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满怀理想与希望，却遭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背叛迎头一击的一年，那么1934年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这一次的失败对于中央红军来说无疑是痛苦的。
红军的武装力量本就弱于国民党军队，即使中央红军很快开始了战略转移，但依旧遭到国民党军队和各地军阀地主的围追堵截。
在这样的背景下，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拨乱反正无疑是有着无比重要意义的。
正是由于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队伍，在接下来的革命事业中，才不会出现将别国经验生搬硬套到中国土地上的情况。
但是，即使在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及前几次反围剿中，毛主席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在指挥上的优秀才能，在当时的红军队伍中，依旧是以共产国际指派来的人作为第一领导。
在遵义会议上，有一个人极力促成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也投出了关键的一票，这个人就是王稼祥。
王稼祥是什么人？他又在这其中做了什么呢？
旅苏回国
王稼祥出生于1906年，他的家乡在安徽省泾县桃花潭镇，因为幼时家境很好，所以他从小就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也在那个国家危亡之时，怀揣着济世救国的理想。
十八岁那年，王稼祥考入了安徽省芜湖圣雅阁中学，在那里，他认识了很多怀有救国济世情怀的同学，并且接触到了许多新思想。
作为一个不到20的年轻人，王稼祥很快就受到进步学生和进步思想的影响，并且还在一年后走上街头，参加了学生运动。
除了学生运动以外，王稼祥也用自己的双眼见证了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压迫和蚕食，深深的意识到现有的政府不能领导人民走向胜利。
这也让他开始思考，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三民主义，真的能够救国家于危亡吗？
基于这样的思考，在接触了共产主义以后，王稼祥就深深的意识到，相比于国民党，共产主义更有可能救中国。不久后他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但王稼祥做的不止于此，在加入共青团以后，王稼祥对于共产主义有了更深的理解，但也有了更强烈的求知之心，那一年冬天，他决定赴苏留学。
就像是唐朝的玄奘法师想要求取真经一样，王稼祥也想要在苏联学到足够的革命知识，好回到国家，把自己的祖国从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困境中解救出来。
这一趟赴苏之行，就过去了整整5年。五年里，他在苏联刻苦求学，但中国的革命局势却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
1925年王稼祥赴苏联的时候，国内的共产主义事业才刚刚兴起。
不久之后，国共开始第1次合作，开展土地革命，又在1927年在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下，遭到国民党的清算和打压。
等到王稼祥从苏联回国的时候，红军不但已经建立起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已经正式有了自己的武装部队。
也正是在王稼祥回到国内那一年，蒋介石取得了中原战争的胜利，算是真正在山头林立的国民党内部取得了主事的权利。
1930年蒋介石将目光落到共产党的身上，正式对这个眼中钉、肉中刺，展开了所谓的“围剿”。
王稼祥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在苏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整个中国大地还笼罩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王稼祥于此时入党，可以说是革命之心坚贞虔诚。
回到国内以后，因为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他一开始从事的是文化宣传工作，在1931年年初，曾作为《红旗》和《实话》的总编辑，在文化和舆论领域展开革命工作。
正是因为在苏联求学的经历，王稼祥也很快受到中共中央的信任，在同年4月，他就被调往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担任主任工作。
也是在那里，王稼祥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并且与毛主席有了许多工作上的往来。
志同道合
在革命时期，许多早期曾经旅苏留学、并且深受共产国际信任的领导人，都由于自身的傲慢，以及对中国革命情况的疏忽，很容易在指挥上出问题。
但王稼祥虽然是个革命理论家，却没有这样的毛病。他深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在回国后，他对于国内的情况和作战方针的制定，从不盲目指挥，而是以听取和学习为主。
在江西的中央苏区工作以后，毛主席给王稼祥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王稼祥后来回忆毛主席的行事风格，和他曾经见过的那些苏联领导人全然不同。毛主席说话实在，通俗易懂，从不会夸夸其谈，这样的言谈作风无疑是很适合领导农民运动的。
而在他们这些党员干部与毛主席相处的时候，毛主席也从来不会摆架子，不像许多苏联领导人，会把发脾气视作一种展示威严的方式。
而王稼祥在参与工作以后从不会指手划脚，不会以外行指导内行的做事风格，也无疑得到了中央苏区众多军事将领的欣赏。
在第2次、第3次反“围剿”作战的时候，王稼祥都参与了作战方针的制定会议。尽管他在会议上不会轻易发言，但他也清楚的知道，是谁领导红军取得了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比如说在第2次反“围剿”的时候，就有许多人面对国民党来势汹汹的大军压境，做出了退却的选择。
这其实是很好理解的。国民党当时虽没有将红军的根据地放在眼里，但也是派出了数倍于红军人数的正规军军队，不但在人数上有优势，在装备上也处于碾压地位。
但红军领导人中，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看穿了国民党军队的问题，并且提出了诱敌深入的策略。
在这个策略的指导下，红军取得了第2次反“围剿”作战的大胜利。不但让国民党军队没能对我军主力造成打击，还多次攻击敌军薄弱环节，取得了几场大胜，缴获了不少物资。
在红军进行反围剿作战的时候，王稼祥也始终跟随红军共同行动，在作战的过程中，他不但可以直接听到毛主席对于作战方针的分析，还可以就近向毛主席进行请教。
这些在毛主席领导革命的实践中积累下来的经验，对于王稼祥来说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伴随着一场又一场的胜利，王稼祥清晰地感受到，谁才是能领着红军打胜仗的人。
军队的指挥官并不是一个可以在权力场上博弈的位置，因为他身上肩负着的是所有战士们的性命，这个位置必须交给有能力获得胜利的人。
而毛主席在红军中的指挥地位，却在当时遇到了不小的危机。
