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学术研究渐行渐远
曾有学者感慨地说：“要是早知道当个院长这么累，就不干了。原来只当个教授多清闲啊。”其中有些无奈。中国的教育资源配置体系基本上还是依据行政一条线，拥有了校长、院长等职位，自然就有了资源配置的权力，也有了获得更多资源的机会。
因此，很多学者自然而然地“研而优则仕”。学者在出任各种行政职务之前，心中多数所想的是——以行政促进学术，多数还是将学术发展放在第一位，将行政管理工作放在第二位的，认为自己本质上还是个学者，还是要把学问好好地研究下去。
然而，这个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梦想”，学术总体上离这些院长们越来越远。不管他们本人是否愿意，一旦担任行政职务后，各种繁琐的事务就扑面而来。作为院长不仅要考虑学科发展问题，还要考虑人事、教学、创收等各种事务，更要迎接各种检查、处理各种突发事件。院长们能够用于学术研究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所能够做的就是将一些学术想法布置下去，自己就是“把把关”“掌掌舵”。不能否认这样出来的成果也有很优秀的，但总体上是没有他们亲自动手研究出来的成果出色。
曾经有相当一批中青年学者引领当时的研究前沿，各种期刊上总是能够看到他们文采洋溢、思想深邃的优秀文章。但是现在在期刊上已经很少看到他们的文章，偶尔有之也是和学生合作的。倒是在各种学术会议、教育工作会议、甚至商业性质的各种论坛上经常看到他们出席和发言。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
首先是行政职务往往抑制了科研创造。当官肯定要面对各种行政事务，召开、出席各种工作会议。这些本来很具有发展潜力的学者，于是离学术研究渐行渐远。
中国更需要学术大师
为什么中国现在培养不出“学术大师”？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优秀的学术人才走入行政体系，将他们的学术发展道路阻断了。尽管没有统计过，但是可以肯定的说，中国高校的校长们、院长们基本上占了中国一流学者的大部分，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最优秀的学者。他们不再仅仅从事学术研究，还从事了学术研究的管理工作。尽管他们的管理工作可能同样出色，但是与出色的学术管理者相比，中国现在可能更加需要学术大师。这是学者当官的第一个不利之处。
第二个不利之处是放大矛盾。如果说学者当官由于挤压了学者本人的学术研究时间而不利于其个人学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人的损失，那么由此引发的学科矛盾则是学者所在学院、高校的损失。
学者做了院长、校长等后，为自己的学科和领域争取学术资源是自然的倾向。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样的做法肯定会引起其他领域和学科的不满，很多矛盾因此而产生。恩怨交织之下导致校内学术合作难度远远高于校际之间的合作难度，这也成为了困扰高校发展的一个顽固性较强的障碍。既然当官不利于学术发展，那么为什么不少学者乐此不疲？这是因为，没有一定的“官位”为后盾，往往就没有相应的话语权，不能参与资源的分配，因此要积极地为所在学科和自己争取资源。当然，也有学者能够保持学术研究的清醒，拒绝了当官的诱惑。
然而，优秀的学者并不一定是优秀的管理者。学者的优秀标准和学术管理者的标准有着很大的差异。不擅于管理的学者，将会导致学校、学院一团糟。这可能是学者当官的第三个不利之处。“术业有专攻”“分工出效率”的基本原则，为什么一到了高校领域就被忘记了呢？
让教授安心学术发展
那么，怎么改变这个现状？解决思路实际上很简单，那就是让学者成为学者，让学者的学术性更强一些，不要求他们担任行政职务，让他们专注于学术发展。
在海外学者甚至一些国际知名学者中，很少有担任所在学院或者学术机构负责人的，他们名片基本上只有一个教授或者博士头衔。他们基本上只担任教职，较少担任行政职务。在美国高校中“faculty”和“staff”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分，后者是为前者服务的。院长的一个重要职责是筹款，为学院发展争取各种资源，院长职位并不一定由教授来担任。但是资源分配却是由教授委员会决定的。
有鉴于此，在我国要让教授安心学术发展，而不是非得去挤当官的独木桥，就要从几个方面着手。一是组织上在选拔干部时尽量不要再坚持“研而优则仕”的原则，尽量少干扰学者的学术成长之路。应选择具有管理才能的人才担任学术组织的管理者，并且要求任职期间的专业化。二是建立制度确保学者们具有学术资源配置权。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都需要相应的资源支持，学者们对于资源如何才是最优配置无疑有着最大的发言权。
现在高校的管理者本身也是学者，二位一体来进行资源配置，由此也就出现了上述不利局面。因此要分离二者的职能，设立教授委员会等类似组织来决定资源的配置，院长等的职责主要是向外部争取资源而不是分配资源。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改革就是要破除制约我们发展和创造的障碍。
中国的大学要具有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要成为中国创造的主力军，那么就要采取有利于学术发展的制度安排，而不是在既得利益的制约下只满足于修修补补。清除“官本位”对学术的侵蚀，高校“去行政化”就让我们从学者不再当官做起吧。
热门跟贴