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建筑科学院院士伍江于2003年-2008年担任上海市规划与国土资源管理局副局长，分管历史风貌保护工作。
2003年，《上海市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正式实施，上海确定了中心城区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在国内率先提出成片保护概念，成为国内首个将历史建筑保护上升到地方立法层面的城市。
2021年，伍江获得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法国驻上海总领事在授勋仪式上表示，作为上海建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更新方面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伍江从法国得到启发，建立了研究人员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模式，这在中国至今依然是参考的范本。
和许多通过文学、艺术、时尚触摸巴黎并深受滋养的人一样，伍江在1990年代初撰写博士论文《上海百年建筑史（1840s-1940s）》（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期间深度阅读《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这些作品不仅直接和建筑、城市相关，并且具有极强的空间代入感。
在伍江看来，雨果笔下“美丽首都的完美典型”，提供了全世界所有人都很羡慕的高水平生活，同时它高水平的衣、食、住、行当中充满了文化的享受。
“巴黎的历史空间跟当下的生活是紧紧连在一起的，这座城市从未将历史保护看成是一项跟现实生活脱离的任务。”
1853年到1870年的“奥斯曼改造”是巴黎规模最大的一次城市更新，在其后100多年的时间里，蓬皮杜中心、卢浮宫金字塔次第落成。伍江认为，保护历史的同时允许创新，但新的必须植入到旧的肌理中，在体量上、高度上、尺度上不能跟旧的打架，这是巴黎的经验，对于中国任何一座城市都具有启示意义。
奥斯曼改造使香榭丽舍大道成为“法兰西第一大道”（拍摄：姚震，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副所长、上海市建筑学会建筑摄影专业委员会委员，2007年）
梧桐树下的守护者
“只有头顶有梧桐树的地方才是上海”。
导演程亮为《上海女子图鉴》亲自设计的台词一度引起热议。遍植梧桐的衡复风貌区正是上海首批以立法形式认定和保护的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之一，因梧桐夹道、浓荫蔽日，又被称作“梧桐区”。
作为上海中心城区内规模最大、优秀历史建筑最多、历史风貌格局最完整的历史文化风貌区，其风貌形成于1914年法租界第三次扩张以后，经过了1920-1930年代的建设高潮，逐步发展为上海最富魅力的国际化社区。近年来通过有机更新的模式，衡复风貌区一跃成为小红书上“City Walk经典路线”，这里拥有“上海最美街道”、“罗密欧阳台”，被誉为“魔都网红收割机”。
在《巴黎城记》中，“奥斯曼改造”被视作巴黎迈向现代性的起点，这项“让巴黎脱胎换骨的巨大工程”，为巴黎筑入星型放射状的街道体系。受法国城市道路规划风格的影响，衡复风貌区也有一个放射状路口，淮海西路、武康路、兴国路、天平路、余庆路五条马路在交汇放射，从空中俯瞰，如同辉芒四射的星。
状如巨轮的武康大楼位于星型放射状路口的圆心，与同样位于12条放射状道路圆心的凯旋门异曲同工。这座砖红色八层建筑近年来成为现象级的流量担当，四面八方的镜头对准这座由邬达克设计的大楼，每逢大小长假，需要警方疏导人流维护秩序。
2024年是武康大楼落成的100周年，徐汇区设置了贯穿全年的系列活动，大楼所在的衡复风貌区再度成为热议的焦点——是什么让时光深处的记忆凝留、重现，成为城市的形象担当与引流磁极？作为上海市城市更新及其空间优化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上海市历史风貌区与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委员会副主任，伍江认为，衡复风貌区的“走红”，正是该区域最早以成片形式被保护的结果反映，建筑与街区承载的历史文化，是一座城市不可复制的魅力。
“二十多年前，国内历史名城保护规划一般要么仅局限于总体规划层面，要么就直接进入修建性详细规划层面的保护规划。上海市规划与国土资源管理局新成立的景观处牵头，以衡复风貌区为试点，先行开展一个如何编制风貌区保护的研究课题编制完成与控制性详细规划合二为一的衡复风貌区保护规划，并于2004年11月获上海市政府正式批复生效。这个规划在当时全国保护规划中是一个首创。保护规划不仅针对风貌区内的保护对象提出规划控制要求，也对风貌区内一切建设行为提出规划控制要求，直接作为保护区内规划控制的管理依据。”
成片保护，限高，不能拓宽
由于大革命期间众多历史文化遗产遭到破坏，作为启蒙运动的中心，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法国是最早“觉醒”的国家——1837年，法国创立了第一个历史性纪念物委员会；1962年，法国出台《马尔罗法》，该法案改变单点的遗产保护思路，被认为是历史街区概念在世界层面的起源。
2003年，伍江由同济大学调任上海市规划与国土资源管理局分管历史风貌保护工作的副局长时，上海的城市建设正在进入快速发展轨道，上海的历史文化风貌正在面临极大的冲击。
