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次大战间隔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在欧洲事务中的重要性不如法国。无论从政治和战略，还是从最重要的心理角度看，英国都不属于欧洲大陆国家。在人们心中，狭窄的多佛海峡成了巨大的鸿沟，孤立主义情绪强烈，而且人们普遍感到，英国今后再也不应该派遣自己的大军去欧洲大陆作战。“一战”期间，英国遭受的损失比法国小得多，约75万人死于战火（如果加上英联邦自治领和殖民地的死亡人数，共计95万人左右）。但对于一个高度非军事化的国家来说，这个数字已经足以令人生畏。而且，在这个国家，人们还怀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倾向，不愿意看到痛苦的经历重演。如果说这一痛苦经历就是在欧洲大陆上承担义务所要付出的代价的话，那么英国人宁愿不去为这样的代价买单。

尽管如此，英国还是不可能摆脱与欧洲的关系。因为它是1914—1918年大战的战胜国之一，也是1919年战后和平方案的缔造者之一，同时还是《洛迦诺公约》的保障国、欧洲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另外，在不少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看来，英国的欧洲政策对这个大陆来说至关重要。正是出于这些原因，英国态度和情绪的变化对于欧洲事务而言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1939—1940年的一段时间里，它的这些变化所产生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

和法国一样，我们对英国的讨论也可以从考察它对国际关系以及两次大战间隔时期的国际环境的总体态度开始。当时英国的情况与法国大体相似，只是侧重点略有不同。首先是对国际联盟的支持，其次是和平主义（其中，主张绝对和平主义的人只占少数，大多数人还是以厌战、反战为主）。这两种情绪叠加在一起，使人们普遍相信裁军是保障和平的必要手段。这两种情绪超越了政党界限而具有全民特征。不过，相比之下，它们在工党和自由党当中的基础要比在保守党中更为稳固。但即便如此，很少有保守党人肆无忌惮地指责国际联盟，或是公开鼓吹维持强大的军备。

和法国相比，在英国，意识形态造成的混乱对于对外政策的冲击要小得多。当时英国面临着多种政治矛盾，对失业问题和申请福利时的生计状况审查也存在着大量不满情绪，还不时地会听到一些极端的抱怨。即便是艾德礼这个平时很难与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人，也曾在1937年写道：“麦克唐纳主义……从哲学上分析，其核心就是法西斯主义。麦克唐纳本人所使用的词句也可以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口中听到。”尽管如此，英国国内的分裂程度并没有法国那么严重。所有的主要政党以及众议院的几乎每一位议员，都继续遵守政治游戏的规则。不过，英国国内也确实有一些团体企图建立某种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这其中就包括受到不少有影响力的“志同道合者”支持的共产党，还包括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及其领导的“英国法西斯联盟”，此外还包括一个由狂热分子和极端势力组成的、被统称为“右翼势力的政治同路人”的奇怪组织。尽管如此，1935年，英国选民还是把选票投给了鲍德温和艾德礼（这两人被认为是可靠、稳妥、走中间路线的人）所领导的政党。而且投这二人所领导的政党的选民达到了数百万。相比之下，投给极端主义政党的票数少之又少。面对连续多年的经济萧条、商失业率，以及导致极权主义政权纷纷掌权的欧洲危机，英国人做出的反应就是用多数表决票把斯坦利·鲍德温送上台。这当然不是朝着革命的方向所迈出的步伐。

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陆续执政的各个政党在众议院一直占有绝对多数议席（1935年之前甚至是压倒性多数议席），在国内得到强大的支持。只要这些政府清楚对外政策的应有方向，并且愿意朝着这一方向努力，那么他们就可以在不引发政治动荡的情况下走下去。法国因意识形态分裂而在对外政策领域造成的瘫痪在英国议会并没有出现。然而，支撑英国政策的那些政治理念（无论我们是否用意识形态之名来进行装扮）仍然带来了诸多问题。这在1935—1936年的埃塞俄比亚危机期间得到了明显的体现。

