。在捉蒋前的师军长会议上，他宣布要动手，众人无语，只有王以哲军长问“捉了之后怎么办？”张学良回答，先捉了再说。

著有《张学良侧写》一书的台湾作者郭冠英是张学良的崇拜者，和张“往来甚密”。

但他也表示，张学良“是公子哥性格，没常性，做事冲动，毫无计划，与这种人共事，‘做他长官头痛，做他部下倒霉’……结果是‘害朋友，毁部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