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创造历史，有的人生活在历史之中，拾人恩惠。我乃后者，聂华苓先生却是前者。
聂华苓与丈夫保罗·安格尔
本世纪之初，我热衷于阅读比尔·布莱森的游记。其文笔刻薄，如斯描述自己的家乡——“处于这个半球上最大平原的中央，在这个州任何一处爬上屋顶，穷目力所及，你面对的都是大片平淡无奇的玉米地。这儿不管哪个方向距大海都有一千里，距最近的山脉四百里，距摩天大楼、劫匪和趣事三百里，距离在陌生人提问时，不会像小学生那样习惯性地把手指插进耳朵并转来转去的人们，有两百里”。这就是爱荷华州，美国早期移民从东海岸来，称之“西部”，实际上，对于今日合众国地图而言，它属中部偏北。说真的，手捧该书哈哈傻笑的时候，我从未想过会跑去爱荷华住上三个月。更不会料到，实际状况与布莱森的自嘲相差无几之处，它所拥有的雅致译名——相当于将佛罗伦萨称作翡冷翠——居然出自聂先生之思。
聂华苓
二〇〇九年八月下旬，我从上海出发，转道芝加哥，登上只有十一名乘客的小飞机——它与英国DK旅游指南中文版《美国》为爱荷华城留出的篇幅极其相称，全书逼近八百页，我的目的地仅占其中一页的九分之一——越过小学生用纸“田字方格”一般平坦规整的机械化农业地貌，赶赴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驻留项目。
那是我第一次抵达太平洋东岸，第一次用自己的眼，而不是用“媒体的眼镜”去打量“新大陆”——只感觉自己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散发着刻板印象对撞鲜活现实的磕磕绊绊。在此之前，我并不理解胡适、林语堂与张爱玲为什么一定要去美国，也不清楚聂先生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自己这一代人，毕竟未曾亲历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历史，而仅见关于历史的叙述，其不啻柏拉图的“洞喻说”描绘之火影，也就是一个人的头颈和腿脚都被绑着，只能向前望到的投诸穴壁的幻象，那是他与身后的火源之间有一队人马故意走来走去创作的“皮影戏”。
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006年）帕慕克（后排左三）在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同期还有中国作家张贤亮和冯骥才（后排左一）。
聂先生携手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Paul Engle）创办于一九六七年的国际写作计划，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二〇〇八年将这个玉米杆围拢的小地方“册封”为世界“文学城”的重要理由。这一消息，又教我格外忐忑起来——担心她老人家是否别有十二分威严，乃至脾气古怪。端因俺在太平洋西岸的大学里见惯了只会拿鼻孔出气的教授、系主任及院长——当然，仰观科层制上端角色之际，他们也会识相地换上另一副面孔——即便传授民主之道的明星学者，同样醉心于新威权主义式样的实际生活，俨若金庸笔下的“君子剑”掌门人。
抵达次日，傍晚时分，国际写作计划总监克里斯托弗·梅瑞尔（Christopher Merrill）大办欢迎派对，就在爱荷华河西岸的自家花园。那天光线极好，我正与唐颖和董启章寒暄，忽见照片里的聂先生活生生从草地上走了过来。她身材不高，清瘦，矍铄，见面即直呼我的名字，仿佛相熟多时。这便是我对聂先生的第一印象。其思维与行动皆极敏捷，乃至令人难以相信她果真生于一九二五年——我的祖母亦属这般年纪，身体状态却相差甚远。
克里斯托弗简短致辞，驻留作家一一自我介绍。随后，便是自助餐与走来走去的闲谈。聂先生撂下盘子，口出惊人之语：这样的活动可真无聊。她建议中文作家集体早退，随之前去“鹿园”，添酒回灯重开宴。
“鹿园”者，聂先生独居的半山之宅也，可谓“文学城”灵魂所在——倘使克里斯托弗指挥的机构乃其身躯。那一天，格非尚未抵达，唯有老董和我钻入聂先生的小车。她手持方向盘，出门即迷路，复出惊人之语：我们该往哪儿走？
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司机在这里生活了四十余载，而乘客呢……好在，对于六万人口的“大城市”来说，这根本不算一个真问题。但见聂先生油门孔武，歪打误撞，只消几拐，已征服杂树掩映的岔路，冲过河去，冲至“鹿园”所在的东岸。万端柳暗花明。左转再右转。汽车一声低吼，跃上一处颇有几分陡峭的斜坡。前方，林木拥簇之间，一座红色坡顶宽楼依丘而立，那便是聂先生颠沛半生方才抵达的居栖之地——不仅需要跨越半个地球，还得穿过“二战”、内战与冷战。