“世界上很多城市都会经历大规模建设、大兴土木的发展阶段，上海也有。我感到自豪的是，上海的决策者比较早地意识到历史保护的重要性。1991年，上海市政府颁布《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管理办法》，成为国内第一个针对近代建筑（1840-1949年）建立保护机制的城市。2002年，上海市人大通过《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管理条例》，在全国率先将历史建筑保护上升到地方立法层面。”
当时上海的中心区，如果不是整片区改造，是不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而我国城市规划管理体系中对城市建设行为真正具有法律控制力的规划是控制性详细规划。伍江回忆，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划定和规划在很大程度上是吸收了法国的经验，许多城市在大规模建设阶段的历史风貌遭到破坏，而上海较早地划定历史文化风貌区并开展保护规划编制和实施，逐步建立了由“点（文物建筑、优秀历史建筑）-线（风貌保护道路、河道）-面（历史文化风貌区、风貌保护街坊）”等类型覆盖完善的保护对象体系和“最严格的保护制度”。
出于对城市风貌的守护，巴黎在城市发展中曾数度启动过“限高令”，1977 年，巴黎市大部分地区通过了最高 37 米高度限制的规范，以保持 19 世纪以来巴黎的天际线高度。以“梧桐树下”、“名人故居”出圈的衡复风貌区，其建筑高度集中于2-5层，是上海最早执行“限高”的历史文化风貌区。
千城千面，每个城市都有自身的风貌特征，伍江指出，限高并不是历史风貌保护的标准答案。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将巴黎与伦敦相提并论，而伦敦就没有强调成片统高。
“比如说北京的二环以内是成片的胡同，在这里面插入高层建筑就一定会毁掉老北京。而上海不一样，以南京路为例，本来就有国际饭店、四大公司这样的煌煌巨厦，这是上海的城市特点，多姿多彩，高低错落。像衡复风貌区这种已经存在连片的，我们要好好保护；而对于整座城市而言，如果强调高度一致，未见得是好事。”
普利兹克奖首位中国评委张永和曾批判过“以宽为美”的设计取向，他告诉记者，其实问题不止在于宽，是中国城市对于量上的审美取向，包括多、大等等。少年时他第一次来到上海，住在衡复风貌区的亲戚家，房子的高度在3-5层，梧桐掩映、街道狭长，张永和认为，那是最“亲人”的空间尺度。
2007年，当许多人对城市的期待还停留在越来越高的建筑、越来越宽的街道时，上海将中心城区内144条道路和街巷列为风貌保护道路，其中64条风貌道路为“永不拓宽”的道路，不允许做出任何形式的拓宽，规定街道两侧的建筑风格、尺度都要保持历史原貌。64条永不拓宽的马路中，有31条在衡复风貌区，作家陈丹燕在《永不拓宽的街道》中记述，伍江代表上海市规划局，将武康路的修复计划定为永不拓宽街道整修的试点。
大规模建设中“奇崛的声音”
“那些年，上海正在大规模地旧城改造，空气中终年飘荡着建筑灰尘，马路上到处疾驶着满装建筑材料或者建筑垃圾的载重卡车。”
《永不拓宽的街道》中，大声疾呼“不要破坏城市的集体记忆”的伍江被陈丹燕称作“奇崛的声音”，作为上海历史文化保护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伍江在谈及巴黎城市更新代表项目时，最推崇的，是三个略显激进的作品——埃菲尔铁塔、蓬皮杜中心、卢浮宫金字塔。
巴黎奥运期间的埃菲尔铁塔（拍摄：陈铁峰，上海经纬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院长、高级工程师，2024年）
“第一个埃菲尔铁塔距离奥斯曼改造不久，它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一种想象力，这么突兀的冒出来一个东西，到今天为止还是城市的地标，同时它与老城区有一定距离，对城市整体面貌并没有太大破坏；第二个蓬皮杜中心刺激的不得了，它学乖了，没有像埃菲尔铁塔那么突兀，尽管它的风格要比埃菲尔铁塔还要潮、还要令人惊奇，但是它把尺度缩小在街区尺度内，两个街区之外你都看不见，我觉得这个更高明了；第三个卢浮宫金字塔则更进一步，这个更新带来的功能上的进步更大，它把卢浮宫的展出空间翻了一倍，我们现在看卢浮宫展示空间就在地下，同时在上面它非常小心谨慎地露出了冰山一角。”
作为世界四大博物馆之首，扩建前的卢浮宫，只是一个外表奢华的城堡，甚至不具备正规博物馆的基础条件。1980年代初，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请来贝聿铭负责改造项目，这位普利兹克奖得主以一个玻璃金字塔担当中央入口，通往解决文物储藏问题的巨大地下展区空间，由15位世界著名的博物馆馆长遴选并获得13位馆长青睐的设计方案一经公布，遭到了公众的激烈反对。
1985年，贝聿铭受聘同济大学名誉教授，2007年，他在家乡苏州度过80岁生日，对前来贺寿的伍江谈起卢浮宫金字塔的尺度问题。贝聿铭回忆，为了回应质疑、明确新建入口的尺度不会对历史造成破坏，他用金属杆和缆绳在卢浮宫现场制作了一个一比一的模型，请市民和旅游者评判，最终，这座如钻石般的金字塔，征服了法国人，也彻底“复活”了800岁的卢浮宫。
卢浮宫玻璃金字塔（拍摄：李辉，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2023年）
“卢浮宫金字塔是后代对在前代基础之上，为了满足新需求进行的一次改造。高明的城市更新，不是经过更新之后一点都看不出来、一点都没有时代痕迹。”伍江认为，中国有很多更新项目既能体现对历史的尊重又能够体现足够的时代精神，但同时把时代的创新性跟历史融洽地协调在一起，目前还没有出现。
双城奔赴，新旧共生
被称作“东方巴黎”的上海，也正在成为巴黎学习的对象。
2021年，在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授勋仪式现场，法国驻上海总领事表示，通过与外国同行之间的密切对话，伍江教授也为法国带去了新的视角。
