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你放心来北京看病，住我这儿就行，哪儿都不用花钱。”王立电话那头笑呵呵地说着，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张梅松了口气，放下手机，心里感到一阵温暖。她今年五十多了，身体一直不太好，这次来北京是为了看专家。弟弟王立在北京工作多年，虽然家境一般，但每次张梅有困难，王立都会拍着胸脯说：“姐，别担心，有我呢。”
张梅一直以来都对弟弟照顾有加，尤其是王立的儿子小伟，这些年上学、补习班，张梅帮衬了不少。家里人常说她是个“扶弟魔”，什么都为弟弟考虑，连自己孩子都没怎么操心。但张梅总觉得，弟弟过得好，自己心里才踏实。
到了北京的那天，已经是晚上八点，张梅拖着行李箱，疲惫地站在王立家的门口。她按了按门铃，等了几分钟，没有反应。张梅又敲了几下门，心里开始有点慌。她打了个电话给王立，结果电话那头传来冰冷的提示音：“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这可怎么办？”张梅心里一沉，站在门外，冷风吹得她有些发抖。她四下张望，楼道里空荡荡的，没一个人影。
“不会是出去了吧？”张梅心里一边猜测，一边又开始按门铃，敲门的动作也重了几分，焦虑和不安一点点涌上心头。
张梅站在门口，寒意越来越浓，时间也一点一点过去。她再一次拨打了王立的电话，但依旧是那冰冷的“关机”提示音。张梅的心里一片烦乱，脑子里闪过无数个念头：“弟弟这是出去了？还是他忘了我今天来？”她犹豫了片刻，又给弟弟的妻子小丽打了个电话，结果同样没有接通。
张梅心里的不安越来越重，想着自己千里迢迢赶到北京，竟然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她抱紧了外套，双手不自觉地发抖，不知道是因为冷还是因为心里的寒意。她站在门外，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却依旧没有任何动静。
心里的委屈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她想起自己这些年来对弟弟家的照顾，每次弟弟一开口要钱，她都毫不犹豫地掏出来，帮侄子上学、补习、买生活用品，甚至弟弟家装修，她也出了一大半的钱。可是今天，她病得需要住在弟弟家，连门都没能进去。
“难道我就这么不重要吗？”张梅的眼眶泛红，心里的失望和愤怒渐渐堆积起来。
正当她打算再一次尝试拨打电话时，楼道的声控灯忽然亮了起来，一个邻居从电梯里出来，看到了站在门口的张梅，好奇地问：“你找谁啊？”
张梅赶紧擦了擦眼角的泪水，礼貌地回答：“我找我弟弟，他家在这儿，不过好像不在家。”
邻居思索了一下，摇了摇头：“哦，他家呀，我好像听说今天下午他们一家子开车出去了，说是要去郊区玩两天。”
张梅心头猛地一沉，眼前一阵发黑。她强忍着泪水，连忙道了谢，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电梯。她再也不想多等一分钟，这一刻，她终于彻底明白——弟弟根本没把她放在心上。
张梅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出电梯，站在寒冷的夜色中，心里说不出的苦涩。她拿出手机，订了附近的一家快捷酒店，走进小房间的那一刻，她才终于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这些年，她几乎掏空了自己的积蓄来帮弟弟和侄子，每次弟弟遇到难处，她从未拒绝过。可今天，当她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弟弟一家却轻描淡写地消失得无影无踪，连一个招呼都不打。
张梅坐在酒店的床边，脑海中不停回放着那位邻居说的话：“他们一家子出去了，去郊区玩两天。”弟弟一家在她前来就医的当天，选择了玩乐而不是等她，这一事实刺痛了她的心。
她回忆起自己为侄子上学、补课付出的每一分钱，为弟弟的家出过的每一分力，这一切此刻仿佛变得没有意义。她开始问自己，这些年她做的这些，真的值得吗？
那一晚，张梅失眠了。她辗转反侧，心里下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她没有再打电话给弟弟，而是默默去医院做了检查。回到家后，她也没有再提起那晚的经历。几天后，王立打电话过来：“姐，抱歉啊，那天我们出去玩了，没想到你正好来了。”
张梅听着电话里的解释，心里已经波澜不惊，她平静地回道：“没事，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过，以后小伟的事情你们自己操心吧，我这边也有自己的生活要过，没法再帮了。”
电话那头的王立一愣：“姐，你什么意思？”
张梅轻轻叹了一口气，语气中透着无尽的疲倦和清醒：“弟弟，你也要明白，有些事情不是别人一直帮你就行的。小伟已经大了，你们该自己承担责任了。我这边，以后没法再帮你们了。”
挂断电话后，张梅感觉心里放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她终于醒悟，自己不能再一味扶持弟弟一家，必须为自己的生活和未来负责。
那天起，张梅决定不再做“扶弟魔”。她学会了为自己考虑，终于找回了生活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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