爱荷华野鹿游荡——它们才是北美大草原的真正主人。“鹿园”之名，自是因之而得，红楼的窗景，岂可缺其优哉游哉之身姿。然而，当我步入红楼，首先想起的，却是《诗经·小雅·鹿鸣》，尤其这几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也就是说，“鹿鸣”为“兴”，“嘉宾”方乃其旨。
楼下是间大屋，宴饮则在二楼起居区域。一旦置身其中，眼睛便不够用——汉语世界文学前辈的墨宝画迹无处不在，悬满上下两层每一房内的四壁，足见“嘉宾”之众，而其赠书更是不计其数，“鹿园”遂成一座两岸方块字作家的现代史料馆。然则，聂先生的视野又何止于斯。她与安格尔创立国际写作计划之初衷，却是针对二十世纪之痛开出一剂药方——建造一座崭新的巴别塔，不仅超越语言之囿，亦超越种族、疆界及意识形态之别，回到人类这一基本事实，回到对话这一基本状态。每年初秋，素有创意写作传统的爱荷华大学——安格尔即为其首批硕士毕业生——广邀各大洲诗人、作家相聚于斯，经由讲座、教学、工作坊与朗诵会展开平等交流，施以聚餐、旅行、跨界合作及各色派对间自由交往，以期参与者打开眼界，收获友谊，增益洞见，助其自造代达罗斯之翼，飞出心灵深处囚禁“小我”的克里特迷宫。
十五年前的那个晚上，究竟聊了些什么，我的记忆已然模糊。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我之所有忐忑皆被卸除。聂先生虽然早有“世界文学组织之母”、“世界文学组织建筑师”诸美誉加身，更于一九七七年经由全球三百余位诗人、作家联合提名而成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她却从未将自己视作金庸笔下的“教主”一类人物。对于未加期待而不请自来之事，聂先生不仅淡然处之，更以调侃对之。比如，又一日，仍在“鹿园”，不知是谁挑起话头，说起聂先生一九六四年被迫离台，曾拟此生永不旋返，却于数月之前被马英九颁出勋章，声言奖掖文化贡献云云，可谓羞羞答答的醉翁之意，尽在为《自由中国》被封的旧事和上一摊稀泥矣。聂先生干脆撂下酒杯，笑吟吟地取出勋章与颁奖照片，戏言马英九太帅，勋章太沉，要是能将荣誉改作袖扣，倒是不妨佩戴出街。
聂先生来自苦难深重的世界，我竟从未从其口中听得任何抱怨。她待人平和而亲切，尊重他者言论与选择的权利，但又清晰坦白告知自己的真实看法——实乃身体力行，于无声处革命，借由一举一动，作别两千年死循环的专制王朝基因，一步一步走向自由的罕见人物。然而，另一方面，我又能从聂先生身上望见理想化的中国人形象——来自荆轲、诸葛亮与李白诞生的土壤，而不是遍地赵高乃至《金瓶梅》角色的养殖场。她虽怀巴别塔式世界文学愿景，仍待中文作家如血亲。我们共处小城的三个月内，聂先生热衷于张罗各种聚会，至少每周一次。有时集体下馆子，有时从中餐厅叫来外卖，更多时候，则是“鹿园”夜饮。“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无限量供应的捷克啤酒、法国香槟以及新旧世界的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乃至白兰地、威士忌及干邑汹涌澎湃地湮没了一个又一个围桌长谈的夜晚。有一回，饮至十二点，我们都觉得应该告退——已经聊了六七个小时，聂老师理应休息。可是，她却毫无倦色，不肯结束这场欢聚。为了劝说客人留下，甚至从柜中取出一瓶上好的干邑充当诱饵。格非和我一下子中招，根本迈不开脚步，遂继续粘在椅子上胡说八道。老董不爱狄俄尼索斯，只好枯坐。
聂老师所行之事，似乎感染了爱荷华的华人圈。他们大多任教于高校，热爱文学及艺术，不是自己、便是上一辈历经离散，比如林启祥、胡宏述、唐文方、祁莲等，遂轮流设出家宴，款待同文同种的同胞。正是在那漫长的流水席间，我听完了格非的一部长篇“评书”联播——他正将其写成小说，主人公原型，却是我也熟悉的诗人宋琳，江湖人称“宋老爷”。格非意在铭刻时代巨变，“宋老爷”则属九十年代去国，又在新世纪归来的漂泊者典型。格非实乃数一数二的小说家，我没想到，他的口才竟也极佳，堪比脱口秀演员，深谙抖出笑料包袱的内在节奏，但朗诵自己的作品至情深处，又会泪流满面。后来，我读到了那册必将摘取大陆重要官方奖项的成文作品，坦率地说，我依然偏爱格非老师的口头文学，他便是活着的荷马。
国际写作计划问世之后，布莱森对于爱荷华州的若干描述略显失实——至少，爱荷华城不再距离趣事三百里。由秋入冬，除去耳闻各色中文轶事，我的脑子里也塞满了各大洲奇闻——唯独南极洲除外。