伍江告诉记者，所谓的新视角，有些属于路径上的，是由中国的管理体制造成的，还有一些是观念上的。
“巴黎人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它的成片历史街区里面不允许有高层建筑。上海中心城区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本身是各自分开的，从来就没有提过说把历史街区围起来，然后在外面造新区。上海选择的是高低错落、新旧融合。”
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在塞纳河畔举办的《奔流：从上海出发——全球城市人文对话》现场，伍江在主旨演讲中表示，在世界范围内，很少有城市能像上海这样，将其母亲河两岸的滨水空间百分百地开放为公共空间，曾经深受污染的河边，如今已蜕变为公众喜爱的休闲之地。
为推动上海公共空间高品质发展和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升，十年前，上海启动了两年一届的“SUSAS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探索文化艺术、科学技术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融合。
2023城市空间艺术季白猫主展馆（摄影：田方方；来源：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官网）
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学委会主任由伍江担任，他指出，巴黎把城市的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完全融入了的日常。在巴黎，可能你吃饭的餐馆、甚至自家的住宅，就坐落在历史建筑里，而巴黎人可能下班休息甚至中午的时间就会去美术馆看展、去剧院看一场表演。
伍江表示，上海目前已经拥有较为丰富的文化设施，但距离将历史文化遗产融入当下生活、将文化精神享受融入生活日常，还有一定距离。
探索可持续的城市更新
巴黎奥运展现了更绿、更平等、更可及的可持续理念，而上海也在持续探索城市更新的可持续路径。
2024年2月，根据《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相关规定，上海市城市更新专家委员会正式成立，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上海市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同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伍江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7月15日，上海市城市更新领导小组办公室在衡复艺术中心举办上海市城市更新专家委员会座谈会，伍江分享了关于上海城市更新中的几点思考，从当下的堵点、难点入手，深入探讨城市更新中的路径以及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策略。
关于当下的堵点、难点，应聚焦人民群众急盼解决的问题，如：老旧小区生活品质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完善新建城区的公共服务设施系统、加强各类园区的生活服务设施建设、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适老化改造；应加强城市体检，及时发现问题，瞄准城市更新对象，如：清点城市核心服务功能的缺项和基础生活服务功能的洼地、盘清并有序释放城市存量低效空间资源、提高城市体检单元的颗粒度、研究时代新需求，特别是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新生产空间需求；应梳理现有相关法律法规、管理制度和政策对城市更新新要求的束缚。
关于解决城市更新问题的路径，伍江提出：建立健全与城市更新要求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健全与城市更新要求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培育完善与城市更新要求相适应的土地产权市场体系；探索与城市更新要求相适应的资金平衡机制；及时总结城市更新成功案例；鼓励城市更新实施主体多元化。
最后，伍江给出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一系列策略：制度设计先立后破；模式探索先行先试；项目推进先易后难；更新规划先近后远；更新行动求稳求精。
8月2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法规。
作为同济大学联合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院长、长三角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研究院院长，伍江指出，“可持续”意味着更加“有机”，城市更新走出可持续新路，就是要在有机更新上下更大功夫。
（特别感谢：法国旅游发展署 Atout France、上海市建筑学会建筑摄影专业委员会提供素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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