战略转移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不但对共产党人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也使陈独秀引咎辞职。
这场国共联合发起的土地革命最终走向失败的结果，对共产党造成的影响远不止于此。
在陈独秀辞职之后，接替他的位置成为共产党领导者的是向忠发。
如果从出身上看，原本是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无疑是合适的共产主义者。他又是在共产党刚刚成立不久就参与了工人运动领导人，在身份上也能服众。
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无疑是没有机会接触良好的教育的，他的文化水平让他无法担任党内真正的指挥工作，只能寄希望于李立三。
李立三是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的年轻人中的一员，并且在回国后就加入了共产党。
当年一起勤工俭学的人，包括周总理、邓小平、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可以称得上是人才济济。
但是李立三作为一个年轻人，在思想上相对比较激进，又受到了共产国际纠正右倾路线的影响，对于国内局势的预估相当乐观，逐渐走向了左倾的道路。
当时，共产国际认为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马上就要彻底爆发，这正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最好机会。李立三回国以后，也认为红军武装有了与国民党正面对峙的条件。
再加上共产国际一直在与李立三的信件往来中强调，中国的革命已经到了最重要的时刻，因此他在1930年的时候，集中红军的力量想要攻打大城市。
一直以来，红军走的都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在这其中取得的胜利给了李立三错误的信心，但红军与国民党部队在大城市上的力量，是完全不能抗衡的。
舍弃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和运动作战的优势，在全国中心城市的起义和攻打中，共产党所拥有的武装力量，受到国民党部队的严重打击。
在那以后，李立三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且离开了领导位置。
但共产国际对于这件事情却相当不满，在随后派遣了众多苏联留学生，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想要依靠这样的力量，控制中国革命的路线。
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博古成为了中央的领导人，而博古在军事上所依靠的李德，也成为了中央红军的领导人。
李德虽然有一个中国名字，但他实际上是一个德国人，原名叫奥托布劳恩，毕业于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
被派到中国领导革命以后，李德常常在自己的“独立房子”里面，根据地图指挥作战。
要知道，当时的地图精度远远不如现在，在地形上无疑有着许多误差，哪怕是地形精准，依靠地图指挥作战都会出现问题，更何况是这样粗糙的地图呢。
并且他对于中国的革命形势也不了解，对于前线作战的情况更是一无所知，只会纸上谈兵，把自己在军事学院学到的知识生搬硬套到作战当中。
博古和李德两个对中国革命不够了解，又十分刚愎自用的人，直接导致了第5次反“围剿”作战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战略转移。
这一次严重的失败，让王稼祥深刻的意识到，不能把红军的指挥权交给博古和李德这样没有能力的人。
遵义会议
尽管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红军开始长征，但领导人的更换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博古和李德依旧在队伍中处于指挥地位。更何况还有共产国际的压力摆在眼前。
只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一次失败，对于将士们来说是一次很严重的打击，他们对博古和李德两人的指挥正确性产生了质疑，而毛主席又一次用湘江之战的胜利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终于，在1935年，红军拿下遵义县城之后，中共召开了一场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场会议正是由王稼祥提出的，目的是要检讨第5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
当然，除了检讨失败原因总结经验之外，王稼祥更想做的是确立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让红军的指挥权回到真正能让他们打胜仗的人手中。
这也是他和其他红军领导人在遵义会议之前就已经达成的共识——中央红军虽然开始了战略转移，但是博古和李德甚至没有办法确定转移的目的地是哪里。
王稼祥和张闻天都认为，只有让会打仗的毛主席来处理，才能保证红军的有生力量。
当然，在这个时候召开遵义会议还有一样好处，由于中央红军处于战略转移时期，已经和共产国际彻底失联了，趁着这个机会完成红军领导人的更换，也可以最大程度上避免共产国际的干扰。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王稼祥还和张闻天一起查找了共产国际与博古，李德两个人的书信往来，并且找到了两人不遵循共产国际指挥的证据。
就这样，这场决定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命运的会议正式召开，召开的地点就在红军刚刚打下的遵义县。
在会议上尽管博古作了反省自己的总结报告，但他在报告中显然没有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反而将客观因素作为主要原因。
反倒是周总理站出来，把第5次反“围剿”失败的责任揽到了自己的身上。
其实对于是谁的问题，哪里出了问题，与会的人大多都很清楚。博古的态度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不信任。
随后毛主席发言，把自己的计划和指挥方针做了详细的阐述，博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和支持。
这其中，王稼祥就第一个站出来表示赞同，不仅如此，他还对博古和李德在第5次反“围剿”中犯的错误进行了总结和批评。明确的表达了自己支持毛主席的态度，还首先提出应该由毛主席来指挥红军。
周总理则在王稼祥提出建议以后立即站起身支持。
周总理留学回国以后，在革命队伍中一直担任比较重要的位置，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更是在上海主持地下工作大局，我党的地下情报机构几乎是他一手创建的。
有王稼祥和周总理两个党内重要的领导人支持，毛主席得以顺利接过红军队伍的指挥权，确立了自身在革命队伍中的领导地位。
尽管出于对共产国际方面态度的考虑，毛主席暂时没有接过领导人的位置，但是他在指挥上的才华已经受到了众人的认可，可以说，正是遵义会议拨乱反正，接下来毛主席才能领导红军走上胜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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