我的住处不仅拥有宽敞的客厅，亦设厨房——大多数驻留者蜗居酒店客房，我则被幸运地分入一幢老宅——它自然而然成为餐聚酒啸之地，每周至少上演一回肤色杂陈的狼吞虎咽。及至小说家胃脑争血，诗人持杯微醺，自是“天方夜谭”竞相登场的时刻，英文南腔北调，你的祖国便是我的“聊斋志异”：奥斯曼的塞拉利昂，佐海尔的伊拉克，埃菲的以色列，姜或金的韩国，京子的日本，安德烈斯的奥地利，孟的缅甸……翻着酒精的筋斗云，扑通扑通落入浣熊张望的木屋之内。
奥斯曼的“自传”最为骇人。塞拉利昂何许国度？好莱坞大片《血钻》的故事发生之地。他的生活，竟与剧情无异。有那么几年，动辄便被枪口当街逼住。既无搜身也无问话，叛军自有土生土长的任性，枪决过客好似随地小便。尿意欢腾，子弹上膛，哪里需要书生气的逻辑。
一位南非小说家，黑人，女性，历经种族隔离，颇想滞留美利坚。奥斯曼却对此举嗤之以鼻，宣称：我只想回家，写作计划一结束我就回家，即便流弹再如野狗，我也回家，关起门来，搂上妻儿，彻夜跳舞。
伊拉克的佐海尔既是翻译家亦是诗人。他终日西装革履，尽管式样老旧，仿佛来自十九世纪，或是八十年代的中国。个人朗诵会上，佐海尔旗帜鲜明地高喊口号：打倒萨达姆！那是他的诗句。即便如斯，一起旅行之时，美国诗人休总是叮嘱我陪好佐海尔，尤其安检之际。地勤人员一见他的护照便如临大敌，仿佛本·拉登的助理站在面前，几乎每次都要将其请入单间，细查手提包里的每一张纸。与此同时——以色列诗人埃菲爆料——佐海尔则因其“亲美”态度收到来自同胞的死亡威胁，巴格达的家人亦遭袭击，女儿不得不被转移至邻国救治。
印象最深的一幕，发生在巴勒斯坦导演雅雅播放自己和同胞的电影那晚。埃菲想去，又不好意思抑或不敢去。我们反复劝说之下，她终于鼓足勇气，同去观摩，甚至还参与了演后讨论，关于隔离墙。它教我想起聂华苓先生的文章《一束玫瑰花》转述的殷海光之“梦”——“我有个想法，你们一定喜欢。我梦想有一天，世界上有一个特殊的村子，住在那儿的人全是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聂先生已然实现了《自由中国》的同事之梦，那个“特殊的村子”并非伊甸园——我们的祖先早就穿上野兽的尸身制成的兽皮，早就历经手足相残，而且，直迄今日，依然竖起形形色色的高墙隔绝同类——但近乎赤着脚，苏格拉底走来走去的辨言之所，尽可借助有限的理性，探求超越有限之实在。我们所附生的这一不完美世界，并不缺乏仇恨。狭隘地书写仇恨，总是最简单之事。我们甚至从来都不缺少仇恨文学，亦不缺少闭起眼睛假装岁月静好的文学，而是独缺跨越身份政治囚室的深思之言，更匮乏直抵艺术本质——不是复制现实，不是柏拉图所说的第三重摹本，而是创造现实未有之物的文学。
今年八月，克里斯托弗率美国作家代表团来访，我还认真向他表示：打算明年去看望聂老师。没成想，十月竟等来先生离世的噩耗。当时我在雅典，正为一本书稿做最后修订。可以说，若是未曾参与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我不会将全部身心投诸文学与艺术。然而，一旦你品尝过自由创造的滋味——世界何其之大，唯之最甘甜——恐怕便再难将其抛诸脑后。这便是聂先生馈赠于我的无价之宝。
遗憾的是，我并未存下与聂先生的半张合影——数码相机拍摄的文件，不知为何，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鹿园”的一切，都清澈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保罗·安格尔动身前往机场，却一去不返那天的报纸，依然堆在楼梯口，仿佛说不准哪天，他自会抽身回来阅读。与之为伴的，乃是整墙面具，来自世界各地——那是聂先生对于这个星球的好奇心之所在，我们的多样性文化之源。当年，回国之后，我托藏族朋友扎西尼玛从云南德钦的庙里弄来一只“跳欠”的大号藏式面具，寄予聂先生，算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代我继续陪她在“鹿园”夜饮。
我之所以能有机缘前往爱荷华，当拜好兄弟胡续冬之推荐。他曾在我前一年驻留玉米地，深知其妙。当时的我，无知而犹豫，更因刚刚走出一段婚姻而囊中羞涩，正准备接手一份媒体以恢复生计的元气。胡子见我磨叽，干脆打来电话，一声断喝：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必须得去！
人生得一知己实属难矣。胡续冬或是不忍目睹二〇二二，及早作别人世。然而，这下可好啦，聂先生与胡子同在天堂——要么便在苏格拉底心心念念的福岛——可以想见，终日将有何等欢声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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