1935年10月，意大利进攻国联成员国埃塞俄比亚，当时英国政府有好几个应对方案可供选择。由赖伐尔担任总理的法国政府希望继续留住意大利作为对抗德国的盟友，因而愿意将埃塞俄比亚的大片领土割让给墨索里尼，以换取与其建立同盟关系。英国也按此思路行事，于1935年12月草拟了《霍尔-赖伐尔协定》。如果英国能足够坚决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也许真的会取得预想的结果。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想要对抗意大利，采取大胆行动，如关闭苏伊士运河，并且不惜与意大利海军和空军展开一场决战，也能够达到目的。可是，英国政府没有这样做，只是加强了在地中海的舰队部署。这两种方案，无论是哪一种，在本质上与19世纪的做法——帝国主义的利己外交或是以坚船利炮进行威胁——并无二致，因此也就与国联的态度、集体安全和新道德规范格格不入。另外，危机爆发正值“和平公投”刚刚宣布结果、大选即将开始之际。可以想见，无论哪一条道路都未能走到最后。在此情况下，英国政府不得不改变方向，转而通过国联采取半心半意的行动，也就是对意大利实施经济制裁，但把石油排除在制裁范围之外。结果是，意大利不仅没有被制止住，反而被激怒，而埃塞俄比亚虽然受到了鼓励，但没有得到拯救。这就是英国政策在面对新旧两种态度时所表现出的左右为难情形。如果说埃塞俄比亚危机标志着欧洲大战又更近了一步的话（事实证明确实如此），那么英国的态度对此负有很大的责任。

政治态度也干扰或者说削弱了英国对纳粹德国所应做出的反应，只不过和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时的情况相比，表现得并不是那么明显，也显得更加优柔寡断。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在做出任何反应时是否都应该以意识形态作为根据？《泰晤士报》编辑杰弗里·道森于1937年8月在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所谓不能和民族社会主义（或者说因为同样的原因，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任何交往的观点在这些专栏中未找到赞同者……德国的国内事务（这是这个国家自己的事情）与那些可能危及和平及其他国家安全，或在全球冲击宗教自由的国家行为（一定程度上源自统治者的个性）总是被区分对待。

这就是英国政府及外交部的传统态度，也就是说，英国政府及外交部一贯认为，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与英国无关。这看似是唯一保险的做法，毕竟没有人愿意德国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比如说北爱尔兰的内部事务。这种观点导致的结论是，英国对德国的政策不应该因纳粹上台而受到根本影响。但也有人持不同观点。艾德礼于1933年4月13日在众议院发表演讲时就表示：英国不应该赞同“向希特勒以及不被施特雷泽曼和理智所接受的力量低头”。1938年2月，英国工会领袖厄内斯特·贝文也就此直言不讳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从希特勒上台的第一天起就相信，他会在适当的时机以及感到自己足够强大的时候在世界上挑起战争。按照同样的逻辑，我也相信不会有任何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总的看，英国政府所持的是第一个观点，因为这个观点比较务实，也符合传统，毕竟欧洲存在着多个独裁政权，都去反对几乎不太可能。不过，当1934年7月奥地利首相陶尔斐斯遭到谋杀时，内维尔·张伯伦这样写道：“那些禽兽最终还是杀害了他……这让我对纳粹主义及其一切所作所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痛恨。”最终，这样的情绪占据了上风，并推动了英国政策的转变。

当1938年3月德国着手接管奥地利时，工党和自由党的媒体保持缄默，未做出任何反应。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许士尼格政权被认为属于法西斯主义性质，是曾经在1934年镇压奥地利社会党人的政权的继承者。同样，按照当时人们的偏见，捷克斯洛伐克也不是典型的民主政体，而只是处在捷克人支配之下的一个随意拼凑起来的民族集合体——或者说是“一个由少数派统治的民族大杂烩”。从意识形态角度看，波兰出现的问题更加严重。当1939年英国对波兰做出安全保障时，波兰正处在军事独裁统治之下，不仅经常发生反犹事件，还对本国的少数民族实行压迫政策。这无疑对后来英国针对德国进攻波兰所采取的政策产生了影响。正如《曼彻斯特卫报》编辑早些时候所言：“我看不出为什么——如果我们因为德国人的恶行而对他们加以痛斥的话，那么波兰人就应该被允许轻易地放过？”

本文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欧洲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